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日语算得上是一门既熟悉又陌生的语言。说它熟悉，是因为日语与汉语共享着许多汉字词汇，许多词汇融入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人们日用而不自觉；说它陌生，则是因为日语的语法与汉语相差甚远，学习另一门语言的表达逻辑与思考逻辑并非易事。然而上述所谓的差异比较，主要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确立，”本国语“与”外国语“有了明确区分的事情。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在接触日语时甚至一度没有当作外语看待，不少人在接触日文后也以”同文同种“、”和文汉读“等思想缩减两种语言间差异，以汉语的语言习惯调适自身的日语学习，以期速成。然而他们越发这样学习，就发现日语越发难学，不论是作为文字表达的日文还是作为交流工具的日语上面皆是如此。如果说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代表，那么近代中国人学习日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段重新认识、理解日本的过程。随着”和文汉读“迷思的消退，两国间的文化边界逐渐明晰。
引言：外语的难与易
日语难吗？这一设问还暗含著与其他外语的比较。当日语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方言，自然要比掌握一种外语容易；即使被当作是“外国语”，其难易程度一般被认为与母语、外语两者之间的相似程度有关。在19、20世纪之交，人们认为中日同文，正是这个理由，日语成为远比英文简单的一种“外国语”。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各大商埠西人开办的新式学校学校越来越多，那里的外语教育为毕业生提供了一个找到一份好差事的保障；而日语在19世纪既不被认为是商业的语言，也不是学术的语言。但是甲午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语突然成为间接地吸取新知识的工具，时代要求日语必须是一种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的语言。因此日语难易的议论也不单纯是外语学习的问题，而具有民众动员的意义。本文通过那个时代的日语学习材料的分析，考察当时人们所具有的日语观，以及对以后日语教育的影响。
一 初识日语
中国的典籍最早对日语作记录的是宋人罗大经著的《鹤林玉露》，其后至19世纪中叶，间有一些片断的记载。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的官吏、商人，及曾在中国居住过的传教士等进入日本，首次实际接触到日语，并留下了关于日语的观感，如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傅云龙、叶庆颐、黄庆澄等。实际情况与“中东同文”的预期相差甚远，何如璋遂有“日本文字颠倒，意义乖舛”“方言殊异，文义支离，繙译通事，颇难其人”的感叹。而他们的诗文中更多地记录了日语之怪，即用汉语知识无法理解的日语。叶庆颐则在“事物之名于异域固不必从同第日本与我国有同文而殊解者”“日本与中国地同洲书同文，事物称名应莫不从同”之间困惑。他把“同文殊解”的原因归结为“罇鸱伏猎”，以讹传讹。最早把日语作为一种外语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文体等角度进行描述的是黄遵宪。尽管黄的著作中还有一些想当然的记述，但关于日语文字的记述（汉字的传入，汉字传入之前的日本神代文字）基本上反映了1880年前后日本国内日语研究的成果；黄对于日语的语言系统、词汇、语法、文体等方面特征的把握也极为准确。
但是黄遵宪的观察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共同知识，中国人一直没有把日语作为一种外语来看待。1862年开馆的京师同文馆开设十余年没有培养日语人才，以致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1877年只能带英语翻译赴任。到日本后发现语言不通，“只得暂觅通事二名”。第二任公使黎庶昌赴任后即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繙译”为由，提出“招致学生设馆肆习”日文。公使馆附设的东文馆于光绪八年九月开办，但是培养的情况似乎并不理想，翻译人才短缺的情况甚至到了戊戌维新的前夕仍没有得到改善。
