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运丨周作人藏书被收缴（上）

战时中国公私藏书均遭到日本人严重劫掠。作者以详实的史料梳理了日本人侵占中国藏书的状况，以及战争末期和战后国民政府对这批藏书接收态度的分歧、清理与处置办法，描述了战后与敌人有合作关系的文人图书捐赠情形，以及捐赠引发的风波，为理解周作人藏书被收缴提供了历史背景。

（一）图书损失与登记

其实说起知堂藏书被收缴，还要从源头说起。因为战时，公私藏书都损失惨重。据时任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文化局长的伊东隆治提及，光日人在华中地区，对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地进行图书文物的接收，其中有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还有大学教授的私人藏书，图书文献总量就达八十馀万册。 ①而据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编译室调查报告，其中有日军对接收江浙一带图书文物情况的详细统计。②另据该刊统计，上海、南京、杭州等处图书馆的残馀情况，其中占领区图书文件接收委员会的南京委员会管理保管的图书达六十四万册，据推算，事变前该地区图书总量不下于一百二三十万册。 ③而日人学者一直关注图书文物的现状，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派遣由史学系师生组成的史学旅行队三班于1938年5月17日到南京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处，在上海自然科学调查所所长新城新藏指导下，他们先后考察了图书文物的整理状况，南京有中研院史语所、陶瓷实验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等，到杭州调查了西湖博物馆、古荡石虎山遗迹，上海则有亚细亚协会博物馆。后来还参与杭州古荡的发掘工作。 ④而榎一雄、市古宙三《中国文献之现存状况》（超任译）“概说”提及：“昭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后，约四十日，陪同东京帝大教授和田清博士至华北，华中，蒙疆之主要都市，已将中国文献之现存状态调查一过。”“（乙）华中文献保存现状”之“I 南京”一节提及“事变后残存书籍，移华中资料建设整理事务所（原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整理约六十万册。惟调查内容则国学圕之善本皆早迁出，所馀之十五万册，亦不足道者。” ⑤

上海《中华日报》1941年3月28日报道《实践中日条约精神 我国府还都纪念前 日方返还工厂文物》【中央社南京二十七日电】：日本交还在南京杭州及上海保管之图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其中“图书（上海）六万册，（杭州）二万册，（南京）八十万册，合计八十馀万册。”

抗战期间的1943年8月16日，重庆教育部要求国立北平图书馆报告损失情况：“教育部密电第39495号，令速报国立北平图书馆战时损失情况。9月20日，袁同礼具文密呈教育部报告战时损失情况。” ⑥当时日本败象已露，覆亡在即，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战后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问题。另有报道：“教育部近为收集战后向敌国索取赔偿费之根据起见，特于日前通令各校查报因抗战而引起之一切公私损失。（文，十，卅）” ⑦据顾颉刚日记，1945年1月31日：“政府来调查教育人员财产损失，因书下表。” ⑧ 这时已经开始登记教育界的损失情况了。

报上刊出要进行全国文物损失登记的消息：“教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会，负责调查全国公私文物损失，俾向敌方追偿，前已分区派遣代表及筹组赴日调查团实施调查，近拟举办全国文物损失登记，其办法如下：（一）凡公私文物及个人在战事期间遭受文物损失者，均可向中央研究院内该会登记，以上所称文物，包括一切具有历史，艺术价值之建筑，器物，图书，美术品等。……（三）登记时间，定于三十四年十二月底截止，（四）登记者经该会审查后，除转报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外，并呈请政府办理文物追偿事宜。”⑨该报又刊出消息：“本年［1945年］三月，教育部奉行政院令，组织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任主任委员，梁思成，李济之副之，八月中旬，抗战胜利后，改称收复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十月一日又奉令改称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将全国分为平津，京沪，粤港，武汉四区，各设办事处，派代表及副代表分驻各区，专司调查我国历年文物损失，及接收敌伪机关文物事宜，平津区办事处代表由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兼任，副代表为王世襄。” ⑩

