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室信一是东亚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学者，2021年推出这本新作即刻获得广泛关注。渥美国际交流财团SGRA中国论坛举办线上年会，特约山室先生发表主题讲演《亚细亚如何被建构，摩登造就怎样的变化？——空间亚洲的形成与生活世界的近现代》，我则被邀参与讨论而有幸及时读到这本新书。但因为急于准备讨论而走马观花通读一过，虽感到兴趣盎然，却未能深入肌理。故而，2025年又择机找出来细读。众所周知，岩波书店的新书系列是意在传播新知提高一般民众教养的普及型丛书，但因邀请的作者多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知名学者，正可谓大家写小书，质量极高又深入浅出。《走向摩登语的世界》也是如此，从语言生活中的流行词的变迁考察1910年代初至1930年代末日本乃至东亚的概念知识转型——“现代”这一新时代的到来怎样表现在“流行新词”上或者“新语”如何塑造了人们的“现代”感觉与全新图景，试图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全新视角。而这30年间正是世界历史进程由“近代”到“现代”（当代）急速变化的时期，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和平期”重叠，是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关节。这次重读，体会最深的有三点。
日本政治学者、历史学者，专门研究近代日本政治史、近代法政思想连锁史，“满洲国”研究者，其著作『法制官僚の时代』中以“模范国”和“准处理论”（准拠理论）等理论概括了近代日本国民和国家的形成过程。日本政治学会的会员。
一个是以语言生活的视角来重构东亚的“现代”时空。我注意到《走向摩登语的世界》提到，192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个以“语言生活”取代“国语生活”一词的转换过程。这正好呼应着1920年代以后多元一体化的现代思想世界之形成，即山室先生讲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到来。现代新语的流行，乃是在与西方特别是于东亚内部，比如中日之间、日本与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之间广域的多重交流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激荡而不断生成、流转、消失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史课题，它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那段历史中的民众日常生活及其世界感觉，提供一个生动而有温度的历史标本。东亚的1930年代，虽然政治上彼此抗争而分崩离析，但日常世界即语言生活却是一体化的，不同民族间的人们以“现代”词语为中心形成了新的感觉和欲望。这是我们以往很少关注的。回顾一下那时的上海，作为新语流行的最前沿，就出现过很多摩登语甚至文学上的现代派、新感觉派等。而实际上，这些词语也曾同时出现在东京和大阪以及汉城和台北，构成了一个空间东亚的“语言生活圈”。因此，以亚洲为空间轴，以“现代“为时间轴，通过对摩登语的知识考古，完全可以重新构建起一个亚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激荡而复杂的生活世界场景。这样的研究具有崭新的思想史方法论意义。
第二个是回归日常而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思考时代变迁的方法论，也即《走向摩登语的世界》一书里提出的“思词学”。我认为，这个“思词学”比此前山室先生在《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2001）一书中提出的“思想连锁”概念，更有新的内涵价值。它可以突破上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停留在人文社科层面的弊端。按照山室先生的解释，所谓“思词学”就是“抓住（日常生活中）漂流的语词，将其排列而阅读之思考之，用自己的方法加以相互关联”并做成系统的“语言遗产目录”，如此而已。山室先生强调，“没有方法论正是思词学的方法论”，它可以改变以往思想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过度重视客观性而与对象拉开距离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后果便是造成了脱离百姓日常生活而没有温度的历史叙述。我觉得，这个“思词学”具有“向下超越”而直达“日常”的特点，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非常值得期待。
第三个是语言与时代政治、民族文化相关联又有超时代超国家性的问题，这又与我个人的记忆有关。我出身东北的长春，那里曾是伪满洲国新京。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使用过的一些生活词语，如“瓦斯”“马葫芦”“摩电”（或写“魔电”）等。当初并不了解这些词语的身世来历，甚至不知道汉字怎么写，后来发现“瓦斯”“马葫芦”即日语的摩登新词ガス、マンホール，但“摩电”始终不解其奥妙。这次阅读《走向摩登语的世界》（62页）终于明白，此乃“モダン電車”的缩略语“モデン”！这让我想到，1930年代从日本流通到伪满洲的摩登新词，深深沉淀到民众的语言生活里。而新中国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它们依然活在人民的日常中。词语跨越了政治和历史的疆界，成为人们交往的媒介甚至无法忘却的生活记忆。它们是否也应该是“思词学”——崭新的思想史、生活史研究的关注对象？