刘雨珍编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该套书收入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其他旅日华人与日本文人之间的笔谈资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 面前。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为研究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资料，也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参考。
二 日语学习动机的转变
如上所述，既不是商业语言，也不是学术语言的日语，学习动机相对软弱。一方面明治维新以后两国民人开始交通，时有访问记出版。但无论数量还是内容深度都是日本入超中国。1854年王韬将钱莲溪的琉球杂记“采摭概略，连缀成篇”刊载在《遐迩贯珍》（1854年6月号）上“以备游人之考镜”。1889年在上海刊行《策鳌杂摭》的叶庆颐也只想到了“俾问禁问俗者作权舆或不无小助”。
1884年玉燕出版《东语简要》，某人写序，对该书著述动机解释如下：
窃以中外通商，迄今已久，初时不过英、法美诸国而已，继以泰西各国来者益众，辑睦愈敦。仰见我朝深仁厚泽，敷被遐荒，视中外如一体，足使海国臣民广开见闻。近则东瀛步武泰西，亦于通商各埠驻设领事，而上海尤首屈一指，且日人于租界建房屋、创市肆，鳞次栉比，即茶寮之增艳斗丽，亦可谓酒天花国中，别树一帜矣。惟我人之欲啜茗消愁者，苦于语言不通，徒呼负负，亦岂非一憾事乎。余友玉燕居士，取历东瀛，于该国语言文字，靡不精通，玆因公冘来沪，感时事之日新，嗤斯人之舌岐，爰将日本要语摘录一编，付诸梨枣，以公同好，俾使中东人民和好益敦，历迁益盛。”
《纂辑 日本译语》，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语学国文学研究室编，京都大学国文学会，1968
是书木刻，六十五丁。云“将日本要语摘录一编”，其实不过是一些日常俗语，供嫖客在日本茶寮打情骂俏。1895年随其父居留日本的陈天麒出版了《东语入门》，这可以说是当时惟一可供选择的日语学习书，自序说：
自各国通商以来，我华人之攻读英法诸文者，日甚一日，惟研究东学者寥寥。盖亦苦于未得其门耳。（中略）余自乙酉年（1885），随家大人使日本，举业之暇，兼习东西语。在东京六年，该国语言文字略能会通一二，愧未博究其奥，讵敢自矜，有得出以问世。然既稍有所知，又乌敢私以自秘。况两国近又修睦，增开商市。东人之来我华者愈多，贸易日盛而故无人焉。辑一书以启后学，窃虑言语不通，情必扞格而易启猜嫌。爰不揣浅陋，缉译是书，注以华音，既竣友人怂恿付印，因志数语于简端。
两本书所设想的学习者都是中国国内的生活的人，就是说是为了与来到中国的日本人进行交流而学习日语。王韬在《东语入门》的序中说，“近以日人通商苏杭两郡，效日东方言者颇众，（中略）东语入门一书，为问道之津梁，舌人之木铎，俾贸易场中通问答者作先路之导焉”。这样日语除了“问禁问俗”以外又增加了贸易上的功能。
《纂辑 日本译语》，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语学国文学研究室编，京都大学国文学会，1968
1900年首批留日学生戢翼翬刊行《东语正规》，编纂目的是“输入文明之先导不得不求之于语学”， 获取西方文明知识成为学习日语的新动机。这一点反映在许多日语课本的序言中。以下是若干例子：
然则以个人之学问言不得不学日语，以世界之大势言尤不得不学日语，至若两国交际上之关系，更无论矣。
语言者，亦科学之媒介，借以传种，借以播精，且借以孕育者也。（日语用法汇编1905，毕祖诚，李文蔚），间接输入文明之导线。（日本俗语文典1905再版，吴初，孟先）
毫无疑问中国日语观发生变化的契机是甲午战败。甲午之后，中国急需吸收西方新知识，学西文，译西书短期内难于见效，遂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康有为率先提出利用日本资源的问题，经张之洞（劝学篇）等推动，1897年时以后假道日本获取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共识，出现了译日本书、留学日本的热潮。有可资利用的资源是译日本书的理由之一，而更在于“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张之洞语）。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的自序中说：
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姑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中略）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又说：
