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康昊 | 《皇帝与国王：足利义满和他的时代》

1374—1419年，东亚风起云涌的一个时代：在中国，燕王朱棣起兵废其侄建文帝，是为“明成祖”；在朝鲜半岛，将领李成桂逼高丽王退位，建立朝鲜王朝，其子李芳远后夺权登基，称“朝鲜太宗”；在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结束了长达60多年的南北朝分裂，统一日本。

然而，足利义满在本国却千夫所指——政权稳固，他为回归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绞尽脑汁求取大明颁赐的“日本国王”头衔，在奉天皇为至尊的日本国内，可谓大逆不道。

本书通过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自“康历政变”到人生谢幕，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文化发展等角度剖析足利义满对日本国内及东亚世界的影响；以大视角纵观、小细节切入的方式试图回归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初期东亚历史的现场，从日本、中国、朝鲜半岛的不同视角，揭开足利义满脸上的一层层面具，重新解剖他的经历和意欲：足利义满真是僭越的“卖国者”？抑或有其自身的洞见和智慧？足利义满的出现，对处于以大明为核心的东亚世界中的室町日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我想再讨论一个问题：放在中世日本的历史长河中，接受明朝册封，成为“日本国王”的足利义满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鹿苑寺藏

中世是一个先例主义的时代，人们更倾向于按部就班地做事。在公家或武家社会中，每当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查询先例——这时候，中世流行的日记史料就发挥了作用——活动应该几时开始？应该安排多少人参加？每个参与者应该安排什么角色？无一不需要查询先例。在众多的先例中，有的是备受好评的“佳例”，有的虽未必不佳，但因为后来发生过不祥的事情，便被连带着认为“不吉”，是应当回避的先例。比方说，当足利义持之后的室町殿足利义教试图恢复对明朝贡时，册封仪式该如何搞，将军应该如何向明朝的国书行礼，就需要参考义满时期的先例。对先例的了解，成为中世贵族社会最重要的知识。甚至，对制度、服饰、官职、仪式的传统进行考证的工作孕育了中世社会一项极为重要的学问：有职故实。在这样一个更喜欢因循守旧的时代，打破先例，突破常规，是十分困难的。这在对外交往的领域也是如此。

前面提到，明朝对朝贡体制下国家间外交的坚持，是“人臣无外交”。也就是说，为人臣者，若无君主之命，不得与外国交往，不得对外交涉，并且，具有朝贡天子资格者，也应该是一国之君主。一开始与明朝通使的足利义满试图回避这一点，选择与中书省或丞相通信，而这使得他与明朝的外交摸索屡遭挫折。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有些难以理解。我们或多或少能够理解明朝对“人臣无外交”的坚持，却不能理解足利义满为何要回避这一点。

实际上，自平安时代中期以来，日本对外交往的原则，也是“人臣无外交”，但这和明朝所坚持的截然相反——在日本自己眼中，日本的天皇同样是天子，因而外国的陪臣不得私自与日本的地方政府朝廷通使，外国的国书也不能有损天皇尊严。但这一套在实际的对外交往中经常是行不通的。毕竟，周边国家的使节并不会认日本的天皇为天子。于是，我们看到日本的统治者事实上贯彻了另一套准则，或者说需要因循的先例：“人臣外交”。平安时代的公家朝廷曾经多次与高丽王朝、宋朝通使，大多采取了不让朝廷自己站在外交前台，更不让天皇在外交文书中出场的原则。站在外交前台的是九州的地方管理机构大宰府。比方说，延久四年（1072）京都大云寺的僧侣成寻入宋巡礼，朝拜五台山的夙愿达成后，他命他的弟子五人回国，并将宋神宗赐予的礼品和皇帝御笔书信一并带回日本。日本的朝廷通过讨论，决定向宋朝答谢，最终，持“日本国太（大）宰府牒”的宋商（使节）出现在了中国的史料里（《续资治通鉴长编》）。也就是说，虽然显然是官方的答复，日本朝廷仍然回避了直接与宋朝打交道，而是让属下的大宰府出面。宋徽宗时期，徽宗也曾给日本送来国书，日本朝廷还是照例让大宰府出面回信。同理，平安王朝与高丽的通信，也采用“日本国大宰府牒”的形式。在平安时代中期，宋朝明州（宁波）官府曾多次与大宰府通信，二者均为地方政府，形式上倒是比较合理，但为什么面对宋朝皇帝的国书，日本方面还是坚持让大宰府回信呢？渡边诚在《王朝贵族与外交》一书中指出，日方之所以如此行事，就是为了让天皇不参与与中国皇帝交往的礼仪秩序。

