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安、靳欢欢｜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视差之见”——基于柄谷行人与齐泽克对《资本论》的视差性解读

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西方左翼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学术传统。其中,价值形式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orm of value,或价值形态理论)是国际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以汉斯-乔治·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为代表的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以宇野弘藏(Uno Kōzō)、关根友彦(Thomas T. Sekine)和伊藤诚(Itō Makoto)为代表的日本“宇野学派”,以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¹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价值形式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革命性意义,突出交换和流通、特别是货币形式的重要性。顺应西方左翼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趋势,当代日本著名的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和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Slavoj Žižek)分别借助“视差”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另类的阐释。

宇野弘藏是日本最著名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之一，对后世伊藤诚、柄谷行人等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影响深远。其学派被称为宇野学派，为当时新左翼与社会主义协会带来了深刻影响，其中宇野经济学为全共斗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他以《资本论》为基础的经济研究而广为人知，分为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三部分，确立了作为与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分离的科学的经济学。宇野是柄谷行人在东京大学本科经济学的老师之一，其经济思想与柄谷的交换样式理论具有直接联系。

一、价值形式理论中生产与流通的双重视差

柄谷行人的“视差”概念最初来源于康德1765年所著的《视灵者之梦》。在此文中，康德将知识的客观性或确然性的内涵由传统的主客“符合论”转向了主体间的“普遍可传达性”之中。这一转变从外在于自身的他者那里引入了新的视差，从而打破了个人与共同体的自我限制。在他看来，康德通过“视差”的引入，提出了超越论式的批判概念。所谓“视差”就是先从自己的视角观察，然后再从他人的视角观察，“当感知了这两者之间的偏差时，其刹那间自己所感到的不愉快和别扭”²。正是这种“瞬间的抵抗”促使我们捕捉到某种未知因素，它成为视差批判的地标。在批判反思方面，视差的立场在于“悬置”，其关键是在思考二律背反其中的一极时，需要对另一极加上括号予以悬置和观察，在没有确切的断定之前，以一种谨慎的态度“悬置判断”。

需要强调的是，康德的视差概念及“悬置判断”的批判反思法并非皮浪式的相对主义。柄谷行人指出，康德在追求普遍性时引入了指向自由与超越的“他者”。就其结果而言，“这样的他者并没有带来相对主义，而是只有在此普遍性才能成为可能”³。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引入了“他者”，他者是通过“物自体”而被论及的，准确地说，“物自体乃是他者”⁴。众所周知，康德把存在于人类感觉和认识之外，但又可以触发人类的感官而产生表象的客观实体称之为物自体。物自体并非先验的预设，而是根据人的现实经验无法消解的二律背反困境才能辨别的思维存在。这里的关键是，“康德通过物自体的导入隐含了可以反证的未来的他者”⁵。概而言之，作为物自体的“他者”揭示了我们既无法事先获得，又不能随意内在化，但却可以作为世界内部展开的现实存在。

一言以蔽之，柄谷行人把康德的“视差”作为先验哲学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基础与前提。在他的视域中，康德的物自体既是他者的概念，也是视差的概念，“人类不同领域的知识是由其特殊的物自体所带来的超越性立场决定的，不同的超越立场之间存在着视差”⁶。康德借助经验性自我和超越性他者之间的视差，为人类知识的前提和社会规范奠定先验基础。鉴于此，柄谷行人阐释了“视差”的三层规定性内涵：其一，视差既非将矛盾双方彼此消解与化约，亦非通过某种“辩证综合”沟通彼此的方法，而是一种在差异和非同一性中采取“悬置判断”的批判反思立场。其二，视差的主体性原则所招致的并非相对主义，而是直面由个人的主观视角转向他人的视角所带来的“强烈的视差”，这种视差的转向在“刹那间”所诱发的是不愉快之感，实则包含着探索“真理”的未知因素。其三，视差的反思需要开放性“他者”的介入，将视差从主体转向客体，从而揭示了客体的非普遍性结构，这种结构在非对称性的关系中为主体的行动提供契机。在此基础上，柄谷行人借助康德的视差范畴解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提炼出“事前”与“事后”的双重视差，即“把规定的、反思的这一区别当作事前性的、事后性的区别来思考”⁷。前者是指依仗理论的力量，在既定的法则和规则系统中得到整体的例外事物，后者则直接运用既定的法则，通过事后对规则系统的解释，使其行为与规则相符合。⁸借助对视差的分析与运用，柄谷行人以商品和货币、生产与交换的非对称性关系为线索，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进行新的梳理与阐释。