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之成迹，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
如此，日语与西文一样可以成为汲取新知识的工具，而且比西文简单，“事一而功万”更是打动了不少人。“由东译华，较译自西文尤为便捷”的空气弥漫了全国，也给其后的日语学习加上了浓重的实用主义的色彩。
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通缉而出逃。1912年宣统退位后，康有为继续反对共和，1917年曾与张勋合作，发动兵变，拥立宣统帝，1927年病逝于青岛。著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等著作。
西文难不难？怎样才能达到译书的程度？马建忠对传教士采用的口述笔录的翻译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同时，马建忠提议：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绝人者，（略）果能工课不辍，用志不纷，而又得谆谆善诱者之指示，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然后肆力于翻译，收效必速。二年即可通晓洋文，著手翻译似过于乐观，后来主张译日本书的人如康有为则说学好西文非五六年不可。当然，对于康有为不管是西文，还是东文都没有实质性的知识，仅道听途说而已。
三梁启超的日语观
从时间上看，第一次公开提出以译日文书的方式引进西方新知识建议的应该是梁启超。1897 年7月，梁启超在刊登在《时务报》上的“译书＂一文的末尾写道：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繙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少。而获益甚钜。
在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还提到了学习日文较易的五个理由：
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曾经康有为合作进行戊戌变法，事败后出逃日本，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民国建立先后担任司法总长、币制局长等职务，与蔡锷密谋发动护国运动倒袁。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晚年专心从事学术研究。著有《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黄遵宪曾说过“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在夹注中又说“土音只有四十七音，四十七音又不出支微歌麻四韵”。梁启超的第一、二项来自黄遵宪应无疑问。第四、五项虽然《日本国志》中没有具体的叙述，受教于黄是可能的（但黄说市井廛细民用方言十之九用汉语亦十之一，并没有汉文十六七的说法）。惟不知第三项“文法疏阔”系何所指，来自何处。此时作为grammar义的“文法”概念并不普及，其他同时代的文献中也没有介绍日语文法的文字。笔者认为梁启超关于日语的知识应该有古城贞吉的贡献，两人在《时务报》期间有实际的接触。
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生于广东嘉应州（现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77年（光绪三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著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
日语也许真的易学，但是并不一定容易翻译。黄遵宪就指出过，日语“字同而声异，语同而读异，文同而义异，故求译其文亦难”。日本公使馆的查双绥也告诉汪康年日语甚至比西语难翻译：
瞩代物色翻译一节，我国通中西文者，尚不乏人，（上海一区，不难物色）通中东文者，实不易觅。（署内东文翻译已不敷用。）刻下略通东文诸君，或在总署，或办交涉事宜，在中国者无论矣。此间能通东语者尚伙，精者亦不过四五人，而能通东文者无人焉。（东文较西文即难，若翻译法律诸则尤难。）
梁启超曾为罗致翻译人员费尽了心思而不果，所以1897年初康有为在桂林发起组织圣学会，连续致函梁启超，商议在广西设学、译书、办报、筑路时，梁启超回信对后三项表示反对：
日本书同文几半，似易译于西文，然自顷中国通倭文者不过数人。超以近日《时务报》《知新报》《农会报》所请日本翻译艰难情形观之，而知日本书之不易译矣。今所最可恃者，谓速聘日人到澳，会同门人学习为翻译书之用，然而超知其必不能成也。
尽管如此，日文书较西文书更易于翻译成中文的言说被不断地重复着，1898年康有为在代杨深秀上的奏片中直接向朝廷建议：