不久“慎之”在《京都文物》（上）一文里提及：

无论如何，截止目前为止，任何人没有办法获知封存的内容和损失情形，除非战区文物清理损失调查委会的工作能照预定计划，在下月开始，或者可以有初步结果。……

对于清理工作，教育部方面已经主持组织了上述的清理委员会，由杭立武次长任主任委员，它的性质似乎是侧重在准备要日方赔偿一方面，因此它的任务便格外繁重。⑪

而报纸也刊出消息：“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举办全国公私文物损失登记办法，已由省教育厅转发各有关机关，依照办法内容，将自九一八战事以来，所受文物损失，自行列表，径寄重庆国府路中央研究院该会请予登记，登记日期，原定三十四年年底截止，已由教厅函请延展。兹采录原办法于左：……”⑫

南京有报道说：“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为调查日本劫夺我国文物情形，以便追偿，前经派李济、张凤举，以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随同朱团长世明于三月底赴日工作。兹以李氏还国，该会将于本月十八日在教部举行还国后第一次会议，聆取报告。据称，我中央图书馆，战前存留香港之书籍，为日本运往其国内之图书百馀箱，业经东京麦帅总部转令日政府交还，目前正清点中，两月内可运回。……一面则赶编战时损失重要之文物目录，便交麦帅总部。唯该会所收各方登记损失函件，多乏具体说明与确切证件，以致调查又涉时，诸多困难，望申请者特别注意。”⑬

《海光》杂志（1945）

李济回国后发表谈话：“我国派赴日本，调查我国在日本情形之李济教授，于三月三十一日抵达东京，在日工作一月，完成初步任务。已于日前返国抵京。昨接见本报记者，谈此次调查经过情形。略谓：甲午以来，我国之珍贵文物，流落在日本甚多。此项文物有因战事关系，为日本所掠去者（如北京人骨骼，中央图书馆之善本书籍等）；……经李氏在东京与盟军总部之责任人士商讨结果，凡属七七以来，为日人掠去之我国文物，如周口店器物，中央图书馆被劫之三十馀万册善本图书等，确实备有具体目录者，均可运还中国。其馀在日尚未查出之我国文物亦可由中国详开目录前往调查。……政府现正通知各有关方面开列目录并进行在日文物之追索运返工作。”⑭

另有我方将交涉索回被掠文物的消息：“教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11月］四日上午在教部会议室举行第十次会议，杭次长立武委员，傅斯年马衡等十馀人中，由杭次长主席，报告之主要事项有下列数端，（一）前□□《赔偿我国在日文物意见书》，已分咨远东顾问委员会与麦帅总部，（二）请外交部向义交涉收回庚子之役夺自我国之文物，（三）向日交涉发还上海亚洲文会与中山南开两大学之藏书三万册，（四）根据李济元《日人历年发掘东北文物清单》交涉追回，（五）《公私交易文物损失分类简目》初稿已编就，（六）《被敌掠夺文物目录》在编辑中，即将呈送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分设各地之办事处，最近工作概况，至下午一时许散会。” ⑮另有报道：“又自甲午以来至胜利止，我国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教部顷已编妥，俟翻译后即将请外交部经由盟军总部或外交途径索回。” ⑯据教育部战时文化财损失委员会编的《「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1946-1947年刊） ⑰统计，中山大学损失藏书189329册，岭南大学损失中文书籍331050册，西文书籍43960册，厦门大学288394册，北平图书馆损失中文2477册，西文3787册（在香港沦陷时被劫，后绝大部分追回）。而个人藏书损失最多的是顾颉刚，有四万册（后来寻回一部分），傅斯年在长沙时也损失了书籍1192册。所以日本投降后，对敌伪图书的收缴就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而身在美国的胡适1945年9月27日致王重民信中谈及对日人图书的收缴：“对于莫里逊文库的建议，我没有积极意见。我个人以为此种用私家钱购买去的，或可不必讨回。如北平东厂胡同之东方文化图书馆，是用庚款建立的，既在北平，可以没收；上海之两三个研究所，也是用庚款建立的，也可以没收。其馀用庚款建立维持的文化机关，若不在中国，——如京都帝大之东方文化研究所，——也就不必问了。此项研究机关，我们似宜鼓励日本继续维持。”⑱他明显不支持对日追索的极端做法，而且对于没收日人自华所购私人藏书的做法也有保留。王重民1947年12月7日致函胡适，赞成胡适明春到日本走一趟。理由是：