首先，柄谷行人通过对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的差异，阐释了隐藏在价值形式理论中“事前”与“事后”的双重视差，进而揭示了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商品与货币的非对称性关系。

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有着详尽的理论剖析。古典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交换关系转向了生产关系，将商品的价值置放于劳动中来审视考察，从而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柄谷行人看来，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古典经济学比较成功地阐明了“以更大范围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而在细微的部分里，特别是对货币和价值形态的论及，却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过。与之相反、《资本论》的卓越之处在于，“通过对价值形态之显微镜性阐释，来打破与经济学或货币经济的历史一样有着历史的、古老的‘偏见’”⁹。就此而言，可以从两层涵义理解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的视差：一是以往的经济学家只是通过整理可见的范畴来完成经济学的体系，而马克思则是一边继承那些诸多范畴又一边对此加以批判。二是古典经济学家把商品看作平凡而又自明的东西，从而草草打发了事，而马克思则在这“细微差异”中发掘了货币形态之谜。

对古典经济学家而言，商品与货币都是其关注的对象，但在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根据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货币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任何秘密，而在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y）那里，他却发现了商品和货币的非对称性关系。柄谷行人指出，促使马克思引入价值形式理论的契机，是他和贝利对李嘉图价值学说的批判。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有关价值实体的观点，但是“李嘉图没有研究的，是劳动借以表现为商品的统一体的特殊形式。因此他不懂得货币”¹⁰。而贝利则看到了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的尺度对价值实体的重要性，他紧紧抓住了“交换价值表现为商品互相进行交换的量的关系这种最表面的形式”¹¹。贝利认为，商品的价值并不具有内在的、绝对的东西，它只存在于同其他商品构成的共时性的关系当中，通过与其他商品（货币）的关系才能实现其关联性。在这里，柄谷行人借助“事前”与“事后”的双重视差，分析了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之间的根本差异，揭示了商品与货币的非对称性关系。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对商品的考察是将“事后”的思考投射到“事前”，认为商品早就存在交换价值，它内在地具有能够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就此而言，“交换价值就是购买力，换言之，即货币”。¹²但事实上，商品具有交换价值是在它与其他商品实现了交换之后的事情，如果某个商品未能成功地实现交换，就谈不上具有交换价值，更谈不上使用价值。因此，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将货币内在于各种商品之后，便把货币抹消掉了，把货币看作从属于商品的次要东西。鉴于此，柄谷行人发掘了商品与货币的非对称性关系，即“用商品不能购买其他商品，但若是货币任何商品都可以购买”¹³。因为在价值形式中，只有货币占据了一般价值形态的位置，而其他物品则被置于相对价值形态上。“金之所以为货币，在于它被置于货币形式（一般等价形式）上。”¹⁴所以货币被赋予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任何物进行交换的权利。就此而言，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所要追溯的恰恰是古典经济学家没放在眼里的价值形式理论，即促使某物成为商品和货币的“形式”。

贝利为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与作家，被称为“哈勒姆郡的边沁”。他的第一部作品《论意见的形成与发表》于1821年匿名出版，1829年，该书续篇《论对真理的追求》问世。在这两部作品之间，还有《政治经济学、政治学、道德等问题》（1823年），以及一篇针对大卫·李嘉图及其学派观点的《论价值的性质、度量与成因的批判性论文》（1825年）。

其次，柄谷行人借助康德超越论式的“视差”概念解读《资本论》，通过对资本的“二律背反”现象之分析，将剩余价值的起源从生产领域追溯到流通领域当中，从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两层维度上考察了剩余价值的实现。

在柄谷行人看来，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不仅对货币的历史起源进行了探讨，而且在超越论上对货币所引起的交换（流通）也进行了考察。他指出，《资本论》与以往的经济学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导入了价值形态理论。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¹⁵。对此，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是在不涉及劳动价值论的情况下，通过价值形态——相对的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成功地阐释了使某物成为商品的东西。换言之，商品价值的实现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在流通领域。

