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底，我去东京交流，4月23号在东京大学讲2世纪古罗马拉丁语小说《金驴记》里的哑剧舞蹈（这部小说在明治日本有结合歌舞伎文化的本土化翻译），讲座在5点开始，在3点我在涩谷与东大王钦老师见面，就他《零度日本》一书交流。在读这本书时，就非常感慨他用批评理论思维和视野将新海诚动漫、新宿牛郎酒吧、应援少女等日本亚文化纳入自己的体系里，和他交流后，王老师更是妙句连珠，让人甚为佩服。当然，正如书里在介绍日本社会学家对应援少女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时说的，学者们打着为边缘群体说话的口号，用大词对流行现象进行话语收编，最后用产出的学术为自己在学界评职称，无异于对边缘群体进行了一词语词暴力和将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对象为自己进行学术资本积累，完成一轮学术界新自由主义游戏。因此，这本书一方面将如何把流行文化研究和主流话语对话进行了实践上的展示，另一方面也对这背后的文化政治进行了反思。
在东大讲座之后，西洋古典学教授日向太郎老师请我在东大附近一传统日本家庭餐馆吃了日式火锅，也喝了不少清酒，坐地铁回到六本木酒店后，本来该睡觉，特别第二天还有飞机。但还是不甘心，觉得应该考察一下《零度日本》里面提到的新宿歌舞伎町，于是洗了个澡换了身装，坐地铁大概晚上11点多到新宿。当时正处于热闹时候，人潮涌动。当然，我只是在歌舞伎町各个牛郎酒吧前走马观花观看，没有走进去考察，有销售用英文或中文来拉我，我都故意和他说法语，表示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也无法和他交流。不过，我突然想到，很早的时候曾经囫囵吞枣读过一位在美国任教的日本人类学家竹山明子写的《引诱的展演》，研究的就是新宿的牛郎酒吧。在对这一区域有了具体感性认识后，我又找来该书阅读，和上次相比，这次读得更加津津有味。作者从80年代日本新自由主义化将整个东京变成一个主题公园（包括我酒店所在的六本木地区时尚崭新的玻璃写字楼和高档住宅区也被作者讨论）的情况下，牛郎酒吧怎么为父权制下的日本妇女想象自己是新自由主义下的主体提供了机会，而工作的牛郎们又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情感劳动者。特别是，作者从表演和戏剧研究的角度，强调牛郎为妇女们在装潢精美的酒吧里服务，本身是一种带有戏剧性的展演。这让我想到，我在东大讲座里讨论了《金驴记》小说里开端男主人公和一被他看作是维纳斯的女仆在家里偷情是一种家庭剧场式的对古希腊神话里马尔斯和维纳斯偷情的哑剧展演，和作者讨论的牛郎酒吧是一展示各种暧昧关系的迷你剧场出奇得像。当然，第二次读这本书后，我感到作者虽然是人类学家，她的田野是不够的，她一开始认识销售后就急于要求对销售进行采访，后来直接和酒吧老板说明自己是研究者，得以在非高峰阶段免票入场，作者没有以参与者的方式将自己带入到田野现场。不过，不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评判，这本书是极其出色的以田野为基础的文化研究著作。
如果说《引诱的展演》里的人类学田野不够话，澳大利亚人类学家鲍迪奈《欲望的机制》一书对新宿歌舞伎町附近的日本同性酒吧聚集地新宿二丁目的田野就是高度人类学式的浸入式参与者观察研究，正如作者坦诚，自己在二丁目的“夜夜笙歌”的暗中观察下，在结识的50多位采访者里，锁定了Shotaro, Junho, Yoichi, Haruma四位日本男同青年，以他们的生命传记书写为核心，讨论他们对和同性有关的媒体产品消费所代表的的虚拟性和在二丁目酒吧消费所代表的的现实性之间的互动和张力。作者揭示，这些男同们所欣赏的男性气质是日本主流父权社会塑造的硬汉形象，不是一般主流印象里易于和同性挂钩的软男、娘炮形象。进而，针对英语世界性别研究里强调的性少数挑战主流性别想象的观点不同，作者基于日本案例，强调这些新宿二丁目游荡的男同们没有对主流性别机制进行挑战，恰恰是以同性欲望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了日本主流的父权社会下的男性想象。