这本书的日文原版是我时常翻阅的重要文献，而因参加2024年底纪念内山完造逝世65周年在北外举办的“中日文学交流的桥梁与场域”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又特意购得新近问世的中文版。正如中文版扉页上的介绍那样：《花甲录》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自出生到从上海回国的60年回忆，从中也折射了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的日本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而在我，尤其是当考察鲁迅及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与日本的关联乃至中日文化交往史之际，总是要时常参考这部著作所提供的重要史料的。《花甲录》作于1950年，从1885年作者出生，依照《年表日本史提要》（山川出版社，1950）逐年叙述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样的自传编写法，虽出于因1947年被突然遣返回国而日记和杂记都留在了上海的无奈，逼使作者依据《历史年表》忆起自己的生涯事迹，然而这却成就了内山完造把个人史直接融入大历史而突破自传体束缚的独特文体。又因作者侨居中国34年之久，使该书的记述成为“从明治末年直至战败的日中关系幕后史而具有难得利用价值”的书。（竹内好，1961）
中国文学研究者、文艺评论家、思想家。以鲁迅研究、翻译、中日关系评论及对日本文化的讨论等活跃于日本言论界。代表作有《鲁迅》（1944）《现代中国论》（1951）《日本意识形态》等。
日本的书店经营者、文化名人。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经营书店，对中日文化界人士的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内山书店至今仍在东京的神田神保町营业，主要经营大量与中国及亚洲相关的书籍。
内山完造的60年生涯回顾，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段落。前一个段落，从早年求学到1914年来中国推销眼药从事中日之间的商贸活动；后一个段落，1917年从行商转为经营书店——在上海魏盛里开设专卖《圣经》的内山书店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而书店被接收。若从内山完造一生致力于中日间书籍和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观之，《花甲录》的后一个段落无疑是人们关注的重心。其中，尤以内山书店在书籍贩卖之外还通过“漫谈”会等方式促成两国间知识分子的密切交往，以及《花甲录》全书所透露出的内山完造中国观，印象最为深刻。众所周知，内山书店在战前的上海是中日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学传播的重要窗口，鲁迅通过内山完造介绍认识的日本友人达160人以上，而与内山完造熟识的中国作家就有40余人。这在《花甲录》里均有详细记述。在那个中日关系的至暗时刻，内山书店的确是两国文学思想交往的特殊媒介，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近藤春雄《现代中国的作家与作品》一书中“汉译日本文学目录”的统计，20世纪以来日本文学的汉译总计有830种之多。内山完造自豪地回忆：“而其中，不论从出版社，还是从译者来说，在敝店成立后付梓的作品，尤其是译者为我所熟稔者逾三百三十种。从时代来说，敝店成立后译介出版的作品占了大半。说句自恋的话，这些版本的大部分都是我的书店提供的。特别是左翼书籍的译介，……说全部出自弊店的供货也不为过。每每想到诸如此类的事情及其与弊店的关联，看到以我的书店为中介，日本文化对中国人产生的影响之大，不禁萌生飘飘然之感”。
这期间，内山完造与鲁迅结下的深厚友谊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佳话，《花甲录》中也有情深意切的记述，这里不再详述。我只想补充几条资料以见内山完造对鲁迅的理解和景仰。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内山完造来华参加纪念活动。11月19日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时题辞留言：“以伟大的鲁迅先生为友人的我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人”；11月22日到访绍兴鲁迅故居题辞：“面对现实，勇敢战斗；面对虚伪，保持沉默。这些战术我从鲁迅那里学来”。我们可以说，作为商人和文化交流的使者，内山完造的言辞朴实无华，却反映出他对鲁迅的真诚理解以及对他们之间友情的无比珍重。金泽大学教授增井经夫曾在《内山完造与田中庆太郎》（1974）一文中指出：
昭和初年，与来店的鲁迅有了亲交。鲁迅比内山年长五岁，所受来自鲁迅的感化巨大。原本走上从卑屈或自傲获得解放之路的内山，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因鲁迅而完全造就了自己的独特性格。1936年鲁迅逝世，37年上海事变爆发。……内山讨厌大东亚或兴亚等。或者说他不能忍受强要他人牺牲的事情。特别是对统制或统合等拨弄人的事情，他亲身感知到是多么的无聊。
增井经夫的评价告诉我们，战争年代的内山完造依然不改初心，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暴走的年代，依然以普通日本公民的身份致力于中日民间交往，而鲁迅则成为他人格的塑造者。而内山书店在八年战争岁月里依然坚持“以书肆为津梁，思文化之交互”（内山夫妇墓碑文），持续推动中日民间交往，其精神十分可贵而贡献不可磨灭！
