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介绍
此书是现代作家、编辑家陶亢德的回忆录，撰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没有公开发表。陶亢德曾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家著名刊物的编辑（如《生活》周刊、《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他在编辑出版上的才干得到合作者与作者的广泛信任，与邹韬奋、林语堂、老舍、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徐訏等许多名家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与鲁迅晚年也有过频密的通信联系。陶亢德经手刊布了许多重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出版了《骆驼祥子》等现代文学名著，也是一些重要的文学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他的这部回忆录叙述了与作家的结识、交往，文学刊物的创办、经营情况，以及个人的经历，细节丰富，很有可读性，是不可多得的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的资料，对于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现场、研究当时的文坛状况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首次原貌四色影印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并沈尹默、林语堂唱和手迹（原发表于1934年4月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并附多通周陶往来通信，非常珍贵难得。
作者简介
陶亢德（1908~1983），谱名光燮，号哲盦、竹庵，笔名徒然、亢德、陶庵等，浙江绍兴人。早年在苏州当学徒，曾去东北谋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因受邹韬奋赏识而任《生活》周刊编辑，后协助林语堂编辑《论语》、《人间世》。1935年创办人间书屋，与林语堂合作创办《宇宙风》杂志。后创办亢德书房，主持太平书局。1949年后，曾先后在革新书店、上海群联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任编辑。著有《徒然小说集》等，编有《北平一顾》、《自传之一章》等，另有译作多种。
▲陶亢德与长子陶明、长女陶洁（1943年）｜目 录｜我的前半生｜我的童年（上）——故乡琐事和食物｜我的童年（中）——过年｜我的童年（下）——放鹞·上坟·供月亮｜附：故乡｜出门学生意｜初闯上海｜沈阳之行｜我所认识的邹韬奋｜林语堂这个人与《论语》｜《人间世》与徐訏｜周作人五十自寿诗｜郭沫若和《宇宙风》｜《骆驼祥子》与人间书屋｜附：关于《骆驼祥子》｜缘缘堂在天之灵｜附：贫贱江头自浣纱——纪念丰子恺和徐訏｜《宇宙风》编务二三事｜奔走于香港上海之间｜从人间书屋到亢德书房｜《自传之一章》｜“黄金时代”的回忆｜鲁迅与“论语派”｜再记离港返沪事｜到南京去｜到日本去｜太平书局与沦陷上海的文化情况｜在提篮桥｜出狱之后｜我的后半生｜欲受教育而不得｜弄堂杂史｜到北京助译《昆虫记》｜苦雨斋琐记｜在北京｜翻译尝试｜枯木逢春｜“跌跤了”｜离家当日是中秋｜花凉亭梦忆｜汪家冲漫笔｜难以安住｜工地医院｜风云突变｜雨过天青｜唐大郎·康嗣群·纪果庵·梁式·徐訏悼辞｜关于鲁迅书信的注释｜附 录｜闲话陶亢德（实斋）｜我所知道的陶亢德（纪果庵）｜记陶光燮（爱棠）｜我的父亲陶亢德（陶洁）｜我的母亲何家选（陶洁）｜记忆里的爸爸妈妈（陶泠）｜对生活永远抱着希望的爸爸（陶沖）｜雪茄香气里的外公（盛备）｜《骆驼祥子》出版史料（何和）｜陶亢德笔名别号录（宋希於辑）｜陶亢德著述编译图书目录（宋希於辑）｜整理后记（陶洁）｜特约编辑手记
