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运作的原理究竟是什么？无疑是个大哉问。小熊英二力图从新的角度，把握战后日本史的其他侧面，实际上与其过去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的研究有着共同关怀，即指向改变社会。由于社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作者所兼具的宽广视野、细微观察，使该书横跨多学科，如作者所言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该书对雇佣惯例形成史的考察，涉及劳动史、经营史、行政史、教育史等各个层面。作者采取比较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呈现日本终身雇佣制的真实与虚相。它既有与世界共通的地方亦有日本的特点，欲知个中如何，且看此书分解。
关于日本人一般工作方式的认知
说起日本人的一般工作方式，很多中国读者脑海中浮现出的可能就是日剧中看到的每天身着西装，手提皮革公文包，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吧。这些上班族往往高中或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一家企业，一直工作到60岁退休，家里一般有两到三个子女，妻子作为全职主妇每天操持家务。他们作为正式员工，在公司里的大房间集体办公，在终生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等日本式雇佣管理体制下工作。
以上中国读者关于日本人一般工作方式的印象，可能恰恰也符合很多日本人的认知。具体而言：
一、终身雇佣制。简言之，就是员工进入企业后，只要不犯大过失，通常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或自愿离职。这意味着员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不跳槽。终身雇用制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前，企业的主要用工模式。它保障了员工长期稳定的职业生涯和退休福利，以职业和生活的稳定感换取员工对企业的高忠诚度，企业为员工提供职业培训，提高技能和专业能力，通过定期人事调动的方式实现岗位晋升，激励员工提高企业内贡献度。
终身雇用制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但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衰退，许多企业为节省成本，停止终身雇用制度，改为使用人力派遣、短期雇佣、临时雇佣等更加灵活的雇佣模式。这些新的就业模式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也带来了不稳定性。
二、年功序列制。这种制度是指员工的工资和职位将根据其在企业内的工作年限和经验逐渐提升，意味着在同一家企业内工作时间越长，贡献越多，工资和职位也相应越高，类似一种“论资排辈”的制度。
然而，年功序列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可能忽略员工的实际能力和业绩。这可能会限制年轻员工的晋升，导致“年长者优先”和“年轻人晋升困难”。随着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企业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一些公司和行业开始转向更灵活的薪酬体系和评估方法，以更公平地反映员工的能力和贡献。
另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也造就了日本社会的“本科学历优先主义”。一般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并不注重硕士、博士学历，以及所学专业，而是注重应聘者本科大学的牌子，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学历”，名牌大学入学考试的偏差值高，难度大。在不轻易裁员，以及企业提供入职后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下，企业更看重员工的综合能力与在定期人事调动中面对不同岗位的适应能力；作为应聘者，由于考虑到年龄、资历、在同一家企业内连续工作的贡献度是决定薪资和职务的主要因素，便缺乏进一步深造的动力。因此，日本人只会在高中考大学时激烈竞争，而并不热衷考研。
综上所述，就对日本工薪族的印象而言，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也就是本书中提到的“大企业型”生存方式。具体而言，是指男性大学毕业后，作为正式员工被大公司或政府机关聘用，过着体面而稳定的生活。
然而，这只是一种刻板印象，一直以来以这种形式工作和生活的日本人并非多数。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企业型”员工人数有所增长，在石油危机之后达到峰值，但也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0%左右。之后，尤其是泡沫经济破灭后，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不断增加，以“大企业型”为代表的日本式雇佣模式始终维持在少数核心精英人群。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传统的日本式雇佣模式被迫变革，日本社会结构发生变动，揭开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序幕。青壮年劳动力减少，虽然“大企业型”劳动者人数没有大幅增减，但以自营业为代表的“地方型”生存方式人群减少，作为“残余型”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人数大量增加。
中国读者对日本人的工作方式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前。作为日本人，在经济、生活不稳定的时代，心理上也加深了对“大企业型”生存方式，传统、稳定的雇佣就业模式的向往。因此，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日本人的一般工作方式”的认知上具有一致性，但这并非今天日本社会大多数人的真实工作状态，这也正是小熊英二在本书中为读者剖明的。
作者后记
我想在此陈述一下本书的写作过程。
从几年前开始，我一直在研究如何全面描述日本的战后史。所谓“全面”，就是将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社会、文化、思想等联系起来，在与同时代的世界动向进行比较的同时，描绘日本的历史。
事实上，日本社会的发展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沿着世界同时代的潮流在前进。例如，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的民主化和均质化发展取得进步，1960年代长期雇佣开始普及，等等这些情况并非单独发生在日本。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渐渐发现了日本的独特倾向。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同。为什么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同于其他国家，是以“企业（职场）”和“村落（地域）”为单位的呢？在调查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问题。
