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战争视角下日本终战路径的再审视
——以麻田雅文、波多野澄雄、千々和泰明的研究为中心
引言
2025年是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太平洋战争结束80周年。围绕这一历史节点，日本学界陆续出版了多部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战争终结的研究呈现出新的动向。长期以来，日本走向战败与投降的历史常被简化为线性叙事：即“原子弹投下→天皇圣断→无条件投降”。然而，近年的终战史研究逐渐表明，这种叙事不仅忽略了战争末期复杂的国际政治与军事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自身战略选择与制度责任的分析。
在这一背景下，麻田雅文的《日苏战争――帝国日本最后的战斗》（『日ソ戦争――帝国日本最後の戦い』中央公論新社、2024年）、波多野澄雄的《日本终战史1944–1945——从和平工作到昭和天皇的“圣断”》（『日本終戦史1944–1945――和平工作から昭和天皇の「聖断」まで』中央公論新社、2025年）、以及千々和泰明的《谁让日本投降――原爆投下、苏联参战与“圣断”》（『誰が日本を降伏させたか――原爆投下、ソ連参戦、そして聖断』PHP研究所、2025年）三部著作，分别从军事现实、政治过程与因果权重角度，对日本终战问题进行了系统而互补的重新阐释。
三部著作尽管研究重点不同，但在核心判断上高度一致。即日本的投降并非单一事件或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军事崩溃、外交失效与政治决策失能交织后的制度性结果。综合三者分析，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日本如何在多重内外压力下逐步走向投降的历史逻辑。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文语境中，“终战”“败战”“投降”三者含义不同。本文所使用的“终战”指战争结束本身，并非替代“败战”。另外，本文所述三部著作均为“新书版”（文库版）。其中，除麻田雅文著作外，波多野澄雄与千々和泰明的著作未附注释，严格意义上或难以归为纯学术专著，但均附有较为完整的参考书目，从而可视为准学术性著作。
一、终战研究的新三角：军事、制度与因果解释
麻田雅文的《日苏战争》是一部聚焦1945年8月8日至9月上旬日苏战争的研究著作。全书以满洲、朝鲜半岛、南桦太（今俄罗斯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为主要战场，系统重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这场持续时间虽短却影响深远的全面战争。长期以来，日苏战争在大众记忆与通行叙事中，往往被原子弹投下与“终战诏书”所遮蔽，而作者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参战兵力超过200万、深刻塑造战后东北亚政治与安全格局的决定性战争，亦是日本帝国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战”。
在宏观战略层面，作者首先分析了战争末期围绕苏联参战问题展开的美、苏、日三国博弈。通过大量新解密史料，书中揭示了美国对苏联参战的现实期待、苏联在雅尔塔体系框架下的战略盘算，以及日本方面对《日苏中立条约》的严重误判与路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苏联撕毁中立条约并迅速发动进攻，并非偶发之举，而是基于战后利益最大化考量而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国家战略选择。
在战场层面，作者对满洲战役中关东军的迅速瓦解，以及苏军在南桦太与千岛群岛展开的军事行动，进行了细致而具体的描写。与此同时，作者特别指出，即便在“玉音放送”之后，苏军的军事进攻仍在持续推进。1945年8月16日，斯大林致电杜鲁门，明确表示除千岛群岛之外，尚希望占领北海道北部地区。这一事实表明，日苏战争并非仅仅是日本“终战过程”的附属环节，而是一场具有明确战略指向、旨在重塑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战争。
从终战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本书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将日苏战争从日本终战史的边缘重新推向分析中心。作者并未否定原子弹投下或日本国内政治决断的重要性，但强调，若忽视苏联参战及其军事行动，便无法真正理解日本为何在1945年8月迅速丧失继续战争的战略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苏战争构成了日本投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当然，本书亦存在若干可进一步深化讨论之处。例如，尽管战争的主要战场位于满洲，但对中国战区整体局势及中国方面所受影响的分析相对有限。此外，对于关东军长期统治满洲所形成的殖民统治结构及其伴随的制度性暴力，相关论述亦未作充分展开。然而，这些不足更多源于作者在研究重心与分析视角上的取舍，并不动摇全书论证框架的严谨性，亦不减其在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学术价值。