选文
我由于日语太差了，连按理说应该常去的国际文化振兴会也不敢去，而由它有时候派来一个姓菊地的人来问问我的近况。国际文化振兴会还请了一个叫实藤惠秀的人做我的日本文化研究的指导。实藤是早稻田中国文学系出身，会讲中国话，但讲得不很好，曾经请我到他在东京郊区的家里去过，送我一本他和竹内合译的黄公度的《日本杂事诗》。就是他，介绍给我一位教我日语的老师，名安藤彦太郎，也是早稻田中文系的，是他的学生。安藤住在外地，大概离东京不远，每周来教我一次（或两次），每月束脩十五元。第一个月送钱时，实藤告诉我不能赤裸裸给钞票，要封在一种特制的信封里才不致失礼而表示尊师之道。从这种地方看来，中日似乎确有同文之雅：都崇尚虚文。在安藤教我日文期间，恰巧我家里寄给我两件青年布制的衬衫，我送了安藤一件，久久不见他穿，我忍不住问了个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别人都穿得破破旧旧，自己不好意思穿着新的。
我的日语始终学不好，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我的怕开口，所以安藤的来教，实际上只是成了他讲中国话的练习，我只请教读日文书碰到的一些文法上的疑难，以及有些字是汉字意却不明的词儿，如“契機”“揚棄”之类。记得当时我正在读长谷川如是闲的《日本的性格》和小泉八云的一本什么书。
我在“大使馆”独占两室，终日读书之外，也只到街尽头一家书店去看看有无新出版的书籍。所以可以说是寂寞无聊得很，幸而有两个年轻人常来看我，有时打打乒乓，更有时出去走走。一个姓何名大雄，是上海《新申报》的驻东京记者，年纪最小，看上去有些轻浮相，实在相当忠厚，抗战胜利后不知消息，不知到哪里去了。另一个叫吴玥，年纪比何大雄略大，但老于世故多了。他毕业京都帝大后，来东京据说想入东京帝大不得。他日语说得很好，字也写得不坏，人矮矮胖胖的，一张孩儿脸，说一句话带一声笑。他在东京靠什么生活，我不清楚，仿佛同一个什么文化机构有些关系，他穿的学生制服，不吸烟不喝酒，生活简素也就不会太困难了。他是学生，但比新闻记者的何大雄能交际会应酬，日语精通，笑容满面，日本人例如有时来看看我的菊地、实藤对他也有好感。我的和他相识，始于开会期间在藤山爱一郎家开园游会时有几位留日学生来给我们做义务译员，他是其中之一。
我在留日期间，访问过几个日本人。第一个是林出贤次郎，他就是手执《宇宙风》“日本与日本人”特辑和不少日本人合摄一影寄赠的人。他是日本外务省的“御用挂”，年事已高，我是到霞关外务省访他的。那一次有没有请吴玥陪我同去，记不得了。但后来的访问岩波书店主人岩波茂雄和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却记得请他作伴。岩波接待我的房间很大，不像会客室。壁上挂有人的放大照片，其中之一是孙中山。岩波穿的不是西服也不是和服，仿佛是短装，样子是精力充沛，有些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样子，我和他没有多谈什么，由于岩波东洋思潮文库（？）有一册郭沫若的《天的思想》什么的著作，我问起郭先生情况，记得他告诉我郭先生有一个儿子，研究化学很有成绩。岩波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颇带些不满口气。