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企业（职场）”和“村落（地域）”设定为人类互帮互助的单位。这与日本的工会是以企业为单位形成的企业工会这一状况相一致。同时，不难想象，这也与日本不存在西欧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及对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需求不高等情况有关。
这种想法的出现与我在他国旅居的经历有关。
我从第一次作为客座教授前往印度开始，至今走遍了大约20个国家。在我看来，所谓社会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将什么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例如，当我在印度和德国旅居期间，这两个国家将职业工种视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很多惯例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与社会教育、社会保障、政党政治，乃至地域社会的组织形态密切相关。
然而，这并没有跳升到文化论上。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各个地区所谓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创造出的“新事物”。印度的种姓制度、泰国的国王崇拜、墨西哥原住民的宗教仪式等，都是比较新的“被创造物”。许多被视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东西也都是明治时代以来形成的。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探明日本何以形成将“企业（职场）”和“村落（地域）”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倾向。而且，这似乎也是在推进战后史研究的过程中，回避不开的问题。
讲谈社现代新书编辑部的小林雅宏先生前来拜访时，正是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期。于是，我认为只能用“日本社会的规则”来表现这种规定了雇佣、教育、福利、政党、地方社会，甚至是“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惯习之束缚”。我把想将“日本社会的规则”经历什么样的历史发展，最终形成确立的过程写下来的想法告诉了他。
不过，最初的构想是先解释“三种生存方式”的类型，然后更全面地讨论雇佣、教育、社会保障、政党、税收、地域社会、社会运动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当我在研究雇佣惯例时，逐渐发现这才是决定整体的关键。
于是，我将最初的书稿全部作废，把重点放在雇佣惯例的形成历史上，整体重写。因此，不同于最初的构想，我删减了教育和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并将政党、税收、地方自治的内容忍痛割爱。
如此一来，虽然和最初的构想相比，本书的主题限定在更狭窄的范围内，但依然跨越了多个领域，涵盖劳动史、经营史、行政史、教育史，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历史与惯例传统。我着实也感到有学力不逮之处。关于战前日本的官僚制，我请教了专家清水唯一朗先生，得到很多宝贵的意见。衷心感激对本书的校对工作付出诸多心血的编辑。至于阐述不充分的内容，期待各领域专家的指正。
迄今为止，我从几个侧面研究了日本的集体社会意识。例如，以民族论的变迁为素材，研究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以战后思想史的展开为素材，研究了战争共同经历培养出的社会意识。本书通过对雇佣、行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考察，分析了规定日本社会的社会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我希望本研究能够对劳动史和经营史的研究人员有所启发，正如迄今为止我的研究对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的研究者有所启发一样。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它既不是一项可以立即应用为政策建议的研究，也不适合投稿给特定学科领域的期刊杂志。但是，阐明决定一个人生活所在社会原理的底层逻辑，是在进入细分化学科专业之前的基本问题意识。对这种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探索的研究具有独到的贡献。
为了方便更多的读者阅读，我的文字尽可能简单易懂，并在每一章开篇处添加了内容提要。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每一章都有译者的摘要，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一书有着解谜一般的叙述展开，这些也令我深受启发。我认为本书在作为一本学术著作的同时，能够向社会广泛地投掷问题，与更多的人共享，引发大众的深入思考。这也正是一名研究者在学术思想输出时的理想，而且我认为本书是能够实现这一理想的。
我觉得阅读本书的读者会有各自感兴趣的地方。经营史、教育学的研究者会有出自专业角度的关注点，公司员工和教师也会有结合自身日常工作的关注点。然而，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希望这是一本既能够回应这种个人兴趣的书，同时也是一本能够促使人们思考这个社会中所有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激发大家为开拓未来而深入探讨的书。
至此付梓之际，一路幸蒙多方关照。谨此致谢。
小熊英二
二〇一九年六月七日
作者简介
小熊英二（1962~ ），日本社会学者，专攻历史社会学。出生于东京都昭岛市，曾就读东京都立立川高等学校、名古屋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科，后来转到东京大学农学部并在1987年毕业，后进入岩波书店工作。之后又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就读，于1998年3月时提交论文〈「日本人」の境界：支配地域との関係において〉取得博士学位。1997年起成为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专任讲师，2000年升任助教授、2007年再升任教授。著有《“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等。
译者简介
暴凤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会员，中华日本哲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日本宗教文化与政教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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