日本变法，已尽译泰西精要之书，且文字与我同，但文法稍有颠倒，人人可为译书之用矣。
1898秋，戊戌维新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实际接触日语。据说梁在日本的军舰上已经开始阅读汉文体的政治小说，到日本后又向万木草堂时代的同学罗普学习日语。两人合著的《和文汉读法》反映了梁的学习过程。这些都发生在梁抵日后的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梁发表“论学日本文之益”，第一次提出了“待译而读之缓而少，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的观点。号召人们直接学日文，读原书。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日语易学，但译成中文总要多一道手续，不如直接读原书。而之所以能不译而读都是因为日语易学。梁启超在文章终继续说“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为什么易学？梁说“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可读书而无窒阂矣”。与一年前的《译书》相比，对日语的理解有了飞跃，这应该是罗普的功劳。实际上，“论学日本文之益”中的论述可以在《和文汉读法》中找到原型。
丁福保重印本《增订第三版 和文汉读法（附东游节录）》， 中国国家图书馆蔵
但是，梁启超的易学说是有条件的。一是只读，即目治，听说与写另当别论；二是须通汉文。“若未通汉文而学和文，其势必颠倒错杂，瞀乱而两无所成”。那些学了几年还不通者都是因为汉文不好。需要指出的是，梁意识到了“听、说、读、写”的区别，但是对同样是书面语也有不同文体的区别这一点梁启超似乎没有意识到。所谓“易”的是那些汉文体的文章。
四 《和文汉读法》的功罪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影响极大，获得了全国性的支持。为《和文释例》（1901）作序的邢之襄写到：
日本与欧洲文字绝异，犹不避劳瘁孜孜其业如此，而我国之文字，与日本为同源，乃置之不顾，必借二三译言者之力，始可以涉猎其书，抑可异矣。
无疑这是梁的不译而读的主张。著者吴启孙则说得更清楚：
今谋新之士辄曰，瀹民智莫急于译书，而从东文转译西书，尤为事半功倍。斯说也，余以为不然。夫西书当译，东书不当译。何则？东土文字尽与吾同，其所异者，不过数十虚字之间耳。得其钩勒联贯之法，循而读之，与汉文无以异也。
吴启孙对东文转译西书事半功倍的说法不以为然，既然学日语“颖者数日，钝者旬月，可以尽通”。当然吴启孙本人精通日语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他的《和文释例》则似乎是为了验证和文汉读法的有效性而写的，因此例举也只能都是汉文体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记得再多对吸收新知识也不会有帮助。另一个日语易学说的支持者是在中国国内的学习环境中短时期内掌握了日语的丁褔保。
宏文学院是明治时期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教育机构。学校最初名为亦乐书院，后改为弘文学院。宏文学院是日本有组织的 "外国学生日语教育 "的先驱，13年间有7000多名学生在此学习，约3800人毕业，接受了黄兴、陈天华、鲁迅等一众中国近代革命家与学者。
丁褔保1901年考入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东文学堂学习日语。他本人在东文学堂学习不足一年（其中有半年回老家养病），却学有所成，是众多日语教科书著者中惟一（？）没有去日本留学过的人。他先著《东文典问答》（1901），又著《广和文汉读法》（1902）。丁褔保在“东文典问答序”中说：
今岁冬季。阳湖吴稚晖先生自日本赴粤东。道经沪上。谓余曰。东文文法。其紧要处全在动词助动词及助词等。如尽力教人。六七日间。无不通晓者。嗣后即可将普通东文书。随阅随查。一月小成。三月业大就。子盍不将文法编成浅说。以饷吾党之好学者。
可知本书编纂是受到了吴稚晖的影响。吴稚晖1901年春赴日留学，是年冬回国。短短的几个月，学得颇有心得。丁在“东文提要”卷首又写到：
或谓学日本文。数日可小成。此言诚非诬也。玆将东文中紧要字句。录成四十一款。倘能依次熟记。即可当数日之小成矣。
《东文典问答》卷末所附的“东文杂记”是丁褔保刚刚开始学习日语不久时留下的文字，记录了对日语特点的观察和学习心得。杂记开头丁全文引用了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表明了他对梁启超的赞同。丁还谈到了日语的文体以及日本实际的语言生活现状。丁写到：
东文与东语，其同者十七八，不同者十二三。