在此基础上，柄谷行人分析了“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¹⁶的二律背反现象，从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两层维度上考察了剩余价值的实现。柄谷行人认为，可以通过引入“复数的体系”来化解这一问题。他指出，为了说明产业资本中的剩余价值不能离开流通领域，但又不能发生在流通领域，我们必须首先在商人资本中考察。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在一个价值体系中如果流通部门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是不等价交换，那么则是欺诈。但在柄谷行人看来，“当交换发生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时候，虽然在各自的价值体系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却可以获得剩余价值”¹⁷，因为交换是依据各自的价值体系正当进行的，商人资本家通过不同的关系体系，在便宜的地方买入在贵的地方卖出，从其差额中获得剩余价值，但这也不能说是欺诈!基于此，他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产业资本中的剩余价值乃是通过在时间上创造出新的价值体系来而获得剩余价值的”¹⁸。在不断地技术革新下，劳动者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价值体系a以及同时作为消费者买回产品的价值体系b之间存在差异的时候，剩余价值的产生才成为可能。第二，商人资本是通过“空间上”的价值体系的差异来获得剩余价值。这样“也就可以把商人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视为来自他们对地区间价格差的机敏和奔赴遥远地方之冒险精神的正当所获了”。¹⁹这就使得商人资本性质的活动遍布包括股票、外汇市场等可以发生差额的全球化金融活动。总之，在柄谷行人看来，无论是商品的价值还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其产生的根源都来自流通（交换）领域，前者只有被其他商品交换才可能实现，后者从不同的价值体系差异中进行交换才可以获得。

最后，通过对价值形态论的解读以及剩余价值理论的解构，结合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柄谷行人察觉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视差，在生产与流通的非对称性关系上将消费者作为新的革命主体，由此探索出一条“经济去政治化”的消费抵抗之路。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于资本家在生产领域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诚然，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从而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奠定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表达所折射的是从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原理和“经济范畴”的过程中，推理出解析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国家”的逻辑理路，这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但在柄谷行人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性在于，它把经济范畴视为基础性构造，把国家、民族、宗教、道德等视为依附性的上层建筑，只要解决了经济上的阶级对立，国家和民族就会自行消亡。他认为，既然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值形式理论，既然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生产领域而是流通领域，那么“从生产过程发现打倒资本主义契机的可能性就越来越显得渺茫了”。因此，我们需要在《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理论中重新发现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契机。这里的关键是：一是要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经济范畴”不是建基于劳动价值论上的生产关系，而是指“货币与商品或者使各生产物变成货币和商品的价值形态”²⁰。二是要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的产品被卖出的场域（消费的场域），是劳动者作为唯一主体而出现的结构论上的场域。因为“对于资本来说，消费是剩余价值最终得以实现的场域，也是使之从属于消费者意志的唯一的场域”²¹，所以在这个场域中，存在着使资本运动停止的契机，同时存在着劳动者作为消费者的主体性契机。

在此意义上，柄谷行人和当代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以及美国的文学理论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帝国》和《大同世界》中，奈格里和哈特提出了21世纪的世界新政治秩序和全球化时代的后社会主义策略。他们认为，在生命政治范式下主体的解放需要采取新的形式与战略，即以诸众（multitude）取代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通过“拒绝工作”和“出走”（exodus）的方式取代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这里的出走“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subtraction）的过程”²²。基于奈格里和哈特对劳资关系的分析，柄谷行人指出，传统的革命理论重大缺陷在于，只看到了从经济领域发掘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忽视了在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中寻求政治解放的可能性。他通过对资本增殖运动（G-W-G′）的分析，洞察到资本在购买劳动力商品和向劳动者出售商品的过程中，潜藏着促使资本发生危险的契机。在解放路径方面，柄谷行人同样呼吁放弃生产领域的阶级斗争，试图以“拒买”（抵抗消费）和“拒卖”（拒绝劳动）的方式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并为解放运动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客观地说，这一逻辑路理实则蕴涵着从经济范畴中抛弃“政治抵抗”的理念，即放弃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基础解读上层建筑的观点，以此构建一条“经济去政治化”的消费抵抗理论。

二、不可化约性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视差

综观柄谷行人对《资本论》的解读，从商品到货币再到价值形式理论乃至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剖析，构成了他钻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致思路径｡对此，齐泽克认为，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判》是可以与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Unger）在巴西出版的政治学三部曲比肩的著作，是重铸反抗资本帝国的政治哲学基础｡受哺于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的启示，齐泽克借以视差概念梳理了德国古典哲学和精神分析哲学的思想历程，在《视差之见》这部著作中，阐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经济（商品逻辑）与政治（阶级斗争）的视差｡

