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蔡钰淩丨《林京子的上海书写》

本书围绕日本作家林京子的生命历程及其上海题材系列作品展开，作者尝试还原林京子上海题材系列作品的创作脉络与裂变过程，并参照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脉络、林京子个人生活史等，讨论林京子的上海书写所具有的能动性与时代意义，厘清她以“上海”主题表达文化与自我的具体内涵与过程，分别以《米歇尔的口红》《上海》《预定时间》等作品为中心作了细致的文本剖析和背景梳理。该书对既往林京子研究作了有意义的补充，注重挖掘林京子的个人生命、同代人的经历，注重在历史文化脉络中分析林京子的文学创作，具有文化参考意义。‍

本书是蔡钰淩多年来通过对日本作家林京子的探讨，所取得的关于中日文学、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这部力作不仅本身成果丰硕，同时又呈现出林京子研究的广阔前景。

钰淩于2010年至2011年和2016年至2017年这两个时期，作为外国客座研究员来到我就职的菲利斯女学院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学习。我记得钰淩将林京子文学选为研究对象是在第一个时期，即她来到日本之后，在我的指导下开始的。正如本书介绍的那样，林京子是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长崎市投下的原子弹的受害者，以获得芥川奖的《祭场》(『祭りの場』，1975年)为代表，她书写了大量关于核爆及其受害者此后人生的作品，她以“原爆文学”(原子弹爆炸题材文学)作家的身份为人所知。其次，林从幼年时代开始，长期生活在中国上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返回长崎，那段时期的体验也成为构筑她文学世界的极其重要的素材，再次，后来她跟随到海外工作的儿子远赴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国家，在那里接触到当地的生活，也和当地人进行了交流。这也是影响林的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除了作为“原爆文学”作家外，林京子作为文学家的存在本身，亦受到大江健三郎、井上厦等同时代一流文学家同行的高度评价。

林女士是我长期关注的作家，即使是放到20世纪东亚的历史中，她也算是一个拥有特殊经历，并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的作家。她的住宅就在我家附近，一直以来我们通过当地的和平运动保持着联系。来自中国台湾的钰淩将林京子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意味着上文介绍的关于林文学的三大基本要素，有了从台湾这一新的视角切入的可能性，我作为指导教师从一开始就很关注这一点。

钰淩在菲利斯女学院大学的研究态度非常热忱和认真，我作为导师也从中受益良多。在她第一次在日研修期间，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和海啸袭击了日本的东北地区，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因此发生了包括燃料厂房爆炸在内的重大事故。这件事引发了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问题，这与林氏长期思考、不断言说的事情密切相关。在这场灾难发生后不久，我有幸获得一个机会，对林氏进行次基于其一生经历的访谈（访谈结果见《生于被爆》[『被爆を生きて』]，岩波小册子第813号，2011年7月）。当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我前往林女士家拜访并汇报时，有机会向林女士引见了钰淩。林女士为钰淩的来访感到十分欣喜，她们进行了亲切而热烈的交谈。此次会面对得到全集签名的钰淩而言，其意义自不待言，在林女士心中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之后每次我见到她，她都会提起那次会面。

钰淩结束在菲利斯女学院大学的第一次留学生活后回国，之后她不断钻研。其后，仍然是在我的指导之下，她在菲利斯女学院大学进行了第二次留学研究。我计划再次带钰凌去林女士家拜访，但林女士的身体状况恶化，最终于2017年2月19日逝世。没能如愿与她再会，实为憾事。

第二次在日本的研究结束后，钰凌完成了博士课程，并获得了学位，其研究成果，即博士学位论文，如今出版成书。本书主要是通过追溯林京子的上海生活，探讨她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化的问题。近来，以中日两国为首的青年学者对林京子的研究相当活跃，但就管见所及，至今还未有以中国（上海）体验为主要素材的林京子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希望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作家林京子既独特又重要的地位能够引起学界及读书界更多的关注，也希望她的文学作品能够在中国得到更多的介绍和接受。

我发自内心地为本书的付梓感到高兴，同时由衷地期待钰淩能在林京子的文学世界及相关的日本学研究领域，进行更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写于2024年8月9日，长崎被投下原子弹79周年日

岛村辉（菲利斯女学院大学教授）

导 论

1930年，一个小男孩在上海租界出生，他是英国纤维公司负责人的长子。小男孩当然是英国人，但与一般的英国小孩不同，他是个在上海租界出生长大、接受教育的英国人。小男孩三岁时曾被宋霭龄接见，就读上海大圣堂学校，居住在有游泳池和大草坪的西式豪宅，出入皆以高级私家车代步，家中还有数个帮佣的中国阿妈和杂工。小男孩还是一个飞机迷，在他眼中，日本人设计制造的零式战斗机是当时最厉害的战斗机，因此他手心里总是揣着一架零战的模型。

