陈童君等丨面向中国：中日文化研究所的战后时代

“中日文化研究所”是1946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文化机构。其源起于1945年创立的上海《改造日报》，致力于创办刊物、翻译中国文学、介绍中国木刻运动等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建立了象征中日友好的“沫若文库”。然而，该机构的历史活动与地位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充分关注。

本书以“中日文化研究所”的会议记录、业务报告、运营档案、成员手稿、书信、笔记、海外通信记录等史料为基础，研究该机构的源起、演变、人员、活动，详述该机构与中国文学界的密切联系，旨在通过新出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突破以“日美”二元关系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重新发现战后日本文学史的“中国面向”。

▲《面向中国：中日文化研究所的战后时代》陈童君等，上海人民出版社丨光启书局，2026，总论从郭沫若到东京中日文化研究所｜第一节本书缘起

2016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丛书《中日一百二十年·文艺评论作品选》第4卷中收录了郭沫若的一篇日文评论作品——「日本の文化工作者へ」。据丛书编译者的注释，该文系郭沫若的作品《寄日本文化工作者》的日文译本，中文原作最初刊载于上海《日本论坛》1946年8月号。《日本论坛》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改造出版社创办的一份面向中国读者的日本研究刊物。郭沫若的《寄日本文化工作者》发表于该刊创刊号，当时被视为中国作家关于战后日本的重要评论。不难推测，岩波书店在二战结束约70年后将其重新翻译并介绍给日本读者，正是基于这一文本在中日文学关系史与战后思想史上的史料价值。

但实际上早在1946年9月，上海发行的日文杂志《改造评论》就刊载过《寄日本文化工作者》的日文版，这一事实长期不为人知。《改造评论》由上海改造日报馆创刊于1946年6月，当时定位为一份面向日本读者的日文综合性杂志。创刊之初，该刊自诩为“战后中日文化新交流的最权威渠道”，但很快于当年年底前后停刊。由于除创刊号外的刊次长期未见实物流传，《改造评论》一度被视为仅存在于传言中的“幻影”杂志，实际面貌无人知晓。然而，随着近年相关档案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陆续注意到，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保存有《改造评论》第2—3号的原刊本。借助于新发现的《改造评论》期号，日文版《寄日本文化工作者》也重新进入学界视野，并成为探讨战后初期中日文化交流史及其言论传播史的重要文本。

日文版《寄日本文化工作者》在内容上与同期的中文版保持一致，但在形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尤为显著的是，日文版正文中间插入了一幅郭沫若本人的写作照片，而这一要素在中文版中并未出现。这一细节暗示，该文自始便是面向日本读者而写。对此，时任《改造评论》主编的金学成在晚年回忆中曾提到：“一九四六年夏，周恩来同志在上海思南路住处（周公馆）招待上海新闻界，抗议蒋介石发动内战。招待会结束时，他指定我留下，对我说：‘你们办的《改造日报》很有意义。’并指示我请郭沫若同志写《寄日本文化工作者》……（中略）日文《改造评论》在第二集上登载了郭沫若的《寄日本文化工作者》，并由《改造日报》电台拍发日本。”由于过去学界一直未能发现《寄日本文化工作者》被电送至日本的确凿证据，金学成的回忆长期未受到重视。而据笔者调查发现，东京《朝日新闻》曾于1947年元旦刊发过日文版《寄日本文化工作者》，这篇文章的日文标题为“日本の文化工作者に寄す”。与《改造评论》一样，《朝日新闻》刊发的《寄日本文化工作者》同样在文中配有一张郭沫若本人的照片。该照片附有一段说明文字：“本文作者郭沫若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目前正在上海开展活动。郭氏通过本社广泛呼吁全日本友人，希望构建中日之间的‘桥梁’。本文经由设立在东京的中日文化研究所寄稿至本社。”

