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代田智明丨随笔三篇

东京大学代田智明教授2017年10月28日去世之后，日本学界三位同行尾崎文昭教授、田口一郎教授和中岛长文教授写有追忆文章，这三篇随笔同时刊载于《飙风》杂志2018年4月的第58号上。在回忆文字中，尾崎教授从与代田先生过往交流的故事开始，谈到二人研究观点的不同以及他们之间曾经的友谊与交锋；在田口教授的记忆中，代田先生则是一位学术精深，且严厉中带有一丝温暖的前辈师者；中岛教授则更多谈到自己同代田先生学术上的交流。三位教授的追忆随笔充满细节且打动人心，许多地方谈到了日本鲁迅研究界学人间的相互交往以及各自观点的碰撞，从中我们能看到代田智明先生更加立体的形象：作为学者、作为老师、作为朋友——在代田先生逝世即将六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唤起更多读者对代田智明其人及研究思想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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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田智明兄二三事

尾崎文昭

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五月十五日，在尾上兼英老师的葬礼上。或者前一天守夜的时候可能代田兄也在吧，我的记忆很模糊。总之，我们只是点头致意，并未交谈。

上次见面，是在去年七月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年会的研讨会上。那次研讨会主要围绕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探讨。我回答会场听众的提问时，代田兄指出我介绍鲁迅关于阿Q和革命的论述时不太正确。他的记忆一向比我准确。不过，在如何理解鲁迅的含混表达上，我并没有什么大错。

就这两次见面而言，我感觉他精神不错。比起前段时间见面时的样子，我甚至觉得他似乎接近康复了。因药物副作用导致的脸色暗沉也好了不少。所以我觉得：嗯，不错，已经不用担心了。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他近期未向《飙风》继续投稿。但是乐观点想，可能他已无需再与死神赛跑了，稍微缓和下脚步也未尝不可。

因此，当十月末传来讣告时，我颇感震惊。

与代田兄初识，应当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彼时他来本乡校区念中文专业，而我正就读研究生。我和他、还有和他同届的杉山太郎、再加上同为研究生的松永正义等人，每周会在研究室里举行一次小型读书会。一说读书会好像听起来好听，实则是我们自认中文阅读能力薄弱，也从未阅读过多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故而适当选些短篇小说轮流译读，互相督促罢了。虽然心态散漫了些，但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夏天我们几人还曾在海边合宿。后来的代田夫人日原清美、如今就职于亚细亚大学的矢岛美都子也加入我们，成了读书会的固定成员。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蔡同学与廖同学也会偶尔参加。读书会后我们几人常一起去咖啡馆闲聊，共度了相当长的一段时光。

如此想来，我和他的交流已持续近半世纪之久。

我又想起一九七五年年初，我硕士论文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他曾来我的公寓帮我誊写。私以为，他大抵是受到了鲁迅研究会前辈们友情佳话的影响。尾上兼英老师在担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时，曾特意回到东京帮助身为后辈的朋友誊写硕士论文。随后这个故事便被传为了一段佳话。第二年，代田兄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我亦帮其誊写。谁料误将瞿秋白的瞿字上面两个目写作貝，随后被他指出，好生丢脸。

一九七五年《鲁迅研夜话》在《龙溪》杂志刊登之际，尚为本科生的他在那里发表了对鲁迅研究会的评论。其犀利的文笔，我实在望尘莫及。以那次座谈会为契机，高田淳、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老师为逗弄我们这些大学纷争的残党，特意开了个读书会，并挑选了《金瓶梅词话》作为文本，意在让我们的思维和感觉摆脱僵化，回归现实。当然，这并非是轻易就能读懂的文本。我记得，这个读书会始于第二年初春。但自从七六年九月我的妻子西川优子到北京留学后，我们便趁她不在改为每月在我公寓房间里召开一次。研究室里的读书会大抵因此悄无声息地走向了衰亡。两年后，西川回国，读书会在伊藤虎丸老师家里得以延续。当时正值木山老师的《北京苦住庵记》在岩波《文学》杂志上连载。读书会一直持续到八零年秋天，即我前往北京大学留学之前。译读文本也几经变换，但具体有哪些，我早忘到脑后了。

三年留学结束，我已判若两人，重回故土。朋友们深耕专长也好，工作也好，都已找到各自的人生道路。故而，自那以后，我和代田兄便不再经常碰面。

当然，借着各种研讨会和聚会的契机，我们一年中依旧能见上几次。更何况九十年代，我在伊藤虎丸老师手下展开和中国年轻学者的交流工作时，与伊藤老师共同在东京女子大学任教的他也曾多次助我一臂之力。