1941年12月初的某天，小男孩将自己打扮成海盗辛巴达，与父母一起去租界参加圣诞变装派对。当小男孩乘坐的高级私家车从杨浦路驶向外白渡桥时，他望着沿途的街景——蹲在家门口乞讨的中国老人、满街狂奔的黄包车车夫、沿街叫卖活鸡的中国小贩、拍打着车窗对他不知讲着什么通关密语的中国少年、挤在外白渡桥口等待日军检查哨放行的中国难民、黄浦江边的苦力，以及那用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所喧哗出来的一片嘈杂。这个小辛巴达和他打扮成各式各样童话人物的小伙伴们一脸懵懂，与车窗外的世界格格不入。

派对上，小孩们忙着玩耍嬉闹，大人们则忙着交换战事情报。小男孩父亲的朋友跟父亲表示，自己已先将家人送去新加坡了，建议他也先把家人送到他处避一下。但小男孩的父亲却犹豫不决，只决定先将家人安顿到旅馆几天。然而，就是在这个坐落于黄浦江岸的旅馆，小男孩亲眼目睹了日本战舰“出云”击沉英国战舰“彼得列尔号”（HMS Peterel）这历史性的一幕。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一夜之间，欧美在上海的百年势力倾颓在黄浦江上，公共租界易主，日章旗就此在上海迎风飘扬。也是在同一晚，在黄浦江岸的另一头，有一个日本小女孩在密勒路（今峨嵋路）自家的顶楼房间里，与小男孩同一时间目睹了这个历史巨轮转动的场面。巧合的是，这个小女孩和小男孩一样，也出生在1930年。这个英国小男孩名叫杰米，是美国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所执导的电影《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Sun*）的男主角。这部电影改编自英国科幻作家J.G.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的同名自传性小说，杰米正是巴拉德以自己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人物。而另一头的日本小女孩名叫宫崎京子，她正是在1975年以《祭场》一作荣获芥川奖,并从自身的上海经验出发，书写出一组上海系列作品的作家林京子。而彼得列尔号被出云号战舰击沉的那天，不用说，正是爆发珍珠港事变的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日军驱逐了上海租界的英美势力，掌握了上海的统治权。

也是在那一天，巴拉德在逃难的过程中与父母失散，被关进了战俘集中营，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他才得以重回父母的怀抱。然而此时这个为求生而在战俘营中拼尽全力的小男孩，已和昔日那个天真稚气的小男孩判若两人。反之，成为上海新主人的“帝国日本”之一员的宫崎京子的命运又如何呢？于日本败象渐露之际，在父亲的安排之下，宫崎京子早在1945 年2月底便与母亲、姐妹们先行离开上海，返回长崎。然而在同年的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原子弹“胖子”（Fat Man）时，宫崎京子却在三菱兵器大桥工厂内，遭遇人类战争史上最残暴的瞬间。此后，不管时间如何前行，这个小女孩的人生始终停顿在8月9日上午11点02分，难以前进，亦无法后退。

一、选题缘起

在此为何要花这么长的篇幅，讲述英国小男孩和日本小女孩战前的上海经验呢？当然不是想要凸显他们两人人生际遇与命运的偶然性和戏剧性（虽然的确如此），笔者主要想借此说明，本书尝试处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上海”。

（一）“上海”：三种上海叙述，三种叙述视角

本书中的“上海”，意指日本现当代文学中所指涉的“上海”。并且，这个“上海”不只是高杉晋作《游清五录》中，那个西洋文明露骨地展现其先进性和侵略性的上海；不只是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那个充满“恶俗的西洋”的“蛮市”上海；亦不只是横光利一《上海》中，那个隐含着殖民地都市、革命都市、底层都市三种向量（vector）的上海；更不只是村松梢风或井上红梅笔下的“魔都”。本书要处理的是林京子笔下的上海，这个上海是有着林京子幼年生活记忆与“乡愁”的生活场域，是有着众多日本侨民的日本“外地”，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所定名的“租界都市”，是有四十多国人杂居的“国际都市”，是已然承载糅杂了自鸦片战争（1840）以来，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所有上海意象的、具有总和性质的上海。

在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中，林京子交叉呈现出三种叙述和三种上海论述视角。第一种是林京子透过孩童视角，试图再现她记忆中的“我的上海”。这正是林京子记忆中的幼年生活场“密勒路”，以及从“密勒路”辐辏出去的“东洋人街”虹口与大上海。这个满溢“乡愁”的“我的上海”，在林京子被爆（指遭遇原子弹爆炸事件）后，成为一个暂时能够安顿其身心的“至福”空间。第二种是在林京子写作当下，重新被她接触、讲述与分析的上海。这又可再细分成两个层次，其一是林京子在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后，以由此得来的事后知识，重新对幼年的上海经验与记忆，做出历史性的分析与检证；其二是林京子在战后两次上海之行时，与久别重逢的上海再次碰撞后所描画出的新中国上海图像。第二种则是林京子借用前夫——林俊夫的上海经验，以“另一只眼”所勾勒出的1938年到 1948年，自己不在场的“大人的上海”。

可以说，林京子巧妙地以三种叙述视角——孩童视角、写作当下的作者视角，以及借用自他人经验的视角，表达出三种性质迥异的上海论述，进而以此呈现出一副变化万千的上海面貌。这是在解读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时，首先必须谨记于心的。

（二）林京子：日本当代文学中的一朵异色凛冽的花

本书的主角——林京子虽然在汉语世界鲜为人知，但正如前述，她实际上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