首先，齐泽克将“视差”从认识论层面转向本体论，即主体主观性的差异转向对象本身在存在论层面上与自身的“最小差异”,在借用拉康的凝视理论后，引入了对象a的概念，主体由于盲点的存在始终具有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

“视差”最初是一个天文学概念，是指从一定距离出发的两个点观察同一个目标时所产生方向上的差异｡在认识论层面，视差被规定为源于观察者位置移动所引起客体显而易见的位移｡在精神分析视野下，“视差”不再指涉存在论维度的动态变化，而是由于主体的转换引发了客体的改变，客体的这种视差效果也是对象本身所固有的，是客体非一致性的展现｡齐泽克借助拉康的凝视理论，通过对象a的引入阐释了视差转变的内在逻辑，认为“视差”即对象a､是同一对象与自身的“最小差异”｡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凝视（gaze）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拉康分别从想象界的观看行为､象征界的语言维度和实在界的“对象a”递进逻辑，深入地阐释了“凝视”概念｡²³在他之前，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介绍了作为存在论的凝视理论，他从主体､他者以及主体与他者的存在论维度展开对视觉性问题的探讨｡²⁴总体来看，凝视理论探讨的是视觉与主体的关系，“当我们凝视某物时，某物便将凝视反射回我们，亦将欲望投射给我们，而欲望来自于他人”²⁵｡就此而言，无论是“作为对象a的凝视”还是“视差”,它们都是主客体彼此调停的产物，既非完全的客观，也非完全的主观｡

鉴于此，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讲道:“黑格尔会说，主体和客体本质上是‘调停的’（mediated）｡因此，主体观点的‘认识论’转变，总是反映客体本身的‘本体论’转变｡或者按照拉康的话，主体的凝视（gaze）总是以盲点的伪装，被铭刻到被感知的客体本身中，即‘在客体之中，而非客体本身’的那个点｡通过这个盲点，客体把主体的凝视返还回主体｡”²⁶也就是说，主体观察到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的､完整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观察的不够准确､不够全面，而是客体对象总是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盲点”（blind spot）,这个盲点乃是主体被包含在对象中，被镌刻到自己所构建的现实｡盲点的存在意味着现实总是匮乏､分裂和不完满的，而后这一匮乏的盲点再通过客体回溯性地返还给主体，这样便从主体主观性的视角差异转到为客体对象在本体论上的视角差异｡

在齐泽克看来，促使主体的视角在同一客体位移或者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进行视差转换的是“对象a”｡²⁷一般而言，对象a是欲望对象（客体）的成因，它诱使主体欲望某物，但是又不直言它到底想要什么，于是主体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反复地猜测､怀疑和想象，以此来满足对象a的要求｡确切地说，对象a标志着对象内在的匮乏和不满足，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固定在任何特定属性上的对象，是“在你之内而超乎于你”²⁸的未知因素｡齐泽克认为，视差结构在拉康的对象a框架中尤为明显，譬如同一个客体突然发生了质变，它对你而言是普通之物，对我来说是力比多投入的焦点，这一转变是由主体对他者欲望的猜测和追逐所引起的｡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可以把对象a界定为纯粹的视差客体：它不仅随着主体的位移而变化，而且只有从某个角度看观景时它才会存在｡更确切地说，对象a是视差分裂的成因，是永远无法被符号把握的､深不可测的未知因素，由此导致了符号视角的多样性｡”²⁹这样一来，齐泽克就阐释了视差分裂的原因，是同一对象与自身分裂的“最小差异”,即对象a｡它诱使我们不断地进行视角转换，可以说，无论是康德的二律背反还是拉康的对象a概念，它们都为“视差”的阐释提供契机，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进一步推进了“视差”显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维度｡在《视差之见》中，齐泽克论证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经济”与“政治”的视差，他试图从商品形式出发，对商品形式的分析构成了自身“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

其次，在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张力中，齐泽克发掘了商品交换中“内容”与“形式”的视差，即在生产中劳动产品（商品）的内容大于形式，在流通中商品（劳动产品）的形式大于内容｡这一致思路径可以追溯到他对商品形式和梦形式的同构性分析当中｡