1. 我们学术界常常有到日本索赔偿、搬取古物古书的喊声，日本的学界也时时怕我们去搬古物古书，可是事实上有个法律，都不那样容易。最好我们要少喊，他们也不必害怕。

2. ……希望日本的学术界，应继续向学术努力，来和我们合作

巴黎有个“世界文化合作”，曾把普法之战到一九一八的凡尔赛和会，凡有关于战后古物的归还与分配编成法律。如果成行，我们应当说明，并希望他们自己保存，惟应公开，更应设法流传。……⑲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 台北胡适纪念馆，国际图书馆出版社 /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王重民的看法比较理性，也符合国际惯例。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化财损失委员会所编《「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中国戦時文物損失数量及估価目録凡例·中国戦時文物損失数量及估価総目》“中國被日劫掠文物目錄”之“戦時被掠公私重要文物汇目 乙字画类”里列出：《三国志残卷》（晋人写）、《说文木部残卷》（唐人写），是1925年被日本古物商人“盗买去”，“现在日本大学博士内藤虎所”。还有《岳武穆王所书长卷真迹》（宋）是“甲午之役攻陷海城县时被日本军人大岛劫去归献日皇，现在日本内府”。以及《苏东坡画山水图卷》，是“民二十五年北平奸商白坚盗卖于大阪纺织商人”。而后来盟军总部也未支持自甲午战争起计算并追索流入日本文物的做法，对于抗战以来的被劫文物，也需要提供确切证据才可以索回。

（二）接管敌伪图书

傅斯年1945年10月11日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北平日本人所办之东方文化研究所，依其性质应由中央研究院接收，其中所藏中国善本古籍，至关重要，即以日本庚款所购也。……拟由中央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共同接收之，改办‘蔡元培先生纪念图书馆’。”请其电令教育部平津特派员沈兼士转告北大教务长郑天挺代表中研院与北大接收。⑳北平《世界晚报》1946年1月9日消息：《日人掠我之书籍已经接收 清华燕大两校书籍 经整理后分别发还》【本报讯】“在平日人自投降后，曾将过去所掠夺之书籍，及一部分日人所存之书籍，收集于东兴楼旧址，并成立一图书保存会，现已由教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征用日人桥川时雄负责清理。所存书籍甚多，现正每日以载重汽车运往特派员办公处中，尚须四五日后方可全部运竣。其清理办法，系将过去清华，燕京两大学之书籍，经整理后分别发还，其他书籍则编制详细目录呈报教部，听候处理。”据北平《益世报》1945年10月25日消息：“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于昨日（二十四日）接收西城翠花街东方文化协议会。” ㉑傅斯年1946年6月23日又致函朱家骅、萨本栋提出：“为呈报调查北平旧日人东方文化研究所各节，并拟具意见事。查日人东方文化研究所有房三百馀间（北平计算将走廊前檐算入可称五百间），中国旧书十六万馀册（有目）。此事前由行政院核准，由本院接收并接办业务，目下仍由沈特派员为甄审及整理图书之用。斯年到北平后，深觉此事甚为复杂，如本院不接办其业务，则依政府法令，即应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拍卖，如接办其业务，在本院又是一大担负。兹权衡轻重，拟请准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以接办其业务。……再，东方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外，尚有近代科学图书馆书七万馀册，沈先生主张应并由本院接收，此外尚有搜集日人各方图书四十馀万册，似可由本院继续沈［先］生之工作，加以整理，然后由本院、北平图书馆、北大、清华共分之，并拟办法，陈请鉴核。” ㉒