林京子在1930年8月28日出生于长崎东山手町31号，旧名为宫崎京子。在她七八个月大时，因父亲宫崎宫治就职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缘故，举家在 1931年4月移居上海。在宫崎家定居上海的近 14 年间，除了1940年到1941 年春（当时林京子为小学中年级生），因宫治被派往浦东支社而举家搬至浦东的三井宿舍之外,其余时间都居住在上海市密勒路281弄12号的英式炼瓦房。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密勒路这条弄堂里，只有宫崎家一户是日本人，其他住户多数是中国人，且除了房东一家外，不少是像木工、小贩、娼妇等诸如此类的底层庶民阶级。

进入1945 年，中日战争已到了关键性的决战时刻，基于安全考量，宫崎家的女眷在该年2月底先行离开上海，返回长崎，独剩宫治留在上海。在此之前，林京子除了曾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两度短暂回长崎之外，15岁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包括她中学前的教育亦多数在上海完成。1945年3月初，林京子回谏早不久后，即转入长崎县立高等女学校（即中学）就读。这其实并非林京子第一次在日本本土接受教育。第二次回长崎时，林京子曾短暂进入长崎市北浦小学校（即小学）就读一学期，当时她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不过这段“内地”就学经验留给她的记忆不多，而 1945年这次的入学则带给她深远的影响。在学徒动员开始后，林京子被编入三菱兵器大桥工厂。是年8月9日，她便是在大桥工厂内照射到原子弹的闪光的。

被爆之后，林京子保住了性命。然而，作为一个原爆幸存者，林京子不仅得面对许多生离死别，自己亦深受原爆症的威胁，特别是在结婚生子后，“母性”让林京子深刻地察觉到此前被爆的后遗症，原来现在才正要拉开序幕，因为不只是被爆者本人终身都被笼罩在“内部之敌”的阴影里，透过遗传，还可能将“内部之敌传给下一代。此外，日本对被爆者的排斥和歧视与日本政府不合理的相关政策，也让林京子气愤难平。

为此，林京子当时尚未离异的丈夫林俊夫鼓励她提笔写作，林俊夫设想或许借由写作，能够让妻子稍稍抚平一下内心的恐惧与焦虑、愤怒与痛苦。就这样，完全没有做过一日文学梦、没有当过一天文学少女的林京子，听从了林俊夫的建议，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62年，林京子加入了保高德藏所主持的文艺杂志《文艺首都》，成为该刊同人，同期加入的还有日后成为日本重要作家的中上健次、津岛佑子等。次年10月，林京子以笔名“小野京”在《文艺首都》上发表了处女作《蓝色小路》，开始了其创作练习期。往后数年，她每年都在《文艺首都》上发表一至两篇作品。

1974年，林京子完成了以自身的原爆经验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祭场》，并得到了文学杂志《群像》的青睐，于次年在《群像》6月号上发表。《祭场》的出现，可以说如同平地一声雷，不仅让林京子在1975年6月得到第十八届群像新人奖，更在同年7月摘得第七十七届芥川奖。就此，林京子跃上了日本文坛，成为当中一朵异色凛冽的花。

若粗略地概括林京子的文学创作，依据创作题材，大致可分为四个系列。

第一是原爆系列作品，此系列可再细分为两种类别。其一是以《祭场》为代表的“八月九日”讲述。在此类作品中，林京子从自身的原爆经验出发，讲述被爆者和生死相邻的关系，讲述幸存者终身无法摆脱“八月九日”及其所带来的“内部之敌”的困境。借此，林京子反复思考人与战争、人与核之间的关系，最后做出人与战争、与核无法共存的结论。此类作品尚有《两个人的墓碑》《空罐》《金比罗山》《钻石玻璃》等。其二是以《长久的时间换取的人生经验》《从特里尼蒂到特里尼蒂》为代表的反核讲述。林京子认为，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被爆国，却始终未能记取教训，在战后屡次让日本国民陷入核灾危机中。她痛斥这是日本政府对原爆记忆的忘却，并以自身的原爆经验为例，不断地提醒日本不可重蹈覆辙。1999年，林京子前往世界首次进行核实验之地---特里尼蒂核试验场。特里尼蒂的参访经验除了让林京子再次确认人与战争、与核无法共存之外，更是让她重新确认了“加害—被害”这一重层结构。林京子指出，人类引爆原子弹除了加害自身，将自己变成被爆者之外，更是对大地/自然进行了无情的加害，大地/自然是始终默默地背负着这种“加害”的沉默的“被害者”。

第二是上海系列作品，此系列亦可再细分为两种类别。其一是以《米歇尔的口红》《上海》为代表的上海记忆讲述。林京子以幼年的上海经验与记忆为基础，勾勒出战前日本人在“外地”生活的情况，同时，也勾勒出战后这群从“外地”回到“内地”、从“帝国”回到“家”的“异乡人”对“家”的不适症、对上海不被允许的“乡愁”，以及漫长的战后日本生活与新中国碰撞后所导致的“故乡丧失”。林京子对上海的这种戒慎恐惧却又无限依恋的心理，正是其笔下的上海图像迴异于其他日本作家的上海主题作品之因。此类作品尚有《黄沙》《回响》《假面》《啦啦啦，啦啦啦,》等；其二则是借用前——林俊夫的上海经验，以“另一只眼”去描写自己不在场的“大人的上海”。此类作品有《NANKING——1940·秋》《老上海》《预定时间》。整体观之，不管是哪一种类别，林京子都企图以书写上海来叩问自我，叩问战后日本的历史与战争论述。