值得一提的是，鲍迪奈是少数的亚洲研究全能选手，我最早知道他，是他为我23年谓无名书单里介绍的《剑桥K-pop指南》里写的日本K-pop粉丝如何将韩国男团进行配对式消费的章节，24年7月在印尼开亚洲研究年会时，又从性别研究者Charlie Yi Zhang老师那听说鲍迪奈对泰国耽美剧BL的开创性研究著作。的确，在他的简历里，他精通日语，同时通韩语、泰语和汉语。不过，从国内主流学界审美来看，鲍迪奈那么出色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实践能力，却用来研究这些无法登大雅之堂的题目，似乎可惜了…。
当然，作为历史学训练出身的我，在阅读以上两位人类学家关于新宿不同街区的研究著作里，我觉得无论其田野方式如何，共同问题是历史感不够，没有对所研究的新宿街区有足够的历史背景分析。在这方面，记者出身的东亚跨国史学家宋念申的新著《邻里：一个东北城市的空间、国家和日常生活》里有很好的弥补，作者对从清初到当代的沈阳西塔街区怎么在明末清初满蒙藏多族群互动下被构建为一个藏传佛教神圣空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俄博弈下成为东北亚枢纽和旅游景观、到改革开放后成为东北引进韩国外资的跨国文化展示区进行了结合历史档案、口述史和民族志调查的跨区域史视野下的长时段记录。在强调西塔的日常生活部分，作者对在日本殖民下，西塔成为日本殖民景观下的风月场所和在改革开放时期在吸引外资情况下，风俗业重新复活进行了一定的介绍。在这方面，《邻里》和以上两本著作有了对话空间。不过，这尽管不是作者关心的主题，但作者对西塔地区娱乐文化的长时段介绍，已经和去年谓无名书单里的我介绍的历史学家费嘉炯（Andrew Field）和社会学家詹姆斯·法瑞尔（James Farrer）合作写的从民国到2015年的上海酒吧的《上海夜场》(Shanghai Nightscape)有了可比之处，未来感兴趣的学者完全可以《邻里》里的研究为基础，以《上海夜场》为指引，对从日治时期到当代西塔地区的夜场里的表演文化进行长时段研究。特别是，如果书里已经简单介绍，当代西塔地区娱乐文化受韩流影响，40年代日本殖民时期，恰恰是研究殖民时期韩国的历史学家强调的第一次韩流时期（这方面可以见泰勒·阿特金斯（Taylor Atkins）的《原始的自我：1910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凝视下的朝鲜风物》【Primitive Selves: Koreana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Gaze, 1910-45】，加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西塔地区肯定有来自韩国的流动表演者。如果《上海夜场》里记录的是在上海20、30年代对欧美爵士时代的回应，以及改革开放后，通过基于香港和海外的酒吧从业者的中介，怎么重新把欧美音乐文化介绍到上海。基于西塔的娱乐文化长时段研究，未来研究者可以探讨欧美之外的日韩另类音乐现代性谱系如何在中国被消费，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通过韩国渠道引进西塔的外来资本所附带的娱乐文化的研究，直接涉及到90年代韩流早期在中国的回应。按照主流标准叙事，2001年韩国第一代男团H.O.T.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演唱会，开创了韩流席卷中国的浪潮，并在《北京日报》报道里出现了“韩流“一词，该词后来返回到韩国，成为了主流的Hallyu一词，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间，一定有基于东北（特别沈阳）对韩国流行文化的更加复杂的自下而上的奠基性和草根性接受，并为后来H.O.T.在北京登台奠定基础（我疫情期间在成都做韩舞田野时，注意到当地最著名的、在韩国比赛拿过冠军的舞团的团长是延边朝鲜族，采访中她也和我说过小时候接受到的大量来自韩国的流行文化产品的影响）。另外，鲍迪奈《欲望的机制》里四位主角之一Junho是在东京韩国移民社区新大久保长大的韩国裔日本人（Zainichi），《邻里》这本书可能也可以启发下日本史学者怎么从长时段角度对新大久保进行类似研究。