总体而言，《日苏战争》是一部史料扎实、视角冷静、论证周密的终战史力作。它不仅澄清了一场长期被忽视的战争，更促使读者重新思考日本战败的多重动力及战后东北亚秩序的形成起点。在战后80年的历史节点上，该书已成为研究日本投降原因、苏联参战影响以及冷战起源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重要文献。
正因如此，本书出版后，《日本经济新闻》《文艺春秋》《产经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十余家主要报刊杂志相继刊登书评或作者访谈，并先后获得第26届读卖·吉野作造奖、第28届司马辽太郎奖及第10届猪木正道奖，其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反响由此可见一斑。
波多野澄雄的《日本终战史》以1944—1945年为时间轴，对日本走向战败与投降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重审。作者并未将终战简单理解为对美战争失败的直接结果，而是将其界定为日本在日中战争、日美英战争与日苏战争相互交织而成的“复合战争”格局之下，试图收拾战局却屡遭挫败的历史过程。这一问题设定，本身即构成对既有终战叙事的重要修正。
在军事层面，作者系统梳理了太平洋战线与中国战线的演变过程，重点分析了“绝对国防圈”“决号作战”“本土决战”等战略构想的形成背景及其现实破产。
在外交与“和平工作”层面，作者重点考察了日本对华和平构想、对苏外交依赖以及围绕“有条件讲和”所展开的多种方案，揭示出日本政府在对中、对苏、对美外交之间的反复摇摆。一方面，日本决策层始终未能形成清晰一致的终战目标；另一方面，对国际形势的持续误判，使得所谓“和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延续战争的工具，而非真正走向停战的路径。
在国内政治层面，本书对东条英机体制崩溃后的小矶国昭内阁、铃木贯太郎内阁时期的权力结构与决策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通过对近卫文麿、木户幸一、铃木贯太郎等关键人物的角色互动与政治判断的细致描写，展现了战时日本决策过程中的结构性僵局。那就是既缺乏能够打破既有制度框架的权威主体，也难以在军部、内阁与宫中之间形成有效协调。
围绕“圣断”问题，作者认为昭和天皇最终决定结束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其觉得本土决战体制不完备，及对统帅部的不信任，而原子弹投下和苏联参战则被作为“借口”加以利用。
从学术视角来看，本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提出“复合战争”这一分析视角，作者成功地将终战史从单一的对美战争史中解放出来，将中国战线与苏联因素纳入分析核心，突破了以往终战叙事中对中国战场相对边缘化的处理方式。其次，作者在分析日本内部“和平论”时，避免了“和平派—强硬派”的简单二分法，而是将各种和平构想视为不同政治集团在既有制度约束下提出的竞争性方案，从而揭示了其内在的摇摆性与结构性矛盾。再次，在“圣断”问题上，本书成功摆脱了神话化叙事，有助于理解战时日本国家权力的实际运作方式。最后，作者广泛运用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当事人回忆、日记与战后证言，对终战过程进行了多角度复原，显示出较高的史学整合能力。
当然，本书亦存在一定局限。受文库版体裁所限，有关中国方面的认知与决策过程，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共，多通过日本方面资料加以呈现，对中国内部政治、军事与外交逻辑的分析仍显不足。
总体而言，本书以“复合战争”与政治过程分析为核心框架，较为成功地重构了1944—1945年日本终战的历史逻辑。在终战史研究中，它不仅补强了中国战线的分析位置，也为理解“圣断”的历史条件提供了政治史层面的重要视角。本书问题意识与史学贡献，在同类著作中属水准较高之作。也为中日学界在终战问题上超越单一因果论、推进结构性与比较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范式。
千々和泰明的著作《谁让日本投降——原爆投下、苏联参战与圣断》是一部围绕日本战败原因展开的终战史研究著作。作者作为长期从事战争终结问题研究的学者，直面战后史学与公众记忆中长期存在的核心争论：究竟是美国的原子弹投下，还是苏联对日参战，才是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
本书的基本立场十分明确。作者认为，相较于原子弹投下，苏联参战对日本决策层造成的战略与心理冲击更为直接，也更具决定性意义。日本在战争末期并未将“无条件投降”视为唯一选项，而是寄希望于通过苏联的斡旋实现某种“有条件和平”。正是这种对苏联中立立场的误判与过度依赖，使日本在战略判断上陷入严重误算。当苏联于1945年8月参战时，日本赖以维系的外交幻想彻底破灭，这一变化迅速动摇了日本继续作战的可能性。