访问长谷川如是闲也是请吴君同去。这一次幸而有他，否则恐怕不能达到目的，因为长谷川如是闲的住所在郊外，似乎很隐僻，由吴君多方问路才好容易找到。我之所以要去访他，是由于过去读鲁迅一篇《狗·猫·鼠》（载《朝花夕拾》）讲到他有钦佩之意，我曾写信给鲁迅，请教他长谷川的著作，回信说长谷川正在出版全集，不过他的文章很晦涩，不容易看懂。后来我在内山书店买到过全集中的二三本，还译过一篇容易看懂的文章，题为《孟子的不劳而获》，投稿给潘光旦编辑的《华年》周刊，它不接受而劝我改投《论语》半月刊。
长谷川如是闲人相当长，谈了些什么只记得一句：劝我去访问一下幸田露伴，说他的汉文学造诣极深。但我没有应命。临走时他送我一帧穿和服的全身照片，那天他穿的是和服。长谷川如是闲全集早已不知去向，但他的《日本的性格》倒仍存在，还有《续日本的性格》也曾买到过一册旧书，两者都是岩波文库本。
在留日青年中，后来又认识了一个赵华新，他是赵正平的儿子。赵正平并不出仕汪伪，但恐怕不能说毫无关系。华新和吴玥同是官费留日，同毕业于京都帝大，是极要好的朋友，但两人性格不大相同，华新更像一个学生，比较天真老实，一足有些跛，少年时期骑自行车跌断过腿，经西医敷石膏，又经有名骨科中医石筱山医治幸而不至于截去一腿。他酷爱小提琴，没有琴在手上时，左右两手也会作拉琴手势不停。后来他进了“大使馆”，名义是随员吧，实际只在于食宿不必自理罢了。他一进“使馆”，吴玥就更常来，常常谈到深更半夜，华新不善饮而嗜饮，常说怎样才能弄些酒来喝喝才妙。
从国内来日本的人物自然常有，但有的不来“使馆”，有的来了与我无关不曾见到。但也有几个人尽管与我无关，我却见了面。一个是老新闻记者秦墨哂，像是北方人，身材魁伟，面色苍黑，年纪不小，约在五十开外。另外是查士骥或查士元或两人一起，他们是海宁人吧，留日学生，早先译过日本文学作品，过去曾闻其名未曾识面，也从不听到附逆。他们和秦墨哂籍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也不一样，怎么会同来日本的呢？也许是我记错了。但我分明记得查氏、秦老和我同到一家日本妓院，查，或者还有别的我不认识的人上楼去了，我和秦墨哂在楼下恭候。坐着空谈，我问他怎不上楼，是不是同我一样怕染上花柳病？他的回答很妙，说那倒不怕，我也算得嫖界老手，自能防患未然，而是由于这样的急急匆匆，没有意思，因为我起兴很慢杀兴也不快。
另一个人物是华北伪要员，北洋老官僚王克敏。此人戴一副墨晶眼镜，双颊深陷，有些像猢狲。高谈阔论，大谈女儿在重庆如何如何。当时已有一种表现，就是伪官们欢喜谈自己和重庆有某种关系，大概当时的日本当局眼看形势不利，更想媾和，极想有人牵线搭桥，像王克敏这种老官僚，当然是他们的人选。在伪官方面呢，更明白冰山将倒，急想捞根稻草。
来日的人物中我所早认识了的，是陈彬龢。他的来到日本，不知是何大雄得的消息，还是吴玥有了情报。我记得的是同吴玥前往火车站迎接。
列车进站停下，乘客纷纷下车出站之后，车厢里走下一个人来，也在月台上的新闻记者纷纷上前，拿着照相机。那人把一件夹大衣在左臂上一搭，摆出一副待拍照的姿势，谁知道众记者这时反而后退散开，后来知道他们来迎接的是位泰国上宾，不是这位中国贵客。这位贵客是名噪一时过的《申报》主笔，曾以进步著称的陈彬龢。他也是一个神出鬼没的人物。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他在香港，做什么呢，传说在做日本间谍，还听说给上海三大头目之一的杜月笙打过耳光。我在《星岛》时，他常常请一个短时期内名为该报主笔的樊仲云吃饭，我和周新也在被邀之列，美酒佳肴，叨扰过不止一次。他请客师出无名，目的何在呢？我想不出。他也不过是一个“文人”，香港生活不容易，他的住处已在中上，房租已非一般寒士所能负担，怎么还要无缘无故地设宴请客，而且常常请。（后来金仲华正式任《星岛日报》主笔，陈彬龢也常请他，但不知他应邀与否。）