在结束了4月东京之旅后，我去首尔待了三天，酒店在弘大地区。到达首尔第一天晚上，我去酒店附近弘大酒吧区走马观花逛了下。如果说东京六本木、新宿夜生活在静谧的阿波罗式的日本已经显得过于嘈杂话，相比弘大那种原生的狄奥尼索斯式的活力，六本木、新宿夜晚还是过于拘谨和幽静。当然，如果说弘大酒吧街道听到的是K-pop那就错了，这里街上最显著的声音是美国黑人嘻哈说唱音乐。在韩国电影专家金暻铉2021年出版、今年引进国内的《霸权模仿：21世纪的韩国流行文化》（Hegemonic Mimicry: Korea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对朝鲜战争后大量美国军队驻扎在韩国，在韩国服役的黑人士兵怎么成为将黑人说唱通过为美国军队表演的韩国艺人的中介引入韩国，使韩国成为美国之外嘻哈文化最早的接受国之一，进而嘻哈音乐成为未来K-pop的基调音乐之一，进行了介绍。与一般学者强调K-pop是亚洲文化向欧美的反向输出不同，拥有美韩双重背景的金暻铉犀利地指出，K-pop不代表亚洲文化，而是美利坚帝国主义文化逻辑内部演变的结果。在21年我通过《澎湃新闻》对他的采访里，他就做了一句带有黑格尔意味的判断：“韩国人拥抱了美国化七十五年之久，韩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更大范围的“美式和平”的一部分。在这一“美国世纪”里，韩国人有大量的流动，特别是文化流动，创造了美国文化霸权的这一旁支，我们将其称作K-pop。”而在作者为中译本专门写的序言里，他更犀利得指出，包括K-pop在内的韩国流行文化的全世界成功没有任何奥秘，仅仅是因为在朝鲜战争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驻扎在韩国的美国士兵成为娱乐文化的唯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消费韩国流行文化的人就是美国人。
在首尔第一天，我在韩国四大娱乐公司之一YG（著名的男团BIGBANG、女团BLACKPINK都属于该公司）对面的咖啡馆二楼将我基于东大讲座讲的《金驴记》里的哑剧舞蹈的文章按照评审意见进行收尾式修改，我文章探讨公元2世纪来自罗马叙利亚边疆的琉善（周作人最喜欢的作家，将其翻译为路吉阿诺斯）在《论舞蹈》里呈现的是当时帝国知识精英对去剧场里看作为大众文化的哑剧舞蹈表演是否合适的讨论，而同时期来自罗马北非边疆的阿普列乌斯在《金驴记》里探讨的是和琉善类似的问题，只是角度不同。在古希腊文、拉丁文下重新勾勒出一个1900多年前的娱乐文化和欲望结构时，我对面却是一个掌控着当代全球无数观众欲望结构的娱乐公司，望着公司大门口罩紧裹的艺人、练习生和音乐制作人的进进出出，我突然明白这些人是21世纪真正的历史行动主体（前两天在和王钦老师交流后的思维火花开始在我这里发酵），他们也是罗马娱乐模式的复活。关键在于，晚期罗马帝国，基督教兴起后基督教士对罗马娱乐文化的攻击和最后基督教对罗马娱乐文化的取代奠定了新的雅俗之辨，是理解当代流行文化的思想之根。而琉善和阿普列乌岁对罗马娱乐文化的思考是前基督教时代罗马知识精英对流行文化的回应，只是他们没办法像既拥有异教知识修养、又拥有大众动员能力的晚期罗马基督教父那样将自己对娱乐文化的思考转化为行动能力。就在YG公司面前，我这些想法奔涌而出。我也想到，在未来，娱乐文化会越来越挑战传统学术文化的空间，去重新改写基督教奠定的精神秩序。传统历史书写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视为划时代的变革。