齐泽克认为，柄谷行人坚持把视差分裂放置于商品的“惊险一跃”上，劳动产品要想成为商品就必须实现这一“跳跃”｡在齐泽克看来，商品的惊险一跃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达成的一种短暂的､脆弱的“综合”,它可与康德对感性（sensitivity）与知性（understanding）所做的综合相媲美，“在这两种情况下，两个不可化约的外部层面会合在了一起”³⁰｡他指出，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由社会性劳动所创造的，但那时它只是潜在地创造出来了，只有当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在流通领域中作为商品售出之后，价值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齐泽克断言，商品在生产与流通领域中的张力也是视差导致的，“在这里，时间是‘先将来时’（futurantérieur）的时间：价值并非‘现在’立即实现的，它只是‘将来完成’的，是回溯性地生成，是以述行形式运作的（performatively enacted）”³¹｡也就是说，站在“先将来时”的角度，价值在生产中是“ 自在”地生成，但它只有借助流通领域才能变为“自为”的存在｡

在生产与流通的视差中，齐泽克进一步揭示的是隐藏在商品中“内容”与“形式”的倒置，这一倒置可以追溯到他对商品形式和梦形式的同构性分析｡在《视差之见》一书中，他首先对李嘉图学派以及蒲鲁东学派的“实体主义”进行了批判，指责他们把货币仅仅理解为社会有效劳动量的标记，“把价值设想为商品的直接‘实体性’属性”³²｡而后，他将《资本论》中有关“商品的形式”与《梦的解析》中有关“梦的运作”进行了类比，从而得出马克思在商品交换中关注的是形式本身的秘密｡这种“形式”在马克思那里正是以商品交换形式的神秘性所展现，即“劳动产品一经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³³｡在齐泽克看来，商品形式的神秘性源于某种难以消除的“症候性误认”,这种误认发生在商品交换的价值形式中｡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症候性误认”是不可避免的，即商品交换的有效性与对这种有效性的意识之间的根本悖论｡在参与交换行为时，人人都是根据实用的唯我主义者采取行动的，而交换的目的是要实现一整套社会综合功能｡颇具悖论的是，只有当参与商品交换的个人没有意识到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维度时，这种社会综合维度反而得以实现，“如果我们‘知道的太多’,洞察到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运作，这种现实就会自行瓦解”³⁴｡换言之，商品在流通领域中所消耗的劳动价值这一实体性“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尽管它存在于某个地方，凝聚在某一劳动产品中，但只要它没有完成从货币-商品-货币的转换，没有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那么它就不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与之相反，商品的“形式”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促使着人们对那些凌驾于物品具体内容之上的商品交换形式奉若神明，特别是对那些“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以及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的顶礼膜拜､俯首称臣｡所以，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以“无意识”的精神分析话语提及“拜物教式否认”（fetishistic disavowal）的公式——“我很清楚，但我还是……”³⁵｡在商品的价值形式中，这一公式就可以表现为：我很清楚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它是工人劳动的产物，但我还是认为只要它售卖不出去就没有价值；我很清楚商品关系所展现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但我还是相信它在交换中体现的是物与物的关系；我很清楚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是由经验的､朴素的物质制成，但我还是相信它具有“崇高客体”的地位，生产的目的就是赚取更多的货币｡对此，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中有着同样注解｡他在认识论批判语境中提出了一种“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的概念，意指社会存在的抽象过程，在实践环节中被界定为“交换抽象”｡雷特尔指出:“抽象是外在于劳动的，并处于交换关系的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之中……交换关系抽象了劳动，或如我们所说，它将劳动抽象化了｡这一关系的结果就是商品价值｡”³⁶这就是说，赋予商品价值的不是抽象劳动，而是交换｡一句话，一个商品的价值不是被生产出来的，而是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从有关商品中“抽象”出来的｡

最后，基于对商品交换中“形式”与“内容”的视差性分析，齐泽克剖析出隐藏在马克思视域中“经济”（商品逻辑）与“政治”（对抗逻辑）的视差，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重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关联｡

在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形式与内容的内在关联中，齐泽克自然地搭建起马克思视域中的“视差之见”,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下“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视差｡他首先对李嘉图学派与马克思进行了简略比较和评介｡前者完成了从表现到本质的一跃，把生产作为秘密的核心，后者恰好相反，从关注形式的本身秘密入手｡因此，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是，“不要被形式本身所蒙蔽，而是把形式化约为‘纯粹的形式’”³⁷｡就此而言，齐泽克将交换形式本身的秘密化约为“商品的逻辑”与“对抗的逻辑”之间的视差｡