与鲁迅的交往塑造了内山完造的人格，这也体现在他的中国观方面。与外国旅行家和所谓中国通不同，他并不以地位和利益为考量，而是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和一般平民，结识众多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形成了他对中国人善良持重的基本认识。这些都在《花甲录》的字里行间有深切的表达。鲁迅在为内山完造的第一本书所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正话反说：“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事和我的意见相反的”。总之，内山完造以反抗强权、同情弱小和至诚至善为人格立场，从底层民众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善良和中国文化的持重特征加以褒奖，这在日本昭和前期蔑视中国成为社会风潮的时代里，实在难能可贵。
总而言之，我读内山完造的《花甲录》体会最深的是，作者在那个中日关系风雨飘摇的时刻，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矢志不移，坚持促进两国的民间交往。这种精神正是在今日东亚局势扑朔迷离之际，需要我们深切缅怀和继承坚守的。因为，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风云变化而时有曲折和冲突，但只要民间交流不间断就有希望。竹内好说：“《花甲录》并非历史书，而是历史乃至内山完造人格本身的体现。对思考日中关系的人来说，这是一部无限的未打开或只打开一半的宝库”。
上文提到竹内好对内山完造《花甲录》的评价，又引用了增井经夫的文章，都与下面我要谈的《近代日本与中国》一书有关。这是一部陈年旧书，出版于1974年，但在我却是不断翻阅而必有心得的案头书。它分上下两册，由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好和日本思想史学者桥川文三共同编辑，其中选取了日本近代以来与中国有关联的72位历史人物（亲华与反华均在内），通过记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历史功过，以呈现1860年代至1970年代百年中日关系的复杂历程。他们包括政界领袖、商业精英、学者名流、文人墨客、思想家与新闻媒体人，乃至大陆浪人和游走于中日两国的底层人物，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书中各篇除了《北京周报与顺天时报》（实际上也是以前者的报人藤原镰兄和后者的记者丸山昏迷为中心）以报刊名字命题外均以成双的人物组合为题，如《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田中义一与币原喜重郎》《鮎川义介与高碕达之助》《细川嘉六与矢内原忠雄》《爱罗先珂与长谷川辉子》……，甚至当时健在且为本书编者之一的《竹内好与武田泰淳》也列于其中。
政治学者、评论家。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日本浪曼派批判序説』『歴史と体験 近代日本精神史覚書』『現代知識人の条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の諸相』『政治と文学の辺境』『順逆の思想：脱亜論以後』『黄禍物語』等。
这种成双成对的组合，或是同类合并的叙述或是相反相成的比较，十分有效地呈现了某一领域某个时段的日本人之中国观，既避免了拘泥特定人物的评传而游离于时代关联的弊端，又有了戏剧性的叙述效果，足以展现中日关系五光十色的复杂与缠绕。不同的读者则既可统揽全书以思索百年的过往云烟，又能够根据自己所需择取其中的单篇仔细研读。我个人在研究中就多得其中不同篇章的启发，如研究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时读过松本建一所撰《幸德秋水与北一辉》，考察日本“支那学”问题则参考过增井经夫的《内藤湖南与山路爱山》，而编译反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尾崎秀实时读了《尾崎秀实与风见章》（尾崎秀树撰），思考中日图书文化交往则细读过《内山完造与田中庆太郎》（增井经夫撰），看大陆浪人与支那通的言行则翻阅过《后藤朝太郎与井上红梅》。
而全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对人物生平事迹的有情叙述和对历史事实的冷静观察，由此构筑起以大小人物和时代大潮汇成的经纬纵横的历史之网，使读者在个人特定的境遇和大时代的波涛汹涌之中获得历史启示。尤其是，编者自觉的反思日本现代化及侵略战争历史、重构未来中日关系的明确意图，使本书的整体叙述加重了历史感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赵京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2004年以来，先后在日本埼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教授。专著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中日间的思想》《活在日本的鲁迅》《思想构筑未来》等。主编中文版六卷本“柄谷行人文集”，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世纪日本思想”丛书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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