图1：日文版《寄日本文化工作者》及文中郭沫若像 — ▲《图1：日文版寄日本文化工作者及文中郭沫若像》

这里所说的“设立在东京的中日文化研究所”，实际上是今日位于东京都三鹰市的国际教育机构“亚非语言学院”的前身。亚非语言学院隶属于日本亚非文化财团，根据财团社史《亚非文化财团之二十五年》记述，东京中日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中文研”）的创办者是《朝日新闻》前驻华特派员菊地三郎。1945年日本战败后，菊地三郎在上海结识了《改造日报》的社长陆久之，并借助其力量成功建立起与当地中国文化界的广泛人脉。在上海期间，菊地三郎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以文化为纽带联结战后日本与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跨国性民间交流机构。1946年5月，菊地三郎离开上海返回日本，他随即在东京银座教文馆大楼的一间办公室悬挂起“中日文化研究所”的牌子，“中文研”由此成立。当时菊地认为，若能邀请中国左翼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参与合作，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根据菊地三郎写于1947年的一份手稿《“在上海日本共产主义者同志会”报告》，“中文研”在创立之初“与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派人士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郭沫若，他明确表示愿为日本的民主革命积极协作，并欣然同意支持中日文化研究所……（中略）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加深了与这些人士的接触，尤其是郭沫若、茅盾、田汉、叶圣陶、翦伯赞，他们实际上成为中日文化研究所的中方顾问。通过这一关系，我们不仅确立了与中国民主文化界的全面友谊，也为此后联结中日左翼文化界打下了基础”。同时，郭沫若还于1947年2月致信“中文研”，提出由其管理自己的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出版事务，并希望“中文研”能帮助照料他在日本的家人（见图2左）。这也成为多年后“中文研”建立日本郭沫若文库的远因。

1957年，“中文研”在郭沫若的协助下建成日本“沫若文库”暨“亚洲文化图书馆”，1962年又进一步将其发展为亚非文化财团管理的“亚非图书馆”和“亚非语言学院”。此后，“中文研”的机构功能逐渐被后两者所替代，其创立之初的中国渊源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被世人所遗忘。然而，距今80年前的“中文研”战后初期活动相关史料，实际上一直典藏于日本东京都三鹰市的亚非图书馆。亚非图书馆现藏的这些史料，包含有“中文研”战后早期活动相关的内部会议记录、业务报告、运营档案、成员手稿、书信、笔记、海外通信记录等大小近千余件一级文献，大部分是未公开过的新出史料。举例而言，关于前文提及的郭沫若日文作品《寄日本文化工作者》，1946年12月12日的“中文研”内部会议记录中可见“17日郭先生的《日本工作》”之记述，同年12月18日会议记录则写有“向《朝日新闻》学艺栏提供《文化工作》”。另据亚非文化财团社史记载，1946年“中文研”成立之时，“上海的郭沫若先生在当年12月因感受到国共内战的危机，不得不被迫流亡香港。但他仍从香港向东京的中日文化研究所寄送资料，持续给予我们以援助”。由此可见，前述金学成回忆中所称周恩来“请郭沫若同志写《寄日本文化工作者》”“并由《改造日报》电台拍发日本”一事，确有史料可资印证；郭沫若的《寄日本文化工作者》确曾在战后日本媒体上公开发表，而这项对日文化工作正是依托于“中文研”的协助，在1947年1月得以实现的。

以郭沫若相关史料为中心，亚非图书馆目前收存有与战后中日文学关系史、文化交涉史、左翼运动史、民间友好运动史相关的大量一级史料。为系统整理并深入研究这些新近发现的珍贵史料，亚非文化财团于2023年组建了“中文研”史料研究团队“中日文化研究会”，其主要成员包括笔者（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陈童君，中方代表）、日本大学教授高纲博文（日方代表）、亚非文化财团理事长木村实季、日本东大阪大学教授赵梦云、同校教授渡边琉璃、庆应大学讲师山口早苗、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助教骆丰、日本町田市国际版画美术馆研究员町村悠香等中日双方学者。从2023年7月开始至今，团队定期举办了前后15次内部研讨会，针对“中文研”战后活动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和文献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电子数据化方式建设档案，由笔者将其命名为“中文研档案”。2025年夏，为了能够向海内外学界公开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团队商定以笔者陈童君为第一作者，共同出版一部专门研究1946— 1957年“中文研”战后草创期档案史料的学术著作。此为本书之缘起。