在《视差之见》一书中，齐泽克从存有论的层面解读了马克思视域中经济与政治的视差，前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商品的逻辑）,后者是阶级斗争（对抗的逻辑）｡对此，他讲道:“这两种逻辑都是‘先验的’,而不仅仅是存有论上的经验性的；它们彼此不可化约，但又彼此指向对方｡阶级斗争已然被铭刻在经济的内脏中，但依然保持在场外，处以非主题化（nonthematized）的状态｡”³⁸这就是“视差”作为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的无法弥合的鸿沟与断裂，是不同位置之间不可化约的分裂，以此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关系｡正如齐泽克所言:“要么我们把焦点置于经济上，这时经济领域被化约为经验性的‘商品服务’,要么我们把焦点置于政治上，这时政治被化约为表现的剧场，化约为过渡性的现象｡”³⁹这不正是康德二律背反之不可化约性与拉康对象a的政治经济学面相吗？无论是商品逻辑还是对抗逻辑，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它们如同莫比乌斯环的两面，预示着任何试图“综合”彼此的方式都是徒劳的，都无法两全其美｡⁴⁰换言之，任何试图将政治斗争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的镜像都注定要失败，正如任何将经济生产领域简化为潜在的､基础的政治斗争的二次性“具体化”的沉淀一样｡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既相互关系､又彼此独立，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又不能忽视政治斗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内在作用｡

套用齐泽克的话，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著名的视觉悖论，即“两副面孔或者一个花瓶”的关系，“要么看到两副面孔，要么看到一个花瓶，但是二者就是不可兼得”⁴¹｡在此意义上而言，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解读与后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有着内在相关性｡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拉克劳立足“对抗”的角度发掘了马克思思想史上“两个相互矛盾的体系”｡他指出:“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对没有对抗的矛盾，那么，作为它自身组成部分的阶级斗争就是一个没有矛盾的对抗｡”⁴²这就是拉克劳所提出的“无对抗的矛盾”与“无矛盾的对抗”经典命题｡这一命题所折射的批判路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激化不会必然导致阶级斗争，阶级对抗也不一定是由这两对矛盾所引起的｡⁴³对此，齐泽克也指出，从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到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和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再到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法国的新型政治理论都致力于用传统的哲学术语，把物质生产的经济领域化约为丧失了“存有论”层面的“存有性”领域｡⁴⁴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齐泽克所暗含的视差是指，马克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前者遵循的是阶级斗争与政治革命的路径，后者遵循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所描述的经济范畴的路径，二者彼此不可化约｡一旦把政治化约为某种潜在的､客观的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就会丧失开放性和偶然性；同理，一旦把经济化约为实证性的社会领域时，对社会形态起到决定作用的经济领域就会被忽略｡柄谷行人在《跨越性批判》中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 《资本论》是从‘自然史的立场’即‘理论的’视角出发来观察的”⁴⁵,而革命属于“实践性”的问题｡因此，《资本论》中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没有革命的必然性｡

就此而言，我们发现了齐泽克语境下的“两个马克思”⁴⁶｡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所展现的是他的“拜物教批判”,那么在《视差之见》中所揭示的则是他最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动向｡这一逻辑路理框定了不可能性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视差，即无论是商品逻辑还是阶级斗争，它们都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症候）两面，它们都需要直面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这恰好符合齐泽克批判黑格尔社会观时所运用的逻辑，“一旦试图把现存社会设想为理性的整体，我们就必须向该整体注入一个悖论性因素，发挥症候的作用，即颠覆这一整体的普遍理性原则”⁴⁷｡在马克思那里，现存社会中的这个因素就是无产阶级｡换言之，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剩余价值的对象，担负起有效释放社会生产力的自我增长潜能，但这种潜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却具有与生俱来的障碍与矛盾，因为生产力被社会中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反复阻挠｡

三、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差辩证法”

基于上述内容，柄谷行人和齐泽克在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阐释路径｡柄谷行人为“激进化”康德做出了努力，试图将视差从主体转向客体，进而揭示客体某种非普遍性的结构｡因此，在他的视域中，“视差”是一种关系结构，它至少居于自我的知性立场和他人的理性立场之间，在主体和他者的场域之间来回移动，任何各执一端的视差都是不存在的，只是暂时被“悬置判断”罢了｡齐泽克则诉诸拉康意义上的无法被象征化的实在界，它是本体论的，不能用直观把握的范畴，只能在象征化失败中回溯性地追寻其踪迹｡在此，我们可以总结柄谷行人和齐泽克在探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所具备的相似点｡