可惜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日渐疏远。

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为纪念丸山昇老师退休而合作出版的论文集《鲁迅研究的现在》（1992年作为汲古选书出版）中，我和代田兄均论述了鲁迅的《故事新编》。虽为偶然，但我们早已一致认为，开拓新鲁迅论的关键便在对《故事新编》的解读。回想起来，我们也曾情投意合地谈到过，鲁迅的《故事新编》应被视作后现代小说。但已不记得那是写论文之前还是之后。不过，我们的论述方式有所不同。他的论文将八十年代新学院派流行掀起的学术思潮变化作为背景，展示出了具有新倾向的研究思维，乃鲁迅研究界内少有的。

而我的论文写于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学就读之时，并未突出新倾向，故乍一看并不相似，实则不然。读者读下去便能感受到其内在的同质思维。不过，他的立论还留下模糊之处，让读者摸不到主旨。

之后，他持续创作此类论文（主要刊登于《飙风》杂志），经过整合后出版，名为《解读鲁迅：神秘且不可思议的10篇小说》（2006年出版于东京大学出版会）。奇怪的是，他并未赠与我这本书。或许是因为他所在的驹场校区（指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兼其研究院综合文化研究科）习惯将自己的新书大肆赠给同事教授们，导致自己捉襟见肘，抑或是，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胡猜乱想——他心知我未必钦佩他的论文，故而不愿送我。的确，关于《飙风》杂志上的论述，我尚有一点不敢苟同。我买来并拜读了此书，其内容比《飙风》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丰富些，文中多处内容我也十分赞同，让我倍受启发。可是整体来看还是略感失望。这种失望的内在物很难一言蔽之，硬要说的话，或许是因其与新岛淳良的鲁迅论有点相似吧。我充分欣赏代田兄对细节的尖锐解释和敏锐的感觉，但纵观全书，却好似雾里看花，没能清楚地讲出他所要立论的中心观点。换句话说，我感觉该书深度有待提升。可若是正儿八经谈论起来，三言两语也很难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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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不敢苟同，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我们二人共同在一桥大学召开的“现在读鲁迅”研讨会上担任报告人，我在他报告结束后的中场休息时向他搭话，揶揄当下的讨论缺乏说服力，过分牵强。他的回答我已记不清。我个人将情况理解为，是驹场的特殊引力将讨论带偏了方向。所谓驹场的特殊引力，指的是在群英荟萃的驹场里保持从容不迫并沉着思考相当困难的一种特殊氛围。才子们接二连三地出版书籍，阐述新的道理，迫使在座的人不得不持续输出自己的论点，哪怕它们尚未成熟或者牵强附会，不然将承受着沦为无名之辈的巨大精神压力。诚然，若将自己与才子们划分界限，便能摆脱这种引力，可代田兄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如何能做到？

同样，他在《飙风》杂志上连载的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论也让我颇为不满。锐利的点评自然不少，可惜主观性太强，又存在少许基础性的误解，其立论让我略感牵强。

但说到底，能做到不断立论展开论述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无条件地佩服。与之相比，自身的怠惰让我自惭形秽。

他有本著作名为《现代中国与现代性：蝙蝠的争论》（2011年于三重大学出版会出版）。这本书我尚未拜读，但我估计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曾在杂志上读过。正如该书标题所示，他对“争论”执念颇深。点评和批判之时，写得会更尖锐些，以此明确自己的立场。细细想来，他恐怕将自我与丸山昇老师在鲁迅研究会上的形象重合了起来吧。如此来看，他可谓是鲁迅研究会的正统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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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如他叹息的那样，他所期待的争论几乎无法成立。归根结底，除他积极批判他人文章才得到的寥寥无几的回应外，几乎没有人肯迎战。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存在展开公开争论的文化，研究点评的习惯亦不存在。研究者必须习惯面对虚空书写孤独的论文，否则将无法生存。另外，他的论述充斥着跨学科理论色彩，很难围绕事实或者简单的解读展开辩驳。因此，若非对自己的学识有相当信心，便无法与他进行对峙。事实上，我也曾被质疑过，但我选择避开了正面对峙。一旦选择迎战，就必须首先纠正他对我文章的扭曲理解（这种误解其实不在少数，比起整体把握文章主旨，他对细节表达更为敏感。由此可以说他的思考常在自己的思维里回旋），他的论述趋向又与我的论述重点相去相当远，要打破他已经组建好的立论框架也相当费时费力。有关此事倘若有机会再另当别论吧。