第三是以《山谷》《三界之家》为代表的女性与家庭系列作品。林京子透过对与林俊夫的婚姻、与父母子女之关系的思考，探问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试图从中寻找解脱的可能。此类作品尚有《幸福的每日》等。

第四是以《橡木的桌子》《弗吉尼亚的苍穹》为代表的美国系列作品。由于儿子被外派美国，林京子在1985年到1988年长住美国，而美国正是原子弹“胖子”的原产国。三年的美国生活经验拓展了林京子的眼界，让她进一步思考日本“加害—被害”的重层结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等问题。此类作品尚有《生存者们》《长眠的人们》《四照花开的小镇》等。

诚然，上述对林京子的文学创作所做出的分类有过于粗略之嫌，也往往容易让人忽略这四个系列之间所具有的交互作用、相辅相成之关系。不过，透过这样的分类说明，还是较容易呈现出林京子的创作状态、创作主题、创作方式以及她所欲表达的关怀，乃至她借由这些作品所描画出的林京子文学图像。同时，从中我们也不难看见林京子终身与自我、与战争、与核、与战后日本的历史和战争论述奋力交战的过程，以及她从不退却、不妥协、不轻言放弃信念的坚毅冷冽之姿态。正因如此，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替《林京子全集》撰写推荐语时，才会将林京子称为“无与伦比之人”。

（三）以“上海”叩问历史与自我：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

本书所要着重探讨的是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

1969 年，林京子在文学杂志《文艺首都》2月号上，以笔名“小野京”发表了散文《黄色水流》，这是林京子首次以上海为主题进行创作。而第一篇与上海有关的小说，则是同年在《文艺首都》12月号上发表的《维多利亚的箱子》。这篇短篇小说主要描写主人公“我”一家战前在“外地”上海、战后回到“内地”日本生活的故事，换言之，“上海”只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之一。然而从这篇小说，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林京子将上海书写发展成一个创作谱系的可能性，因而日本文学研究者岛村辉将此作视为林京子上海系列的萌芽之作。

至于林京子有意识地书写上海，则要等到1977年，这年她分别在《群像》7月号与8月号上，发表了《黄沙》与《回响》。这两篇后来被林京子收录进原爆小说集《钻石玻璃》（1978）的短篇小说，可以说是林京子正式经营上海系列的起点。此后，林京子兢兢业业地经营其上海系列，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米歇尔的口红》（1980）、《上海》（1983），短篇小说《赏花》（1981）、《假面》（1997）、《啦啦啦，啦啦啦,》（2006）等。除此之外，林京子还发表了不少与上海有关的散文，如《眺望街道》（全五回，1976）、《春光》（1977）、《上海的日本人们》（1983）、《在羊水中》（1985）等，更撰写了不少与上海相关的评论，如《上海与八月九日》（1981）、《复杂的我的上海》（1995）等。除此之外，还有内容出现部分上海元素的作品，如散文《字典》（1979），短篇小说《虹》(1987)、《致大河》(1990)、《玩具箱》（1996），长篇小说《青春》（1994）等。

毫无疑问，上述提及的诸篇作品，都是林京子基于她15岁前在战争时代的上海中国人弄堂内生活之经验所创作出来的。其中些更是兼及林京子其他的生命经验，如原爆经验、美国经验、离婚经验等。与此同时，林京子亦借用前夫林俊夫的战前与战后的上海经验，创作出短篇小说《NANKING——1940·秋》（1983）、《老上海》（1992），以及长篇小说《预定时间》（1998）。换言之，林京子以近40 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编织出一幅名为“林京子的上海”的文学图像，并且，这幅文学图像具有超乎想象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此前，以自身的上海经验作为创作题材的日本作家并不少见，诸如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永井荷风、武田泰淳、堀田善卫等都曾留下无可取代的精彩之作。整体观之，这些作家具有一些共同点，即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在上海都只是短时间停留，且都是以成年男性的视角观察上海。林京子不然。首先，林京子15岁之前的多数时间都在上海生活，也就是说在一个人人格养成最重要的阶段，她都在上海。因此，林京子并非一般概念下的日本人，而是在中国大陆的风土养育下成长茁壮的日本人。她对上海的情感类似上海日本侨民中的“土著派”,“土著派”以上海为家，将上海视作“故乡”。其次，林京子创作上海系列作品时，经常使用孩童视角，这在此前较为罕见。再次，相较于上述提及的日本作家立即对上海经验做出反应，林京子是在经过30多年的沉淀消化后，才提笔书写上海，进而勾勒出一幅她的“我的上海”。至关重要的最后一点是，中日“15年战争”这一林京子的生命底流，与她个人的原爆经验、美国经验、离婚经验等，都阶段性地影响了她观看上海的方式与上海书写的发展。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林京子笔下的“上海”不只是空间、个人经验上的指涉，更是战前夹缠在中日战争、战后夹缠在中日关系等外在因素中，属于林京子自身，但又同时缠绕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创伤、战争伤痕、政治纠葛中的“上海”。并且，林京子对上海的诠释，始终跟随着外在事件与内在精神的变化而产生转变。换言之，林京子笔下的上海具有因时改变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让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不仅止于展露“乡愁”，更暴露出夹缠在中日历史夹缝中的“殖民者的伤痕”，以及中日两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而这也正是林京子致力以“上海”叩问历史与自我的“后果”。据此，我们不难看出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在日本现当代文学的上海书写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异质性。