第一，他们强调价值形式论中“形式”分析之重要性，将货币赋予重要地位｡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就曾指出，现代社会是“物的形式礼拜仪式”的社会｡在物质极大丰盛的消费社会中，商品形式以及货币形式非但没有因为拜物教的自觉而被打破，反而获得了强大的社会性功能｡基于此，柄谷行人和齐泽克都对传统的生产主义和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批判，都将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问题摆在优先地位｡柄谷行人认为，是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了“商品”和“价值形态”⁴⁸,并指出“ 《资本论》对价值形态的导入，乃是马克思划时代的态度转变”⁴⁹｡齐泽克则从精神分析“无意识”的角度，借助视差转换的运行机制，阐释了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中内容与形式的倒置｡归根到底，只有在商品交换和流通环节中，价值的社会性内容与其所表现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

第二，他们都在价值形式理论当中衍生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同，柄谷行人既没有全盘否定经济范畴的基础性作用，也没有肆意鼓吹上层建筑的自律性特质，而是将资本､民族､国家作为“三位一体”的国家结构等量齐观，共同作为现实社会的基础性构造｡他将资本､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形态分别建立在不同的交换样式上，由此产生了四种“交换关系”:一是赠与互酬制､二是掠夺与再分配､三是货币交换､四是联合（association）｡⁵⁰齐泽克则站在当代解构主义的立场，将视差理解为“不同位置之间的不可化约的分裂”[51],是两极之间无法弥合的断裂与鸿沟｡正如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复杂关系的揭示，二者作为不可化约的两极，任何综合都是不可能的，都不可能两全其美｡因此，只有当我们给经济关系之肌质以及政治性国家机器在运作时遵循的内在规律加上括号时，作为一种形态的“民主”才会出现｡

第三，他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兼具双重叙事，从对拜物教批判､价值形式研究的客观主义路径中，发掘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就柄谷行人而言，当今资本主义消亡的可能性不在生产领域，而是消费（交换）领域，因此革命主体作为消费主体而出现｡此后，他又借助康德的“整合性理念”和以他者为目的的伦理学重返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并力图重建‘共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52]｡而齐泽克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的研究从最初就具有现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色彩，从“无意识”出发窥探商品形式的奥秘｡在此，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成为研究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切入点⁵³,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律与现代社会观念形态的内在冲突｡因此，他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综合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双重路径｡

但从方法论上而言，二人对“视差”又具有不同的阐释路径｡柄谷行人作为一位极具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学者，其理论的研究内容囊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他在文本阅读与研究范式方面有着显著特征，就是将诸多“互不相关”“思想异质”“微不足道”的学科问题､理论主张进行关联，在这种关联中找出彼此的“家族相似性”以此来阐释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就此可以总结三点视差主义的文本解读原则:（1）隐喻性思考｡柄谷行人指出:“人们习惯于认同各学科之间相互的区别与划分，但是，这一认同本身，就掩盖着各学科之间由隐喻类推来互相结合之事实｡”⁵⁴为了去除这种隐蔽，就要采取隐喻的方式从不同的阅读对象中揭示隐藏在文本的深层结构｡所谓“隐喻”（metaphor）就是把既定的､被“磨平”而固定的关系，重新放在任意性和差异性的维度上看，是一种以综合性的视角来剖析现代社会，领悟作者思想意图的阅读方式｡（2）“细微差异”阅读法｡柄谷行人认为，作品的丰富性是在有意识支配的体系中，蕴含着未被作者支配的内容，而这些“未被支配的”“尚未被思维的”细微差异恰恰是本质性差异｡他指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在于细微的差异上，或者说就在于略微的变更上，而并不在‘根本性颠倒’上｡”⁵⁵马克思确实讲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头足颠倒——货币的自我实现具有黑格尔性质，但他同时还在谈论货币的出现，如何会“遮蔽”商品与价值形态｡《资本论》的课题乃是揭露被隐蔽的根源性差异｡（3）跨越性批判｡这里的“批判”并非责难，而是一种审视反思，准确地说是一种基于哲学内省的自我对话式反思｡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判”既是他阅读文本的批判视角，也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其意指两层内涵：一是打破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以一种“超文本意义”的眼光揭示文本的深层结构｡二是这种批判立场并非墨守成规或固执己见，而是根据具体对象和现实情形做出不断的移动和回转｡不难发现，柄谷行人阅读《资本论》的视差主义原则和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所提炼的“症候阅读法”有着内在汇通之处，就是把文本本身掩盖住的事物揭示出来并与之和另外文本发生联系，直指精神分析的“症候”所在：未说出的东西和看得见的东西同样重要｡