阅东文书，其难易约分三大类。一即中古文（上古文更当别论）此犹乎周秦至唐宋之散文也。其文法略有与今违异者，此难读者也。然和文之根柢在焉。一俗文，小学读本之首数册及小说是也，此难读者也（中间半文半话书简文亦同）。如不通此，则通俗应酬文，无以读也。一即普通文，幸而讲学文之书，十八九用此文。此文在彼国为难，因汉文多也。至我国人读之则反之。故不欲入三岛相交接，因陋就简，通普通文亦可矣。吾所答问者，即注意于此。然苟通普通文，因而以普通文，进读中世文及俗文，亦如舟之有楫，如车之有轮，不难计日可达也。况其间之阶级，自当先普通文，其文之有用，亦当让普通文（报中字兼有三体文故全报纸或则全能解释或则全不能通即此之故）。习普通文，愚者三月成，习俗文及话，必一年。非其词法之难通也。普通文者，每篇之字，素识者十七八。俗文之字，识者不能十四五。文法最易，惟识字最难。聪强之壮年人，一日能记二十字，中数也。积一年方得数千字，乃可通素不通之十六七。西文与东文之难易，亦即在此。习中世文，三月亦可通其法。（东文杂记78下—79上）
《东文典问答》出版后不到一年，丁褔保又出版了一本日语学习教材，名之为《广和文汉读法》。石印部分83页。尽管丁褔保在本书的卷首再次刊载了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活字印，其后附有“东语语法略说”3页，作于1901年冬），但此时，丁氏似对日语有了更多的了解。本书详细介绍论述了词类、用言的活用、格助词、语法成分以及造句法。本书取名《广和文汉读法》，但是举例都是和文汉读法束手无策的普通和文，即“汉字かな混じり文”，所以另有一书名：普通东文速成法。这样的普通和文令丁褔保对和文汉读法的效用产生了疑虑，说“和文恶可汉读哉，所谓汉读者，人云亦云耳”。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采用这个书名？丁褔保的解释是：书名，书之记号也。取本有之名而名之，因其记号之熟也。此是书之所以名《广和文汉读法》也。就是说，既有商业上的考虑，也有对梁崇拜的因素。
字仲祜，号畴隐居士，江苏无锡人，近代藏书家。丁福保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次年考取秀才，后随华蘅芳学数学，编撰《算学书目提要》。后因体弱多病改习医学，创办丁氏医院、医学书局，先后编译出版了近80种国内外医学书籍。曾借鉴日本佛教研究，著有《佛学大辞典》。
一些教科书开始注意问题学习的难易的影响，如《和文读本入门》（1908）绪言说：
和文有文语体白话体之别。白话体不独用之谈话。即书报中用者亦不少。此二者中。在中国人。以学文语体为易固矣。至如何始能分别二者而教之。则颇为一难问题。编者征之实际之经验。深知初学时二者并教之不可。故本书先使其知组织文语之大体法则。然后再及白话。此亦编者苦心所在也。
对于所谓的和文汉读学习法，当时的日语界是毁誉参半。《中日文通》（1905）的著者张鸿藻说：
非取我国文字颠倒转用，而成此简单不备之国语，（中略）读汉语而舍其虚字，欲速者终归于不达。
《日语教程》（1906）的著者湘渔也说：
数年前，吾国识者多倡导和文汉读之法，其意非不善，其法多不行，盖仅呆记若干之助词、助动词而不究其根源，一遇变化则成食古，势必牵强附会，思索甚苦而谬误极多。然则“和文汉读法”者，以已之意思，强解和文，非真能读和文也。
但是，《日本文法辑要》（商务印书馆1933）则表示推崇：
吾人之读日本文者，决无须以日本人之读法读之，尽可依吾国之读法，颠倒其词句，删去其语尾，改变其助词，谓之‘汉读法’……或以此种读法为求速成者之所臆造；然予则极赞成此种读法，以为便利而且正当。
本书出版于“国难“之后，径将日语称为“方言”说：
吾人对于日本文，不可认为外国文，当视为汉文之一种，即汉文之杂有日本方俗言语者。吾国文字，杂入方俗言语者甚多，即经史中亦缕见之。佛书中之梵语，元史中之蒙古语，尤连篇累牍，读其文者，若不理解其方俗言语，则文义亦不易了解，但吾人固不因其杂有方俗言语，而不认为国文。日本通用汉文，为吾同文之国；惟于汉文中杂有假名以记其方俗言语。吾人苟稍加研究，识其假名，治其文法，则理解其文字，较之读佛书与元史，犹易易焉。
小结：日语难在哪里？
对于世纪初的学习者，日语难吗？难在哪里？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所以学习日语的人首先对日语用言的形态变化，即活用感到困惑。薛琛在《东语语法提纲》（1900）中说：
忽而マス，忽而デス，忽而デアリマス，忽而マシタ，忽而マセウ，忽而ヰル，忽而ヱル，忽而オモフ，忽而オモヒマス，忽而ドコ，忽而ゴザリマス，忽而ゴザイマス，又有ク变キ，キ变イ，ム、ブ、ニ字变为ミ、ビ、ニ字，或又变为ン。此种词满纸皆是，安得不目迷五色，灰心而短气也。
和文汉读法让人忽视那些变化词尾，但这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廖宇春则认为：
东文辨名词易，识虚字难，倘虚字之上杂以东文疑难闪烁之名词，而初学往往索解不得。……日文最难辨别者，静助词、动词、助动词耳。《东文新法会通》（1902）
编写了《日本语言文字指南》（1902）的王鸿年也认为这些担负着语法功能的成分是学好日语的关键，他说：