二、先行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林京子的先行研究，依据创作题材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是原爆系列研究、上海系列研究、女性与家庭系列研究、美国系列研究。其中，以原爆系列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硕，这毫无疑问地显示出林京子研究的重心是在原爆系列作品上。而与本书相关的上海系列研究虽已有一些成果，但相较于原爆系列研究来说，仍属边缘。以下，笔者将把具有代表性的上海系列研究分成作者论研究、作品分类研究两大类，分别加以述评。

（一）作者论研究

渡边澄子是早期对林京子展开系统性研究的代表性研究者。在2005年出版的《林京子——人与文学：作为一个“看不见的恐怖”的讲述者》一书中，渡边分别从“林京子其人”“林京子的文学”“林京子的工作”这三部分，梳理林京子的文学创作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林京子的特殊人生经历、这些特殊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渗透与影响，以及以《祭场》跃登文学舞台的林京子的整体文学图像。在上海系列研究方面，渡边在讨论原爆小说集《钻石玻璃》时，同时概括了收录于其中的上海主题之作《黄沙》与《回响》，她指出这两作充满了林京子对上海的怀旧之情。针对《回响》一作，渡边认为林京子虽然如实呈现出当时作为“帝国日本”中的一员对战争胜利的兴奋，但还不太成熟，尚未找出处理这种侵略者的兴奋与她自身的上海怀旧之情的方式。而在“林京子的文学”中的第六章《怀念的故乡上海》，渡边着重讨论了《米歇尔的口红》一书。渡边指出，上海时代确实是林京子人生中的“阳”，且这与她被爆后所背负的“负”是互相缠绕的。因此，渡边认为，如何通过文学表现战争的总体是林京子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并表示林京子在这部分还需要很多的努力。

2009年，渡边与她所指导的意大利籍博士生苏里亚诺·曼努埃拉（Suriano Manuela）共著的《林京子——人与文学》一书出版。本书分成两部，第一部是《朝向暴露“看不见的恐怖”的二十一世纪》，这是渡边修改增补自上述的《林京子——人与文学：作为一个“看不见的恐怖”的讲述者》一书；第二部则是《对“人类灭亡或放弃战争?”的追究——林京子文学的世界》，这是曼努埃拉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渡边主笔的第一部分成12章。渡边以极具特色的女性视角，分析林京子及其作品，加上她以林京子的生平经历作为时间轴的章节安排，这一部分几可视作一本林京子的传记。其中，针对林京子的上海经验和上海系列作品的讨论，所占篇幅不多，只有两章，分别是第一章《林京子的成长史——上海成长的特殊性》、第五章《“我的上海”的光与影》。

在有限的讨论中，渡边强调的重点有三。一是强调林京子成长的上海是一个与当时中国其他城市不同的特殊空间，并指出上海经验对“归国子女”林京子具有正面的机能；二是指出在上海经验与长崎被爆经验的双重叠加下，林京子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处在中日两国的夹缝中时，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纠葛与挣扎，这无疑拓展了她的创作内涵，使她的作品不流于平面刻板；三是渡边试图以《米歇尔的口红》与《假面》这两部作品，讨论林京子对个人与战争、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的思索。她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林京子的上海书写在笔致上和视角上，逐渐排除了感伤的、感情的、情绪的面向，这最终使林京子得以做出自己亦是“大日本帝国”的成员这一反省。让人稍感意外的是，渡边将林京子的《预定时间》归入女性与家庭系列作品中讨论。渡边的这一选择虽然展现出她强烈的个人研究特色，却也让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讨论出现了一大片空白，殊为可惜。

曼努埃拉撰写的《林京子——人与文学》的第二部除了序和结论之外，正文共有八章。第二部的整体结构大致与渡边执笔的第一部相同，讨论的文本亦具一致性，但曼努埃拉以更具学术性的论证与书写方式，对林京子的作品进行分析与检讨。同时，她对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讨论也更为详细。

在第五章《上海系列作品》中，曼努埃拉以《米歇尔的口红》《上海》《黄沙》《回响》为讨论对象，指出林京子在这些作品中，极为精巧地描绘出个人被国家权力卷人战争时的状态，甚至连孩童也无法不被镶嵌进这种由上至下的国家权力结构，成为侵略国的一员。因此，曼努埃拉认为，林京子的书写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上海日本侨民在面对战争时的感受与知觉，以及深陷于其中的复杂性。