根据平津区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报告，其中接收图书包括六部分：1.东方文化事业总会人文科学图书馆，拨归中央研究院管理，该馆自有书籍，中文书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九部，十九万四千八百七十六册，舆图碑拓本等五千六百六十八件，续修四库提要三万三千七百三十三篇，寄存掠夺书籍中有北平图书馆，北大，清华及各中学和政治学会西文书万馀册。2.近代科学图书馆，3.伪教育总署，4.日本图书保存会，“该会为日人投降后桑原用二郎桥川时雄发起成立，专事收集日侨图书。庋藏东安门大街东兴楼。其后警备司令部征用东兴楼房舍，该日人等乃将书籍自动献给教育部接管。日文书四十一万册。（据报该日人等尚购有中文书，本处正查访中。）”5.东亚文化协议会图书馆，6.伪华北行政学院，图书十一万三千零二十三册。 ㉓

（三）捐赠风波

当时傅增湘看到董康、知堂和钱稻孙被逮捕和收缴藏书的下场，估计也怕自己被追究汉奸的罪名㉔，因而在1947年把所藏337种3581册古书善本捐赠政府，而获得傅斯年的赞赏和教育部的嘉奖。

无独有偶，曾贩卖古董文物的日人小谷晴亮也是怕被问罪而于1945年11月向天津接收委员捐赠了书籍字画。不过后来发生了一段插曲：平津特派员办公处把这批字画移交给北平艺专后，1946年9月28日校长徐悲鸿举行记者招待会，说经鉴定这144件古书画均系赝品，都是薛慎微售给小谷的㉕。傅斯年对北平文教案发表意见：“傅斯年在完成其‘北京大学前进指挥所’任务，即将离平南返前，报上刊出傅氏两件大事：……㈡清查团团员苏珽，指责《大公报》及北平《益世报》，不刊关于该团发表之有关教部特派员沈兼士属下接收日人小谷晴亮古书画舞弊消息后，傅斯年特致函清查团，认为苏珽在未发表确认有过失前，不应作此指责。”²⁶又有报道说小谷晴亮让薛慎微负责捐献字画古董，结果发现伪造。随后清查团会同检察官和警察搜查了薛的住处，又起获多件伪造的古字画。最终确认这些古字画都是薛临摹伪造的。²⁷而苏珽骂傅斯年是打手²⁸，傅斯年随后进行了回击。²⁹

1946年9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北平通讯报道了此事以及清查团在北平的工作情况，其中古物案涉及沈兼士。³⁰10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关于北平古物案：傅斯年氏致函本报》，编辑加按语说：“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所接收日人小谷（晴亮）之古玩字画等，一部分遗失，一部分被薛慎微吞没隐匿。”并全文刊出了傅斯年为沈兼士的辩护。10月5日该报又刊出傅斯年致该报编辑的声明说：前编者引原北平投书，与事实不符。小谷晴亮为日本浪人，薛慎微“乃日人小谷之合作者，薛隐匿在沦陷期间与日人合作所得之物，自为薛之案件。……不能因薛某在日人手中侵吞，即指沈君在官员立场隐匿。此事不先证明薛某侵吞为沈特派员所过问、所经手，然后构成沈之罪名，然清查团所公布，并无是也。”自小谷提出捐赠后，其图书字画，全部登记造册，有全部原始清册在，他在北平行营见之，未闻遗失。其图书今存特派员办公处，字画今存艺术专校。³¹据信后所附《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小谷晴亮捐献案”说明》（1946年9月8日）：“日人小谷晴亮所捐献书籍字画原始清册共计三本，计字画目录一册，共计一百四十件；西文书籍目录一册，共计一千零七十三本；中文书籍目录一册，共计一百二十八种，其中并无古玩。”³²傅这是为教育部，也是为沈兼士辩护，还他的清白。