在分析美国方面的决策时，作者并未简单否定原子弹的军事与政治影响，而是指出：美国确实追求战争的尽早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两次核武器的使用在结果上就可以被正当化。书中通过梳理美方对核武器的认知变化、战略考量与外交判断，揭示出核使用既包含军事成本计算，也深受核外交逻辑的影响。这种分析有助于打破“原爆必然论”或“原爆唯一论”的单线叙事。
全书结构清晰，从战后日美两国对核使用的认知出发，逐章探讨美国走向核使用的决策过程、日本接受投降的内部机制，以及“核因素”与“苏联因素”之间的相对权重。
从学术层面来看，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并未将既有的“原爆论”简单置换为“苏联参战论”，而是通过决策史与外交史相互交织的分析路径，重新建构了战争终结的因果结构。此一研究取向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日本投降过程复杂性的理解，也促使读者反思战后逐渐固化的单一叙事框架——即将原子弹视为决定战争终结的唯一因素——从而揭示出这一叙事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日本自身的战略抉择及其所应承担的外交责任。
当然，由于本书以“原爆神话的解体”为鲜明问题意识，在行文中对苏联因素的强调较为集中，可能会给部分读者留下“对原爆影响相对低估”的印象。但从整体来看，这种取向更多是一种针对既有通说的学术纠偏，而非新的简单化解释。
总体而言，《谁让日本投降》是一部立足史料、直面争议、具有鲜明问题意识的终战史研究作品。在战后80年的历史节点上，它不仅重新审视了日本投降的真实动因，也将讨论引向更为现实的层面，那就是在核武器阴影再次逼近的当下，我们究竟应当从那场战争的终结中汲取怎样的历史教训。
二、日本走向战败投降原因的综合分析
以上对三部著作的内容与学术价值进行了简要评述。那么，透过这三部研究成果，对于理解日本何以走向战败与投降，究竟能够提供哪些启示？综合来看，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五点。
1、战败认知的形成与“继续战争”的制度性惯性
波多野澄雄的研究首先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自1944年起，日本方面相继提出“绝对国防圈”“决号作战”“本土决战”等一系列作战构想。波多野将这一时期的战争形态概括为一种“复合战争”，即多条战线与多重战略目标相互叠加、彼此牵制的状态。在这一结构之下，日本既难以集中有限资源以谋求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也缺乏做出果断终战决断的制度条件，结果陷入持续消耗却难以自拔的制度性困境。
2、外交幻想的形成与对苏依赖的结构性误判
在终战外交层面，千々和泰明与麻田雅文的研究形成了清晰的相互呼应。两者均指出，日本在战争末期并未严肃正视“无条件投降”这一现实选项，而是将和平的可能性寄托于经由苏联斡旋实现“有条件终战”，其核心目标在于维持国体的延续。
这一构想建立在多重结构性误判之上。其一，日本方面高估了《日苏中立条约》在战争末期的实际约束力；其二，低估了雅尔塔体制之下美苏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利益分配；其三，未能充分认识到苏联将对日参战视为扩大自身战后战略利益的重要契机。正是这些误判的叠加，使日本的终战外交在根本上偏离了现实轨道。
3、原子弹的作用：心理冲击与战略选项封闭的叠加
围绕原子弹在日本投降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三部著作均未采纳将其视为决定性“唯一因素”的解释框架。原子弹的投下，确实在日本社会及决策层内部造成了巨大震撼，动摇了“尚可继续抵抗”的心理底线，但其影响更多体现为心理与象征层面，尚不足以单独构成迫使日本立即投降的决定性条件。
与此相比，苏联参战所带来的冲击具有更为深刻的结构性意义。一方面，苏军迅速展开的军事行动直接瓦解了日本赖以支撑战争的防御体系。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行动彻底封堵了日本试图通过苏联斡旋实现“有条件和平”的外交路径。正是在原子弹所引发的强烈心理冲击，与苏联参战所造成的战略结构性崩塌相互叠加的背景之下，日本决策层才真正失去了继续战争的现实选项，终战决断由此成为唯一可行选项。
4、日苏战争：日本最后战略基础的丧失
麻田雅文的《日苏战争》从军事史的角度，具体揭示了日本终战外交破产所带来的现实后果。1945年8月爆发的日苏战争，是一场在实质意义上彻底摧毁日本继续战争能力的决定性战役。
苏军对满洲、南桦太及千岛群岛展开的迅猛进攻，使关东军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瓦解。长期以来被日本视为“最后战略纵深”的满洲地区随之丧失，日本在中国大陆赖以维系战争的军事、经济与政治基础亦因此全面崩塌。更为关键的是，即便在1945年8月15日“玉音放送”之后，苏军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推进。这一事实清楚表明，日苏战争不仅着眼于迫使日本投降，更明确指向战后秩序的重新划定。