则字体错杂，文辞颠倒，学者苦之，于是又有望洋而叹之感。此无他，不知其文法，故不解其趣旨，譬之入室者，必由于门，东学为室，东文为门，不得其门，则不能入其室也。况其意义错综、变化万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永嘉人。字世屿，号鲁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曾任横滨总领事。有《国际中立法则提要》、《战时国际法规总纲》、《日本军制提要》、《日华会话》、《日本语言文字指南》、《中国政治沿革史》以及《萝东诗文集》、《南华词存》和《南华诗存》等。
日语的另一个难点是汉字的复杂的读音。戢翼翬在《东语正规》序言中说“日本所用汉字虽同音之字字母均有一定音法其法繁杂非钻研日久未易辨识”，是具有代表性的。黄遵宪所说的日语与汉语“字同而声异，语同而读异，文同而义异”则是所有踏上日本，接触满目的日本汉字的中国人的共同观感。这种被称为奇字的日语汉字用法催生了多种“奇字解”类的教材。著《日语奇字例解》（1905）沈晋康说：
读日语不难难于识奇字，如［矢釜シイ、间拔野郎、胜手气尽］等字，苟不下以注解，无论何人，末（原文如此）有善悟之者也。今年以来，日语课本其稍有价值，为学界所赞许亦不下十数种。然未有涉及是问题者。间有之亦隔靴搔痒，未能骤悟。
《东语异同辨》（1905）的著者张毓灵也说：
余自庚子春抵东京学日语，历寒暑四五度，经师友数十人，始获稍窥门径，其难可知矣，テニヲハ文法之难也，吴训并用读法之难也，半浊音不易发，暗字不可显，此又口音之难也，
这是一本对日语中的同音异义词进行辨析的工具书，主要解决口语中的同形异义、同音异义的问题，全书150页。学日语仅四五年的作者编出这样一本书已属不易。同样提到文言口语分离，口语难学的还有《日本俗语文典》（吴初等著，1905）：
口语者文字之母，文字者口语之化身也。然日本之语言文字，虽显判两途，要之不识其语言而欲明其文字者难矣。
伊泽修二在《东语真传》（1903，泰东同文局撰）卷首的“弁言”中说：凡学东语者。有三难。一熟习字母之难。二寻绎语法之难。三措辞支绌之难。欲通东语。非除三难不可。
伊泽修二《东语初阶》，泰东同文局，1902年6月刊行。
即标准的日语发音、正确的句子结构、以及地道的日语表达方式的3个方面。为此，这本书使用罗马字母标注假名的发音，对词类、助词的用法等语法项目也有较详细的解释。
总之，随着和文汉读法引起的日语热的降温，人们逐渐认识到：尽管学习者的智力不同，资质各异，要想掌握一门外语都是不容易的。
附记：蒙内田庆市教授、李小兰教授惠赐资料，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李小兰，清末日语教材之研究，硕士论文，2002年
李小兰，丁褔保与日语教科书，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7期2006年，91—97页
（http://www.ch.zju.edu.cn/rwxy/rbs/shuoshilunwenjilxl.htm）
刘建云，《中国人の日本语学习史――清末の东文学堂》学术出版社，2005年
许海华，京师译学馆日文科之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9期2007年，54—59页
许海华，近代中国日语教育之发端——同文馆东文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1期
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新北：联经，2007年，年241－270页
陈力卫，梁启超の『和文汉读法』とその「和汉异义字」について――『言海』との接点を中心に，《汉字文化圏诸言语の近代语汇の形成——创出と共有》关西大学出版部，2008年
注释
- 1刘建云，《中国人の日本语学习史――清末の东文学堂》，学术出版，2005年，19～35页
- 2《清季外交史料全书》（六）“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设驻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卷14，1020-1021页。亦参见容应萸“戊戌维新与清末日本留学政策的成立＂，收《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晓秋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11～327页。
- 3王晓秋点校《近代游记五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 日本日记等》，岳麓书院，1985年，102页。
- 4参见沈国威“关于和文奇字解类资料”，《或问》第14期，117～128页
- 5沈国威，《近代中日语汇交流史》，笠间书院，1994年，92～108页