总而言之，他一定感到很寂寞，虽然寂寞乃研究者的常态。

目前他的绝笔（或许还有我尚未看到的稿子）大概是今年三月发表的论文——《关于超越性的事物：从日本现代小说到鲁迅》（刊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攻纪要》第二十一号）。很难想象这篇作品写于他与病魔斗争之时，其逻辑之紧密贯穿全文，实属佳作（可惜我发现这篇论文是在写这篇追悼文的中途，没能在他健在时给予正面反馈）。虽然有几处难以跟随其逻辑一同思考，但整体论证的主旨清晰明了。与他以往的论证相比，已十分成熟，清楚地展现了探寻鲁迅思维本质的新想法。我认为，这堪称他鲁迅论的精华所在。他能在逝世前写完这篇论文，我倍感欣慰。

数年间，他疾病缠身仍坚持出席了两次（估计是）中国的研讨会，而最后一次出席时，想必就这篇论文的内容做了报告。与我私交甚笃的中国杰出骨干学者对他做出了高度评价，并表示敬佩，同时也对其逝世深感悲痛。能立论如此深刻的鲁迅研究者，即便在中国也屈指可数。

顺便一提，其论文的开头部分里我亦有匿名出场，或许是为了导入该论文“超越性”这一主题。其实本无需多言，但代田兄颇为注重礼节，特意提及我。可我的论述主旨与他理解的主旨存在些许偏差。我的发言几乎原原本本地记录在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第三十二号（发布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上，若有人好奇，可自行进行对比。补充一句，第三十二号正式发布于九月，所以他写作当时无法参考，恐怕最终也没能看到。回想起来总觉得余味不爽，但还是作为参考补充在此。

总而言之，我们曾有过上述这些故事和摩擦，但与他的友情、对他的敬佩和信赖从未改变。即便有时觉得他有些烦，我的内心深处仍对他的耿直和纯良存有充分的信赖。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追忆代田智明先生

田口一郎

一九九七年，我担任《飙风》杂志第三十三期的编辑时，与代田智明先生初次有了书信往来。这期杂志刊登了代田先生的论文《竹内好与武田泰淳——两人的思想面貌》。这一题目如今看来依旧让人兴趣盎然。如此宽泛的题目，若无相当的自信必定无从下笔。于是我便对代田先生产生了兴趣。

近期的文学论文，大多沦为了琐细的历史考证论文，当然我的论文也没能例外。若一味惧怕批判、异议，甚至是争辩，文章走向这样的境地也不足为奇。代田先生的论文则截然相反，引人深思，乐于接纳批判与异议，引发讨论。让我感到，他并非试图用严密的逻辑还击意见相左之人，而是等待与对方共同展开讨论。

代田先生为本杂志提供了十五篇文章。这一数量恐怕仅次于中岛长文、荒井健（包括未署名在内的文章）两位同人。本杂志为同人杂志，并非为追求业绩而投稿的学会杂志。即便如此代田先生仍笔耕不辍，想必其内在的写作动机颇为强烈。

与代田先生的初见，是在我担任编辑的那次《飙风》集体讨论会上。一语概括他给我的印象，便是“白面才俊”。他毫不退缩地与中岛长文先生展开讨论的风貌，至今仍历历在目。讨论会结束后，我有幸与他一同搭乘京都地铁。我说我是东京人，他告诉我他也是东京人，毕业于东京都立西高等学校。当时我恍然大悟，这份风采，不愧是毕业于和日比谷齐名的超级名校的精英。之后我想到，这所高中曾展示过另一面，即成为了高中纷争的据点，而代田先生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契机，或许就藏在他在这所学校的生活中。可惜这一推测终究没有机会向本人确认，但也八九不离十。

我多次在《飙风》的集体讨论会上负责代田先生论文的讲评。开诚布公地说，我实在不知应在何处切入代田先生的文章，每次仅能指出些许细节的瑕疵。代田先生应该在想：“不要纠结在细节，讨论下较为宏观的问题吧”。但他仅仅是和蔼地对我说：“非常感谢你指出这些细节问题”，反倒让我有些惭愧。

在那之后，我们也偶尔会因为一些小事互发邮件。去年我出乎意料地跳槽到了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与代田先生成了同事。不过，我们的来往依旧靠邮件。尽管多次路过，顺便到他的研究室拜访，却次次没能见面。据说这几年代田先生因病多在自家疗养，故而难能碰面。代田先生退休之时，我送了一个小小的马克杯，也仅仅是挂在了他研究室的门把手上，没能当面祝贺。