若论为做间谍而请客，从樊仲云身上哪有什么情报收获，我也没有听到过他问过可疑的话。吃饭时他的妻子常在座或招待，她不美丽，但极时髦，例如穿短服和西装裤，在当时就是在香港也要算奇装异服了。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摆碗杯箸放椅子是他的事，吃，却没有他的份，但又不像仆役，后来知道是主人的哥哥。有一次我从香港返上海，上轮船时迎面遇见了陈彬龢，招呼之后，他对我说是送一个朋友。这是常事，不足为奇，谁知我找到我定的舱房铺位时，看见他的哥哥正躺在我铺对面的一个铺上（这舱有两个铺位的）。真是无巧不成书，陈彬龢的送朋友原来是搪塞谎话，当然，也不能贸然断定他没有回上海的朋友在同一船上，只是在别的房间。开船之后，这位不期而遇的陈先生取出一瓶酒来喝，过了一会儿又打开一只小手提皮箱，取出信来看，信有好几封。他喝酒时原邀我同喝，如果我不推却而有意灌醉了他的话，大概可以看到他所看的信件内容，这位先生似乎不知道机密的，本来我还不敢断定他做的定是不可告人之事，尽管陈彬龢谎称送朋友，但是这位先生好像唯恐我不起疑，或者误以为我和他令弟是同路人（说不定陈彬龢在家人面前说他请的客人都是他的同伙）。船将到上海时，他和我说他弟妇在码头上有汽车接他，可叫她用汽车送我回家，我婉言谢绝了，他又说那么请到国际饭店来玩玩吧，我弟妇住在国际饭店的。这个盛情我也谢却了。我若真个想去，恐怕他也不知道她住着几号房间吧。
香港沦陷之后，陈彬龢到了上海，在上海和他见面，是在周越然请他的席上，周越然说是回请。这次陈彬龢带来一个女人，年纪很轻，相当漂亮。此后我又叨扰了他的盛宴多次。他住在迈尔西爱路的一座高楼大厦上，这时期他用心力结交的有两个人，一个张一鹏，一个闻兰亭。张一鹏是要组织“老子军”的张一麐的弟弟，闻兰亭是上海三老中的大老，都可以算是赫赫有名而与国民党没什么关系的社会贤达。日本人呢，不知他勾结哪个，这次的到日本来，大概是来靠后台的。后来听说他是靠头山满。
到日本来时，据说带来不少幅国画，打算分赠日本人士。他也为我带来一件绒线背心，但说找不到了，不知是匆匆出发，忘了带来，还是路上丢了。结果是他从此再不说起，我也不便为此小事多问这位大人物，只怪家里有眼不识泰山，托人托了王伯伯。
陈彬龢在日本时，吴玥当了他的翻译。后来吴玥回国，陈彬龢已经据有《申报》，正要大展宏图，吴玥就正式为他服务了。只是日本投降得快了一些，据说其时陈彬龢已经内定为伪行政院秘书长。
陈彬龢据有《申报》时，曾经邀我做《申报年鉴》编辑，我以不知年鉴编法，介绍了编过《文艺年鉴》的一个朋友。
我在日本时认识了方纪生兄。他是在东京做管理华北留日学生事务的。北平的伪政权和南京的分门别户，各自为政，虽然不另设使馆，一切与日本有关的事情，总是自顾自的。方君不属于伪驻日使馆，但有时候也来走走。他精通日语，娶的日本夫人，与日本文艺界有所往来，编过一本日本文学家写的关于周作人的文章的集子（似为纪念周氏六十岁），承他送我一册，记得内有谷崎润一郎的一篇，说周作人有些贵族气息，和鲁迅不同。1944年春节吧，我到过方君家里，吃了一碗日本人过年吃的赤豆汤之类。有一次他陪我去访日本老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武者小路住在郊外自宅，记得客室里挂着一幅倪云林的画，他也爱画善画，送我一幅临时画成的番茄图。那番茄画得怎样我不能说，只据方君说来，武者小路不大多画，送我的一幅价值百元以上。这天晚上，方君在东京一家中国菜馆请武者小路吃饭，还请了也是白桦派的老作家志贺直哉。这本该由我做东，但由方君破费了。
本篇选自《陶庵回想录》之《到日本去》一节。
陈青生
杨佳娴
黄心村
胡静 译
傅葆石
张霖 译
高纲博文 主编
陈祖恩等 译
一点苍山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