[法]路易·阿尔都塞 / [法]艾蒂安·巴里巴尔 等著，李其庆/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

综观齐泽克对《资本论》的解读，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阅读方法的阐释，而是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去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范畴，将“视差”作为对象进行分析和考察，旨在把相对主义的主观性视角转化为对象本身本体论上与自身的差异｡⁵⁶简单来说，视差分裂中的关键因素是，作为未知因素的对象a阐明了与自身本体不一致的最小差异｡所谓“最小差异”是实体与虚空､虚无之间差异的最小化，它使“一切存在者”的总体化不可能的东西，意味着现实领域是有限的｡对此，齐泽克发现了类似于康德二律背反的如下悖论：在存在者总体与其存在之间的差异，恰恰是“遗失了差异”,并将存在还原为“更高的”实体｡这里就与拉康的实在界有着明显的联系，实在界是那个被否认的未知因素（事件）,由于这个未知因素，我们对现实的想象遭到变形和扭曲，它不可能直接通达原质｡更确切地说，“实在界最终就是从第一个立场到第二个立场的视角转换”｡⁵⁷齐泽克在《捍卫失落的事业》（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中讲道:“实在界的地位纯粹是视差的，而且严格来说是非实质的：它自身并没有实质性的密度，它仅仅是两个视角点之间的裂隙，只有在从一个视角到另一个视角的转化中才可能被察觉｡”[58]也就是说，构成视角视差的一个视角与自身的最小差异，那躲避视角的对象就是作为视差对象的“对象a”,它引发另一个视角去填补自己留下的空白｡不难发现，齐泽克的视差辩证法秉承拉康精神分析学说，无法消除的对象a成为实在界在被象征化之后的剩余之物，以此证明了主体不可能被象征界的意识形态完全消化，对象a的存在成为事件发生的原点，同样也为象征秩序的崩溃提供了可能｡⁵⁹也就是说，视差的实在界说明了同一个潜在的实在界之表象的多重性，它指的并不是那坚持为同一的硬核，而是指的那将同一性粉碎为表象的杂多之争议点｡

在左翼学者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旗下，柄谷行人和齐泽克可谓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柄谷行人对《资本论》的解读颇具独特性，特别是他对价值形式的阐释，重构消费社会下对消费或交换领域的忽视，并从消费行为中寻求解放政治的可能性｡齐泽克则另辟蹊径，在精神分析视域下阐释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视差｡在形式分析方面，柄谷行人将“形式”理解为康德式的调节性理念，而齐泽克则更为强调“形式”所具有的客观效力，二人都拓展了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当代阐释空间｡但是，他们在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号召下，越发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路径，致使视差辩证法成为纯粹的观念论哲学，忽视了现实的社会经济领域，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他们只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相关的若干范畴的逻辑分析，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基本矛盾和内在危机的历史性考察｡要知道马克思对价值形式､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离不开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具体历史语境｡因此，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去考察价值形式，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为一门实证性科学，抹杀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第二，这种过度注重“社会事实”的经济学理论遗忘了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没有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置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维度中考察，忽视了对反映价值内容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现代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关照⁶⁰｡伴随着金融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中劳动方式､劳动形态和劳资关系有了重大转变｡因此，要重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整体性研究，结合当前社会与世界局势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性地批判分析｡第三，柄谷行人和齐泽克从交换维度诠释《资本论》,主张以交换样式和流通方式的途径重构历史唯物论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因为不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对劳动者仅仅进行抽象分析的方式，难以企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批判｡可以说，这种以乌托邦的方式所编织的“宏伟蓝图”缺乏生长果实的“现实土壤”，他们寄希望于当代激进的革命主体颠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终将在资产阶级的“抽象观念论”中走向悲观主义｡

孔明安（1963-），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出版《技术的社会形成》（合著）、《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精神分析维度中的商品拜物教研究》等专著，译有《诠释学与人文科学》《一般伦理学》等著作，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靳欢欢（1996-），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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