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在代田先生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上，我最后一次见到了他。代田先生在今年四月已经退休，但仍拖着病体，多次对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进行了审查。为了避免给学生带去麻烦，想必他一定在勉强自己，但其面对审查的姿态仍旧气势满满。

审查结束后的聚餐上，代田先生含笑对我说：“今天也承蒙田口先生不少细节问题的指点呀。”或许是我多心，代田先生似乎在暗示我应当大处着眼，指出本质，让我生出了几分羞愧。如此想来，这二十年间，代田先生一直在不厌其烦地指点我这个问题。

很多老师都表示，代田先生作为大学老师，一直努力贴近学生的立场，总是向学生投以温暖的目光。举个例子，东京大学驹场学生宿舍被废弃时，他曾走进宿舍与学生聊至深夜，搬迁当天学生们的队伍中也出现了他的身影。今年退休之际，他在校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借校园内的老银杏树娓娓道出了对学生与大学的热爱。这篇文章略不起眼，但网上亦有发布，请各位务必读一读（代田智明《路边的老银杏树娓娓道来》，发布于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报》第五百八十九号）。文章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听说他（指代田先生）不久便会辞去驹场老师的工作。老夫的年轮也层层交叠，但春天来临之际仍会有新芽萌发，重新焕发生机。同样，年轻的学生与知性的教师、工作人员，也会源源不断地来到驹场。他们会如何应对各种困局，老夫将在林荫的尽头继续守望着。

写这篇文章时，代田先生一定无比清楚自己的病情吧。是啊，驹场校区路边树荫的角落里，代田先生将同老银杏树一起，继续守望着大学，守望着学生们，还有这个世界。代田先生，今后也请多多关照啊。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记代田先生

中岛长文

代田先生是如何加入《飙风》同人的，我已完全不记得了。犹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新居刚刚建成不久。他与友人莅临寒舍，我抻面做火锅来待客，所以大概在1990年或是1991年的某个冷天。他进卫生间后，惊讶于我会分开使用大小便器。我心想，原来东京人会因为这种事发出感叹啊。于是这件事便奇怪地刻在了我的脑海。

之后，代田先生便围绕鲁迅论精力充沛地写作，也成了《飙风》不可或缺的撰稿人。尤其近几年，或许是考虑到自身的疾病，写作之快犹如鬼神附体。抑或是这种写作速度反倒加速了他生命的进程？也许因我早已落后时代，虽说勉强理解了其鲁迅论，但很难理解其灵活运用新概念展开的论述，也难以体会此种论述的趣味所在。《飙风》第五十五号刊登的《探究鲁迅进化论的渊源》成了他的绝笔。代田先生甚至不顾病体，出席了这期杂志内容的集体讨论会。可我们做出了与这份辛劳相配的评论了吗？我实在心虚。谈及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时，代田先生表示，至今为止，对待进化论与鲁迅关系的看法，多半只捕捉到了其作为民族主义的契机，但其中应该还潜藏着更为个人的东西。我极为认同：一种思想碰撞到一个个体时，会被该个体的个性，或者说被其完整的人格所接纳，故而理所当然地会产生偏差。否则便是谎言，只能成为虚假的思想，无法作为鲜活的思想而存在。因此，即便受到了同样思想的影响，将其化为己用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从文学视角出发思考时，最大的问题便在于此。抱着此种想法，在返程的电车上我对他说，无论何种优秀的思想都必须与接受者的原有思想相结合，并降至感知层面，才可称之为有效思想。因此依据更为具体的事情来展开论证或许会更好。随后我们二人便告别了。原本我想借此给予代田先生一些鼓励，可他的回应我却一生都无法知道了。明明代田先生正值壮年，本应继续大展拳脚。这段时间，每当我听闻较我年轻的人去世时，替逝者继续努力下去的想法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亡者一同将我的生机抽走般的空虚无力。写着写着我又想起了田中淡，现在的感觉和那时可谓一般无二。诸位，拜托在我死后再离开吧。还有，代田先生，烦请在阴间等等我。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

尾崎文昭（1947~ ），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1980-1983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现为东洋文库专任研究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曾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做访问研究，曾策划参与编辑《学人》杂志。主要研究领域：鲁迅与周作人思想、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世纪交替时期中国的文化转型、战后日本的鲁迅/周作人研究的检讨。

田口一郎（1967~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江户汉诗文、中国古典文学、明清诗文。主要著有『聞いて楽しむ菜根譚』『清国作法指南』等。

中岛长文（1938~ ），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原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著有『周作人読書雑記』等，译有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钱钟书著《围城》等。‍‍‍‍‍‍

邸海洋，1999年生，河北人。厦门大学日语笔译专硕在读，本科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日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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