曼努埃拉同时也指出，虽然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林京子对上海充满了乡愁，但这份乡愁含有不安，还混杂了反省的情绪。因此，林京子原本“阳光灿烂”的上海产生了质变，朝向“负”移行，这致使她对上海的想念，从纯粹的思乡变成必须打上引号的“乡愁”。然而，也正是这一转变过程让林京子得以重省上海经验，并借此重新对整个战争展开思考与检讨。最后，曼努埃拉亦不忘强调，林京子的原爆经验与上海经验是彼此交相作用的，不可分别视之。她认为正是这种交相作用，才让林京子不单从原爆受害者的角度，而是能从更广大的“人”的立场出发，重探人与战争、人与核的问题。

曼努埃拉较为清楚地分析了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重要性，并指出此系列与原爆系列作品所具有的交互作用，这对一直以来将这两个系列分别讨论的既有研究范式，做出了重要的提醒与修正。此外，曼努埃拉提到了林京子观看上海的目光会随着时间而有所转变，但她并未处理到《预定时间》《啦啦啦，啦啦啦,》等上海系列后期作品，也没有考虑到外在事件、美国经验等对林京子所造成的影响，这使得曼努埃拉无法完整地厘清林京子上海“乡愁”的变化路径，亦无法更具体地讨论林京子最终的“故乡丧失”。

2007年6月，黑古一夫的《林京子论：“NAGASAKI”·上海·美国》一书出版。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示，黑古是依照林京子的创作主题与时间，依序将林京子的文学创作分成“NAGASAKI”(长崎)、上海、美国三部分来加以讨论的。和本书有关的是第二部《上海》，该部分成三章，分别是《另一个原点·上海》《三十六年后的上海》《“未竟之梦”——上海》，主要涉及的作品为《米歇尔的口红》《上海》《预定时间》。

黑古认为，林京子的上海经验让她养成了一种迥异于日本人的身体感觉、思考方式与大陆感性，并建立出一套以“对等·平等”为基底的人生观。这种教养、生活经验与被爆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使林京子得以排除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进而以“人”作为思考的起点，重省战争问题。因此，林京子能精准地指出，长崎原爆的起因在于此前日本对外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不过，也因这种加害者的自我认识与中国崛起后所产生的民族自信，让林京子不断地被侵略者的罪恶感所拷问，最终导致她丧失了美好的上海。

要特别注意的是，黑古是少数论及《预定时间》的研究者，他将此作视为林京子的上海镇魂歌，亦是她对婚姻生活的总结。黑古表示，林京子在这篇作品中，未使用惯用的私小说创作手法，而是将以前夫为原型的人物作为主人公，这意味着林京子在“故乡丧失”后，必须透过他人的经验才得以重新定义“上海”。同时，黑古还进一步指出，若从林京子的创作内核“战争”这一层面来思考，亦可看出林京子试图透过此作思索一个问题，即若是再次遭遇战争，已经长大成人的自己该何去何从。

熊芳的硕士论文《原爆受害作家林京子之上海经历的文学意义——以〈米歇尔的口红〉、〈上海〉、〈预定时间〉为中心》，是中国少见的以林京子的上海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到了博士阶段，熊芳继续探索林京子的文学创作，并在2018年将其博士论文出版为《林京子的文学——生在战争与核的时代》一书。相较于硕士论文，熊芳扩大了讨论范畴，从头整理了林京子的文学创作样貌，欲以此重新勘定林京子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的位置。其中，与本书直接相关的是第一章《上海（战争）体验》。该章主要以《米歇尔的口红》《上海》《预定时间》为讨论对象，是她对硕士论文的增补与修改。

熊芳的研究深受黑古的影响，不少论点可说是对黑古的继承与深化。相对于黑古评论式的写作方法，熊芳采取系统性、学术性的方式，对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进行研究分析，并以此对黑古的论述进行补白。与黑古相同，熊芳亦强调不可将林京子的原爆经验与上海经验切割讨论，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并进一步指出，林京子作品中出现的“加害—被害”重层结构，与林京子的上海经验有关。她认为，从《黄沙》与《回响》两作，已可见林京子具有身为加害者这一自我认识，而透过对《米歇尔的口红》《上海》《假面》《预定时间》的分析，则可更清晰地看出这一自我认识的形成与变化的经纬。此外，熊芳特别强调宫崎家“耻”的教育，及这种教育在林京子自我认识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以此围绕战争重探加害者与被害者之关系。

熊芳仔细地梳理了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中的“加害—被害”问题，这是其研究的重要贡献。不过，由于熊芳的分析方式局限在文本内部，而林京子却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互动频繁的作家，仅局限在文本内部讨论会无法清楚说明林京子创作的一些关键性转变。此外，熊芳始终强调林京子的加害者意识始于上海经验和宫崎家“耻”的教育，但如此其实难以解释在林京子刻意压抑之下，却还是溢出的“乡愁”。

