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博士论文集中写作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完整阅读完一本与博论不太相关的书变成了一种奢侈。不同于同辈的优秀同学和前辈们的勤勉，我只能把剩余下来的“小小精力”投入一直以来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梳理入江昭以来，日本学界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东亚秩序的理解。去年年初在东京大学交换时，酒井哲哉老师恰好设置有相关课程。在课程上，酒井老师推荐了四本该领域刚出版的优秀学者著作。
中谷直司（なかたに ただし），1978年生，博士毕业于同志社大学，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他希望重新呈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美、英三国对东亚秩序认识与实践。在中谷直司看来，“一战”以后美国力量崛起，成为东亚秩序重要制定者，美国在东亚秩序构建过程中是呈现出一个“强”美国，还是“弱”美国姿态，将对东亚秩序产生重要影响。中谷提法的有趣之处在于美国的“时强时弱”，这不禁让人想到王立新老师提到的“踌躇的霸权”一说。在具体论述中，中谷不同于日本学界的既有研究，将“一战”后的东亚秩序问题，理解为日本如何应对“华盛顿体制”问题。他将“一战”后的东亚秩序问题转化为“东亚国际旧秩序”的瓦解与以华盛顿会议代表的新秩序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能因为师承麻田贞雄的缘故，中谷的研究非常重视与入江昭、服部龙二等前辈学者的对话，该书也是近年来该领域难得的佳作。
带谷俊辅（おびや しゅんすけ），1986年生，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带谷俊辅敏锐地注意到国际联盟虽然作为一个全球性机构，但在履行职权的时候仍需要谨慎地处理好“普遍性”与“地域性”的一面。带谷俊辅重点揭示了国际联盟在处理中国问题时的复杂立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联盟在面对“华盛顿体制”与《非战公约》签订国时，既希望与其他国际组织/会议能够进行合作，又担忧《非战公约》原则介入国联会影响自身的权威。同样，国际联盟在处理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与非加盟国美国问题时也是如此。作为“普遍性”的全球机构，国际联盟面对具有强大区域秩序的东亚、拉丁美洲问题应该如何自处？这就是本书所关注的重点。
樋口真鱼（ひぐち まお），1988年生，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师承加藤阳子。一般来讲，我们会以为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所谓“日本与国际联盟”问题随之也自然终结了。樋口真鱼却指出事实并非如此。退出国联之后，日本与国际联盟依旧藕断丝连。重视国际联盟所发挥的“集团安全保障”作用的日本联盟派外交官，一直在试图恢复或拉进日本与国际联盟的关系。樋口真鱼便对“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段期间日本与国际联盟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樋口指出近代日本与国际联盟若即若离的关系，揭示出的是日本对于国际联盟以集团安全保障形式取代传统的势力均衡国际秩序的不适应。该书可谓是理解近代日本对国际秩序变动认识的又一力作。
汤川勇人（ゆかわはやと），1988年生，博士毕业于神户大学。汤川勇人所处理的是近代日本外交史研究中的又一重要问题。1938年11月，日本正式宣布不承认“华盛顿体制”，要建立“东亚新秩序”。本书关注的是1930年代的日本外务省，是如何处理“东亚新秩序”与对美关系的。我们可以简单将此书理解为从外交角度梳理“东亚新秩序”的前史。在日本学界的既有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日本构筑的“东亚新秩序”与欧美是一种对抗关系，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也有尝试调和与欧美关系的“东亚新秩序”路线存在。汤川勇人拟在前辈学者的丰富成果上，对1930年代的对美关系各种可能性进行实证分析。在汤川的论述中，至少在1930年代，日本外务省中的部分外交官，一直在寻找美国容忍日本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其中汤川提到，日本企图接纳部分“华盛顿体制”内容，试图通过承认中国“门户开放原则”以换取美国对日态度软化。汤川对1930年代“门户开放原则”情况的分析也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读后受益匪浅。
转眼之间，2024年已经过去12分之1，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有时间读到更多优秀的著作，听到更多的好消息，更少的坏消息。
作者简介
林晓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侵华史，东亚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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