当时的日本人，就像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一样，将自己想象成世界的中心。而在中世以来的僧侣和贵族们的世界观中，这个世界中心的核心，就是天皇。虽然无法建立一个对等的国际秩序，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书》）的观念早已存在，你是皇帝，我也是皇帝，日本的贵族们当然希望中国的皇帝能将日本对等视之。然而在实际的朝贡体制下，这一愿望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天皇远离东亚世界的国际政治，将日本自己的“皇帝”排除在外交场合之外，于是，也就避免了“有辱国格”的问题。这就是日本一再坚持“人臣外交”的原因。

那么，足利义满放弃“人臣外交”了吗？从表面上看，日本与明朝的外交是“日本国王”与皇帝的外交，是按照明朝设定的朝贡体制规则开展的国家间交往活动。但读了本书的各位读者朋友可以很快戳穿这个“谎言”。作为“日本国王”的足利义满并不是日本的君主。他的身份是日本国内政治秩序里的一位“人臣”。一开始对建文帝通使时，义满使用的“日本准三后”这个身份，正显露了他的“人臣身份”。因此，足利义满对明朝的外交，包装虽然是朝贡体制的，但内核，还是中世“人臣外交”的惯例。

足利义满去世后，继任者足利义持很快就放弃了对朝鲜的外交文书中使用“日本国王”称号的做法。后来恢复朝贡的足利义教，也没有在对朝鲜、琉球的外交中把“日本国王”的称号捡回来，而是自称“日本国源某”。当然，他在向明朝上表时只能自称“日本国王”，否则外交无法开展。可一旦有施展“人臣外交”的机会，室町幕府的执政者们就会立即退回中世的惯例上去。顽固的中世惯例，即便是足利义满也改变不了。

如前所述，室町政权的执政者们，仍然面临着“天皇地位问题”。室町幕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北朝的天皇，足利义持这样的执政者自视为“天皇家的执事”。即便是看上去跳脱出了中世的常规，扮演近乎“法皇”角色的足利义满也不曾有过颠覆天皇制的想法。天皇在中世国家中仍然是真正的国王，是中世国家统合性的象征，足利义满不曾破坏这条中世国家的最高原则。因此，足利义满是中世对外交往传统的颠覆者吗？恰恰相反，他是中世传统的维护者，只不过，他在朝贡体制的框架下，以柔和的方式，仿佛太极推手一般，绕开了中世传统与朝贡体制原则的冲突，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已。

因此，本书的标题“皇帝与国王”实际上有着三重含义。其一自然是明朝皇帝（建文与永乐）与被册封“日本国王”的足利义满、足利义持；其二是普遍意义上的朝贡体制内的皇帝与外国蕃王的君臣关系（也包括“朝鲜国王”）；其三则是存在于日本国内政治秩序中的“皇帝”（天皇）与“日本国王”足利义满、足利义持。这三个关系在我们理解近代以前的东亚国际关系及日本的角色时不可忽视。只有理解了“皇帝”与“国王”的微妙关系，才能真正弄清楚朝贡体制下的日本，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状态。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副教授。复旦大学学士，日本大阪大学硕士、博士，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中世史，东亚海域交流史、日本宗教史·寺社史、南北朝·室町时代史，译有《应仁之乱：日本战国时代的开端》《中世日本的内与外》等，负责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海洋史视域下的忽必烈征日以后日本对元关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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