井上聪与上述研究者们一样，也认为不可将林京子的原爆经验与上海经验分别观之，因而他在《林京子与上海——以“生”与“死”为中心》一文中，以《米歇尔的口红》与《上海》为主要讨论对象，试图从林京子及其父的濒死经验出发，重新探问“上海’之于林京子到底意味着什么。井上指出，对与“死”紧密相邻的林京子而言，“上海”是她唯一的“生”，亦是让她意识到“生”与“死”的场所，同时也是她凝视过去的“生”到现在的“死”的特殊场域。井上跳脱了既定的上海=“故乡”这一论述，改就“生与“死”这一角度，定义林京子笔下的上海。

黄珺亮的《话语的政治：暗藏于林京子的弄堂中的美国势力》是近年颇为新颖的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之研究。在论文中，黄珺亮首先指出，以往研究者们在讨论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时，多数采用中日二元性的视角，忽略了流动在其间的美国势力，因此她对渗透于“东洋人街”虹口的美国势力做出具体分析，尝试以此打破这种中日二元性的研究范式。再者，她指出由于林京子身处在后殖民理论兴起的时代，这让林京子在短篇小说《致大河》中，得以将美国新奥尔良的被殖民经验视作一种镜像，借此重新掌握上海租界的殖民构造。最后，她认为在中日刚恢复邦交之际，两国之间具有协力、连带的政治气氛，加上美日之间冷战叙述话语的限制，让林京子并未以后殖民批判的角度创作《米歇尔的口红》，而是以“人性”作为叙述策略，欲以此超越国籍、阶级和人种的“同伴意识”，在密勒路中建构出一个“乌托邦”。

黄珺亮的研究提醒我们，在研究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时，必须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冷战结构乃至当代思潮中，才得以更完整地对其进行分析。同时，她亦提醒我们不可忽视流动在“东洋人街”虹口的美国势力，这些都使人深受启发。不过，黄珺亮在论及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中的后殖民批判问题时，预设了一个立场，即确信林京子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具有后殖民意识的作家，但对此确信却无具体分析，这除了有概念先行的危险之外，也失去了对林京子反复强调的“乡愁”情结进行有效分析的可能。此外，在讨论林京子弄堂论述的转变时，并未具体分析最明显表现此一转变的《假面》与《啦啦啦，啦啦啦,》，稍显可惜。

山崎信子的《围绕林京子〈黄沙〉中的日本娼妇：“明明是日本人”》则是少数以林京子的短篇小说《黄沙》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山崎尝试以原爆文学研究者川口隆行就原爆文学中被害与加害的讨论，以及法国学者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的国家内部排斥机能理论来解读《黄沙》，并提出了崭新的诠释。在论文中，山崎从人种主义、阶级意识、内部排斥、性别出发，认为林京子借由日本娼妇阿清的遭遇和自身的原爆经验，对“日本人”这一全体性概念提出质疑，讨论这个概念所含有的暴力性，企图从日本内部对日本做出批判。同时指出，性别与性欲在小说中的机能也是林京子的侧重点。此外，针对林京子的原爆经验与上海经验的不可切割性这点，她亦做出提醒。山崎的研究颇为成功地结合了林京子的原爆经验与上海经验，不仅立意深远，具有现实关怀，更赋予了林京子研究一个新气象，让人深受启发。

（二）作品分类研究

2008年，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言语文化研究所举办了连续讲座“国民国家与多文化社会”。在其中的“帝国的孤儿们——日本与作家”第三回“亚细亚——上海的养女们”专场上，菅聪子发表了《林京子的上海·女人们的弄堂——庇护所的幻想》一文，讨论林京子的“养女”身份。

菅聪子主要以《米歇尔的口红》为中心，分析作品中由中日两国女性在密勒路共同搭建出来的“庇护所”的幻想性质。菅聪子指出，这个“庇护所”在中日战争加剧后越发不稳，逐渐暴露出维持这一“庇护所”存在的“恐怖的平衡”。透过分析这一“恐怖的平衡”，可看出弄堂内所存在的双重结构与来自“帝国日本”的视线，以及由此导致“庇护所”渐次分裂之过程。营聪子同时认为，“上海”是林京子以含有幻想性质的上海记忆所建构出来的“故乡”，而这个经验却也让林京子被真正的“祖国”日本视为“养女”。据此，她提出，若从林京子的边缘身份和林京子文学中隐含的漂泊性、流浪性出发，对林京子及其文学创作进行探索的话，或可让今后的林京子研究出现新的可能。

菅聪子对弄堂内的双重结构与帝国视线的分析，以及对今后林京子研究的可能方向所给出的提示，让人深受启发。然而在讨论弄堂内的双重结构时，菅聪子没有对弄堂内的被侵略者/被支配者侧的视线进行分析，而这种视线在《米歇尔的口红》中，其实已有部分呈现，到了林京子上海系列的后期之作中，则越发清楚。倘若菅聪子能将后期作品纳入讨论的话，或许能更加提升论述的层次。