从这一意义上说，日苏战争不仅终结了日本继续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也在深层次上塑造了战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战略格局。
5、“圣断”的历史位置：制度僵局中的最后一步
波多野澄雄对昭和天皇两次“圣断”(1945年8月10日、14日)的分析，为理解日本投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史视角。在传统叙事中，“圣断”常被描绘为超越政治的个人决断，但三部著作共同揭示，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制度性瘫痪的产物。
战争末期，军部无法提出可行的作战方案，外交路线全面破产，内阁内部也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天皇的介入并非对制度的否定，而是制度已经无法运作时的最后一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圣断”并非战争终结的原因本身，而是此前一系列战略误判、外交破产与制度性僵局层层累积之后，所采取的一种政治性收束机制。
结语
综合麻田雅文、波多野澄雄与千々和泰明的研究成果，可以将日本走向投降的历史过程理解为一个连续而递进的结构性路径，即明确的战略失败认知→ 通过延续战争维系谈判幻想→对苏外交的结构性误判→ 原子弹投下与苏联参战所形成的双重冲击→ 在制度性僵局中通过“圣断”完成投降。这一过程表明，日本的投降既非突发性的政治转向，也非由单一外部因素所“迫使”，而是长期战略误判、制度惯性与国际秩序重组相互作用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这三部著作在研究路径上共同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方法论转向。它们有意识地摆脱了战后长期支配日本社会记忆的“原爆—圣断”单线叙事，转而从复合战争结构、决策过程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层面，重构战争终结的因果链条。
从方法论层面看，这一转向意味着终战史研究已不再停留于“哪一因素更为决定性”的权重之争，而是转向考察多重因果如何在特定制度框架与国际环境中叠加并发生作用。无论是波多野提出的‘复合战争’框架，麻田对日苏战争的再定位，还是千々和泰明对‘原爆神话’的结构性解构，这些研究实质上都指向同一问题意识。那就是战争终结并非由单一瞬间触发，而是在时间中逐步封闭选项、压缩可能性的历史过程。
这一研究取向亦为中日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相较于围绕“中国战场是否被低估”或“原子弹是否决定胜负”的对立叙事，多因果与复合战争视角，有助于将中国战线、苏联因素与太平洋战场置于同一分析平面提供了有效工具，使战争终结得以被理解为整个东亚—世界战争结构瓦解的结果。
当然，上述研究仍主要立足于日本方面的史料与问题意识，对中国内部决策逻辑、战争经验与历史记忆的吸纳仍有深化空间。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类研究的价值并不止于解释“日本如何投降”，而在于为构建一种超越国别中心、能够展开实质性史学对话的终战史研究框架奠定基础。在战后80年的历史节点上，重新审视日本走向投降的路径，不只是对过去的追问，更关乎对战争责任、制度决策机制及国际秩序形成逻辑的理解。
作者简介
段瑞聪（Duan Ruicong），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法学博士。2008年至2010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APARC)、胡佛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17年至2020年兼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当代中国政治。主要著作:《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专著）、《改訂版 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晃洋書房、2012年、合编著）、《蔣介石の戦時外交と戦後構想1941-1971年》（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21年、专著）、《現代中国の国家形成：中華民国からの連続と断絶》（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24年、编著）。
Itou编辑
夏生、春生、冬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