但如果我们认识到，晚期罗马帝国中基督教与异教的对立（在当代启蒙史学中常被强调）本身是一种历史建构，并且我研究发现：基督教和异教知识分子在面对罗马剧场哑剧舞蹈时，其实表现出高度相似的思维模式——只不过教父比异教知识分子多了一种挑战哑剧的能力——那么就能理解，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现代大学的兴起并非从根本上挑战基督教精神秩序，而是其一种世俗化形式。真正对基督教精神秩序构成挑战的，是20世纪初随大众传媒技术兴起的当代娱乐文化。而K-pop，则是在冷战与后冷战结构下，于美国保护下的韩国，所出现的、集20世纪以来所有流行文化形式之大成的产物。去年6月10号，在北师大吴健老师的安排下，我在艺术与传媒学院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梳理。没想到的是在讲座结束后数天，在6月14号，从与YG公司一样同属韩国四大娱乐公司SM出来的中国明星张艺兴，借主演国家话剧院田沁鑫导演的敦煌话剧《受到召唤：敦煌》的机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敦煌的文章，文章被无数粉丝诵读。后来，在6月19号，借话剧在兰州巡演的机会，张艺兴去了敦煌研究院，和青年研究人员对谈，说要组建敦煌研究小组。而到了7月6号，我在成都观看该话剧时，了解到话剧强调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敦煌学的展望已经在数字人文下过时，而该话剧又通过对数字敦煌学的技术主义想象去完成对张艺兴作为新时代敦煌文化守护人的元戏剧建构。公元4世纪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奴斯（Ammianus Marcellinus）在史著里说“歌手取代了哲学家、演艺界的大师占据了演说家的位置”(Denique pro philosopho cantor et in locum oratoris doctor artium ludicrarum accitur)是对他那个时代娱乐文化的总结，这一娱乐文化后来被基督教所摧毁。而引起超过一百三十万观众敦煌热的《受到召唤：敦煌》意味着，曾经被击败的艺人已经重新站了起来，开始向主流文化进攻。我4月底在首尔的胡思乱想两个月后一语成谶。就在观看完话剧不久，我接到美国古典学期刊《美国语文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的消息，说我基于东京讲座、在首尔修改的关于阿普列乌斯《金驴记》里哑剧舞蹈的文章被最终接收。现在，我在梳理公元4世纪后半叶罗马叙利亚教父金嘴约翰讲道词里关于哑剧舞者的大量话语（比如为什么大家听到耶稣的名字无动于衷、一听到某哑剧舞者明星的名字就激动；为什么大家总有以天气不好为借口不来教堂听讲道，而无论日晒雨淋都不会错过剧场里的哑剧表演），去重新思考东亚流行文化主导的社交媒体时代下人文学术未来的形态与出路。
作者简介
何彦霄，芝加哥大学古代史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水木学者”博士后，即将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任2026年春驻访学者。主要研究希腊化与罗马东方、罗马哑剧舞蹈、希腊小说和当代东亚流行文化对古希腊罗马的接受，论文见于和待刊于英美多种古典学期刊和国内部分期刊。目前完成英文书稿《表演之路：长希腊化亚洲的戏剧性与民族志》（The Performance Road: Theatricality and Ethnography in Long Hellenistic Asia）一部(剑桥大学出版社评审中)，正在写作新的英文书稿，题目暂定《晚期罗马安条克的希腊主义、大众娱乐与基督教》（Hellenism, Mass Entertainment, and Christianity in Late Roman Anti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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