大约在15年前，我读到日本作家堀田善卫所写的一部回忆录，题为《邂逅之人们》。这部回忆录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堀田善卫已步入人生的最后阶段。书中，他回溯了自己一生游历世界各地的经历：从1945年的上海，到1956年的新德里，再到莫斯科、开罗、巴黎、布拉格、阿尔及利亚与马德里。在他看来，与形形色色的异国他者的相遇，正是支撑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的力量源泉。在这些邂逅之中，作家通过“他者之眼”不断重塑自我主体，延续自身的创作生命；每一次邂逅之于作家，既是文学记忆的留存过程，也是文学生命的生成过程。

同样是在15年前，我迁居日本东京，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中开始了博士阶段的留学生活。我师从安藤宏老师，彼时他担任东京大学国文学研究室近现代文学方向的教授。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安藤老师面谈时的情景。当时的我尚且年轻，对自己驾驭理论话语的能力颇为自信。那一次，我提交了一份自以为兼具宏大视野、理论深度与学科前沿性的研究计划，满心期待能够获得赞许，现实却恰恰相反——所谓文学理论，不过是一些不学无术之人，为自身的无知所寻找的托辞——这是当时我所得到的锐评。

将所有文学理论一概视为旁门左道的说辞，当然是一种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偏见”。然而，正是这一“偏见”，却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选择。过去的15年里，寻访文学史料、整理文学史料、研读文学史料，占据了我研究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对我而言，与文学史料的邂逅，仿佛乘坐一台时光机重返历史现场，与那些曾经鲜活的历史生命直接对话。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发掘那些被湮没于正史背后的边缘人物、边缘事件、边缘视角与边缘声音，而这些，恰恰与文学书写的本源志向相契合——至少我始终如此认为。

与文学史料的邂逅，同时也是与许多同样热衷于史料寻访的学友与师友的相遇之旅。一个人的旅途终究难免孤寂与无力，容易误入歧途，失去方向。而正是因为在史料寻访的过程中不断邂逅诸多志同道合之人，我才得以在步履蹒跚中坚持行走至今。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之于我，正是对15年前初读堀田善卫《邂逅之人们》的一次迟到的回应。

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了众多学友、师友及相关机构的鼎力协助。高纲博文、木村实季、赵梦云、渡边琉璃、山口早苗、骆丰、町村悠香七位同仁，既是本书的共同执笔者，也是史料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是本书得以在相对短时间内形成较为成熟成果的关键支撑力量。

我所任教的南京理工大学，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出版经费支持。日本亚非语学院及其附属亚非图书馆，无偿提供了撰写本书所需的全部史料资源。此外，日本东京大学国文学研究室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也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国际协作支持。与此同时，亦须感谢本书的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以及责任编辑肖峰先生，在学术出版环境趋紧的背景下，仍慨然相助，使本书得以顺利问世。

最后，如同我此前出版的三部著作一样，本书谨献给始终理解并支持我的妻子李菲菲女士。

2026年4月于南京

・本次推送内容为《面向中国：中日文化研究所的战后时代》一书的“本书缘起”和“后记”。

・感谢出版社和作者授权转载。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木村实季：日本社团法人中日文化研究所专务理事、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亚非文化财团理事长。

赵梦云：历任日本东大阪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客座教授。文学博士。

渡边琉璃：日本东大阪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山口早苗：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学术），现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讲师。

骆丰：日本多摩大学讲师，社会科学博士。

町村悠香：日本町田市国际版画美术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