- 6有关内容先在《日本杂事诗》中出现，较完整形式的记述是1895年《日本国志》刊行后才被广泛阅读。
- 7如认为某些词汇取自辽人语；关于汉音、吴音等的记述《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也有变动。
- 8京师同文馆于1897年才开设东文馆，可以算是国内官方日语教育的开始。刘建云前揭书79～87页。许海华《近代中国日语教育之发端──同文馆东文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1期，52～58页
- 9参见注2的文献。“通事”一般指口语翻译，书面语能力较差，所以有“只得”之说。
- 1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五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在日所招东文学生毕业后应如何待遇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
- 11参见后文查双绥致汪康年信。但许海华在前揭论文中说“至第三代驻日公使徐承祖任上，随著东文学堂的学生毕业留馆或被提拔为学习翻译，日语翻译不足的矛盾终于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考虑到裕庚召募青年送公使馆学日语一事，许的主张似有商榷余地。
- 12实藤惠秀，“中国人の日本语研究”国语文化讲座6《国语进出篇》，朝日新闻社，1942年，274页
- 13“改译书局为译书官局摺”《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8年，51页
- 14“拟设繙译书院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3年，29-34页。
- 15《时务报》1897年第27, 29, 33期。收入《饮冰室文集》时改题为“论译书＂。
- 16《日本杂事诗》原本61的夹注。锺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114页。但在日本杂事诗定本、日本国志中都不再见这段记述。
- 17汪康年著、上海図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9）1277页。
- 18《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446页。而在《戊戌奏稿》中则见：请在京师设译书局，妙选通人主之，听其延辟通学，专选日本政治之佳者，先分科程并译之。不岁月后，日本佳书，可大略皆译也。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中略）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
- 19关于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刘建云指出蔡元培在京师同文馆里就已经实践过。刘建云前揭书242页。
- 20黄说“（维新以后的日本职制章程条教号令……）概用和文［即日本文以汉字及日本字联缀而成者也］＂是第一个明确地将日语当作外语的记述，同时也指出了日语的不同文体。《日本国志》凡例，括号中为双行夹注。在傅云龙等人的报告书中均将日语称为“方言”
- 21关于《和文汉读法》请参见东西研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中收录的陈力卫论文。
- 22内田庆市教授架藏的文明书局1902年版卷首有：是书辛丑冬初用写真石版印刷五千部至秋间（应为壬寅秋──笔者）销售已罄购索者日有数十至玆重为修正改良徇文明书局之请编入普通教科问答（下略）的说明。这个修正版另附有“东文杂记”［辛丑十二月］“东文提要”［壬寅夏日］。
・原文刊于《关西大学 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3辑，2010年4月1日。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沈国威，关西大学外语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曾任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词汇比较研究、汉语词汇教学法、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出版著作有《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等，编著有《新尔雅及其词汇》等。
延伸阅读
徐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