而上海《大公报》对该事件进行了情况汇总：中央处理工作清查团团员苏珽（［1946年］九月）十九日对记者团批评天津《大公报》与北平《益世报》不刊登沈兼士贪污的消息。二十日天津《大公报》以社论《答清查团》进行答复，二十二日《大公报》刊出傅斯年公开信，认为薛慎微隐匿古董字画，却无证据证实特派员沈兼士所过问或经手，因而罪名嫌疑不过是传闻而已。二十五日各报刊载苏珽的答复，说傅斯年是打手。二十六日各报刊出傅斯年的书面谈话，问薛所犯罪行有何牵及沈之处，须先有证据。³³而随着沈兼士的去世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而据常风回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当天《华北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国民政府发表的任命接收平津两地的大员名单。……周作人问我看过当天的报纸没有，我答看过了，他说：‘兼士是文教部门的接收大员（兼士即沈兼士——作者注），如果能见到他，我倒想让他派我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其实，我并不认识沈兼士，在以往的我们的谈话中也没有提到此人，但周说话的口气，似乎好像沈是我们共同的熟人。他说这话时态度自然坦率，一如以往那样面带微笑，似乎全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正等待着他。”³⁴而知堂后来说沈兼士在任特派员期间，“发挥国民党的作风，第一去接收棉业改进会等，被经济部追讨回来，成为笑柄。”³⁵另一文又说：“抗日胜利后任国民党的教育部专员，因为与朱家骅是小同乡，所以很得他的信任，回北京后在接收文物方面颇有些问题，不久就病故了。”³⁶对于沈不念旧情、派人抄他的家，还是馀恨难消，不忘讽刺一下。

沈兼士（1887-1947）

（四）图书清理

教育部派沈兼士1945年9月17日到北平接收国立北平图书馆，10月17日接收完毕。1946年3月20日，平馆派员参加清点平津地区敌伪图书工作。同年6月22日教育部公函第1260号，通知伪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存中山公园书版十三箱暂存平馆保存。8月19日，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致函平馆，接受王揖唐存书。10月25日，教育部训令第748号，令平馆暂存伪教育总署档案及图书。³⁷报上又有平馆点收王揖唐藏书的消息：“华北巨奸王逆揖唐，已定本月［1946年8月］三十日开始公审。该逆所藏中文古籍佛典甚夥，当局已令国立北平圕，负责保管。该馆已于昨（二十一）日下午，由总务王主任，率同采访部同人至王逆家中，清查点收。”³⁸另有消息称：“北平圕所接收汉奸王揖唐书籍，一批七百馀种，一批一百另数箱，因王逆尚未正式定谳（王逆已判死刑仅待覆判），目前仅为暂代保管，故尚不能分类课编目，此批书，全系线装书。”³⁹估计这前后，周作人藏书也一并由平馆点收。

而敌伪图书清理发还情况是：“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结束后，即奉令办理图书档案清理工作，盖敌伪于民国二十七年藉词检查抗日及社会主义书籍，自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清华，师大，平市各中等学校，中国政治协会等处，及在平之中外学者家中，掠去各种图书杂志等为数甚夥，分别移存于敌人之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及近代科学图书馆中。抗战胜利后该特派员办公处即奉令将该两机构及所存之图书约四十六万二千○二十三册接收，该项图书计有（一）东方文化事业总会一九四八五三册（二）近代科学图书馆九六四○册（三）伪华北行政学院一一三○二三册。（四）伪教育总署一九二二五册。（五）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所一四八七一册。（六）东亚文化协议会二七八五册。（七）桥川时雄献部汉籍一九六八六册。（八）久下司献部图书三○○八册。（九）小谷晴亮献部图书二一六八册。此外该处并接收日本图书保存会日文图书四十二万册，共计八十八万六千零二十三册，上项图书及伪教署档案自去年十二月中旬开始清理以来，截至目前除日本图书保存会之全部图书，自五月十三日开始整理，分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八类，已经整理出十五万六千五百三十三册，其馀可于本年九月底整理完竣外，至其他九单位之图书四十六万馀册，均已清理完竣。”⁴⁰另外各大学图书馆也积极地从厂肆及旧书店购回流失的书刊，如有回忆文章提及：“在‘七·七’事变前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图书大量流失，东安市场春明书店收尽盖有这些图书馆馆章的书刊后，就专设一书库保存起来。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这些图书都归还了原藏单位。”⁴¹当时清华大学图书馆长潘光旦就从北平旧书店购回大量该图书馆散失的藏书。

①《占領區域に於ける文化建設——日本はかくの如く中國の文化資料擁護した》“一、圖書文獻の蒐集と整理”及“結び”，《大陸往来》第二卷第六号，昭和十六年（1941）六月一日，第7页注1，第20页。

②《事變後に於はる研究並に一般文化机關》其中“丁圖書馆並に圖書室”，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编《中國文化情報》第六号（1938年4月）。

③《中支戦區内に於はる文化財の保存工作》（正、续），《中國文化情報》第七号（1938年5月）及第十号（1938年9月）。而据战前统计，江苏全省藏书共二百馀万册，其中西文书六万七千九百八十一册（《江苏全省藏书共二百馀万册》，《北平晨报》1937年1月21日第九版《教育界》）。

④松本信廣《江南踏査（昭和十三年度）》，慶応義塾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研究報告甲種第一冊，東京：三田史學會，昭和十六年（1941）十一月，第7-40页。

⑤《中和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1942年11月），文后注明：“本文译自东亚论丛第二辑（东京文求堂，昭和十五年版）。”另见榎一雄、市古宙三《支那にけ於る文獻の现存狀態》，载《東亞論叢》第二辑，東京：文求堂書店，昭和十五年（1940）二月，第221页。

⑥《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64页。

⑦《教部调查学校损失准备向敌索赔偿》，《燕京新闻》（成都版）第十卷第七期（1943年11月6日）。

⑧《顾颉刚日记》第五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01页。

⑨《教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会举办文物损失登记》【重庆二十七日中央社电】，北平《益世报》1945年10月28日第一版。

⑩《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事处成立》【中央社讯】，北平《益世报》1945年12月8日第二版。《全国文物损失登记定于本月底截止》：“（三）登记时间于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北平《益世报》1945年12月10日第二版。

⑪廿三日于南京，上海《申报》1945年12月1日第一版。

⑫《全国公私文物损失可向教部申请登记省教厅将办法转发有关机关》，长沙《湖南国民日报》1946年1月10日第三版。

⑬《日方劫我文物即可合浦珠还》【中央社南京十九日电】，长沙《中央日报（湖南）》1946年5月20日第二版。

⑭《战时日掠我文物 查出者均可运还 在国内被毁者以物赔偿》【本报讯】，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5月26日第二版。《中央圕古书十箱 将由日空运返国》：“【中央社东京一日专电】战时为日军掠去之我国珍贵古书十箱，今晨经麦帅总部平民财产保管处送还我政府代表。按日军曾于一九四二年二月，自香港掳去中央图书馆书籍三万五千册，上项古书，即其中之一部，存贮东京帝国大学，将于下周由我航空队运输机载运返国。我驻盟军总部代表团长朱世明，或将押同书籍返国。”（长沙《中央日报（湖南）》1946年6月2日第三版）《古书十箱自日运还我国》，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6月3日第四版。

⑮《被日掠夺文物 我将交涉收回 战时文物损失委会正在编辑损失目录》【南京五日中央社电】，北平《益世报》1946年11月6日第四版。《追偿敌国略我文物 清理文物损失委会第十次会 议决分向日义两国交涉追还》，北平《经世日报》11月6日《教育与体育》。

⑯上海《东南日报》1947年11月12日第七版《文史》副刊之《文史消息》。

⑰此目录应该编写于1945年10月28日之后，完成于1947年11月12日之前，而日文本翻译应在此之后。

⑱《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21页

⑲同上书，第491页。

⑳《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635-1636页。陈垣1945年12月13日致其子陈乐素：“兼丈（沈兼士）北来，首先注意东方图书馆，……敌人二十年所搜罗，不啻为吾人积也，岂非一大快事！”（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683页）

㉑《接收消息一束》，北平《益世报》1945年10月25日第二版。而上海的敌伪图书收缴也在同时进行，据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日记，1945年11月11日：“吴伯明君衔邓葆光之命来访，略谓：日本大使馆及商工会议所藏书籍资料业经接收，拟联合金融界办理研究所，并询庆三前允筹措之五十万元月费是否可靠。余答以联合办理甚表赞同……”（彭晓亮编注《周作民日记书信集：影印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第55页）邓葆光时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其时正筹备国防保密局东方经济研究所，到1947年7月7日设立了东方经济图书馆。

㉒《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690-1691页，另此事，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2年）第九章“由复员、迁都到再度播迁”，丙 “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一节有专门叙述，见第358-359页。

㉓《平津区图书清理——教部特派员办公处之报告》，天津《大公报》1946年1月28日第三版。据湾柏《被人忽略了的宝藏——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简介》：南池子民声胡同里的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由陆徵祥和前驻华美使瑞恩思（Paul S. Reinsch）民四年在外交部创办，经费来自庚子赔款，民九搬现址。藏书二万多册。七七后，主持该馆的陈尺楼先生守了一年多。去年十一月奉命接收，日据时收藏在东昌胡同东方文化学会里有一万六千多册。陈后来又在一个汉奸家里找回一千多册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损失不过十分之一（北平《和平日报》1946年11月22日第四版《禹贡周刊》第十五号）。

㉔汤尔和死后，华北教育督办的人选最初瞩意傅增湘，后来因为其私德问题才换上了周作人，见翟志贤《汪伪政权时代三小丑——褚民谊、傅增湘与江朝宗》，收入蔡登山编《汪精卫集团》，台北：独立作家，2014年，第256页。

㉕《艺专昨日招待记者 报告该校组系学制》，《华北日报》1946年9月29日第三版。另据《世界日报》记者王锦瑞采访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他到东城根东总部胡同的国立北平艺专，在“作画室”的屋子里见到徐校长。“原来徐校长还在那里看书画，一卷一卷的约百三四十件，堆积在两张桌子上。徐先生见了记者，非常欢迎的握了手说：‘我正在这里看画，是日本人小谷晴亮的……’记者当即请徐先生继续鉴赏，我也站在旁边，随了徐先生一幅一卷的看去。徐先生一边看一边说：‘这个没意思！’‘这个还可看！’于是把可看的放在另一张桌子的左边，没意思的放在右边。这些画在徐先生深厚艺术修养眼光底下，已确切的鉴别出优劣了。

不一会儿，徐先生停止了看画，便和记者坐在桌旁的小凳上谈道：‘这些画有五分之一还不错，五分之四要不得，都是假东西。日本人到中国来胡抢乱抢，那里真懂得什么好坏！这些画是清查团从薛慎微那里查出来的，暂时由艺专保管，以后怎样处置还不知道。若是由我们保存，那坏的便该扔掉不要。’”（《学人访问记：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一）：热挚温厚的世界名画家 艺术和科学教育目的相同》，北平《世界日报》1946年10月5日第二版《教育界》）

一点苍山阁& 扎克丹编辑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