上海日侨史研究者高纲博文在《“国际都市”上海中的日本人》的第八章《上海日本人归国者的怀乡情结——“我的故乡·上海的诞生》中，曾论及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高纲从上海日侨社会史这一角度出发，以上海归国者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上海怀乡情结”的生成与论述方式，以及“上海怀乡病”的蔓延情况。在高纲的历史研究中，林京子作为一个案例登场。高纲指出，强大的挫折感和丧失感，导致上海归国者们在回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上海经验呈现失语状态。然而，在中日恢复邦交的刺激下，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上海记忆死灰复燃，尤其是上海归国者第一代的子女们，而林京子正是其中最早公开使用“我的故乡·上海”这一说法的上海归国者第二代。高纲同时亦指出，林京子的《米茜露的口红》(即《米歇尔的口红》)和《上海》两书的出版，更是触发了上海归国者们的怀乡情结，使上海怀乡情结成为一种“流行病”。

由于高纲在上海日侨社会史这一脉络下展开研究，仅仅将林京子作为社会史中的一个现象和案例提出，所以并未对其文学作品内涵进行深究。怀乡作品都是经过再构筑的，里头含有“记忆与忘却”的成分。不过高纲认为，林京子和其他上海归国者所撰写的的这一说法，对一向将林京子的文学创作等同于她自身经验的既定研究习惯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醒。

而针对这种“记忆与忘却”，韩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朴裕河则在《遣返文学论序说——朝向新后殖民主义》一书中，提出了“遣返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史概念，企图建立一个遣返者文学系谱。朴裕河所言的“遣返文学”，意指日本战败后，从中国东北、上海，以及朝鲜等“外地”被强制遣返回国的日本人所撰写的文学作品，内容主要是他们的殖民地经验和遣返经验。朴裕河认为“遣返”这一概念，除考虑了占领地和殖民地的关系之外，亦涉及了“内地”与“外地”的关系。这群身怀强烈的“异乡人感觉”的遣返者表面上是回到了“内地”，但在他们被“帝国崩坏的日本”同化的同时，“帝国”的记忆却仍然清晰地存在，因此他们始终与“战后日本”格格不入。在此意义上，这群遣返者可说是战后日本精神离散（diaspora）的代表。同时，朴裕河更进一步指出，遣返者文学或可让以“定居者”中心主义为主轴的日本现当代文学进行重组，扫除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闭塞感。

在《遣返文学论序说》中，朴裕河仅先处理了身为朝鲜遣返者的三位日本作家——小林胜、汤浅克卫、後藤明生，尚未对遣返者文学展开全方面的整理与检讨。而在该书第一部“总论”的《被抛弃的殖民地·帝国后体验——“遣返文学”论序说》中，朴裕河提到了林京子。朴裕河认为，林京子在日本战败前就已经先行返日，不算具有战后遣返经验，但是林京子近14年的上海生活让她确确实实是占领地上海的“帝国之子”，因此她强调，林京子虽不具战后遣返经验，但仍必须讨论她的殖民地经验，且在讨论时，还必须结合她的原爆经验一并来谈。根据上述，我们不难发现林京子在遣返文学系谱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异质性，此后朴裕河将如何处理林京子这一特殊个案，值得继续观察。

在和田博文、黄翠娥主编的《作为“异乡”的大连·上海·台北》一书中，则分别以大连、上海、台北这三个占领地都市为舞台，讨论“外地”日本人的主体认同。从和田博文、横路启子、小泉京美三人座谈的整理中可发现，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治理政策、都市被赋予的角色以及具体的事例之下，根据时代、地点、世代的不同，前往“外地”的日本人对“故乡”和“异乡”的思考与感觉也会产生歧异。

在该书中，林京子作为上海日本侨民第二代的唯一代表，被提出讨论。石田仁志在《林京子——作为异乡/故乡的上海·〈米歇尔的口红〉〈上海〉》中，以《米歇尔的口红》与《上海》两部作品为中心，探讨林京子曲折的故乡认同。石田指出，上海曾被林京子视为“故乡”，但事后对日本殖民战争历史的认识及与此伴随而生的自责（或羞耻），让林京子发觉这是一种“不被允许的乡愁”，上海不得不成为“异乡”。然而，在纳入原爆经验后，林京子不断地在“长崎的死”与“上海的生”两者间反复穿梭，最终在其上海系列作品中，以“讲述的自己/被讲述的自己”这种叙述二重性，展现出自身“死与生/阴与阳”的生命断裂，以及在故乡和异乡这两种异质概念中交相流动的上海。借此，林京子得以重探战争。

大桥毅彦则是长久以来，对上海史、日本人的上海经验抱持浓厚兴趣的研究者。在大桥与他人共著的《言语都市·上海1840—1945》中，可见他特别关心具有上海经验或相关创作的作家。大桥在其专著《昭和文学的上海体验》中，延续了这一关心，他以 20世纪20年代后半到1945年间的上海为主要研究场域，讨论的文本从文学作品扩展至美术创作、剧场、报刊、大众传媒等。大桥尝试以此讨论在多种语言、民族、文化重叠交合下的上海所产生出的昭和文学与文化，究竟具有何种可能。在该书第三部《从国体流出的心》中，大桥以池田みち子、林京子、堀田善卫为例，尝试以他们的作品讨论从“国家”这一政治载体内溢出的“心”，进而思索个人是否具有超越“国体”的力量与可能。

讨论林京子的部分为该书的第九章、第十章。在第九章《来往与严拒——林京子〈米歇尔的口红〉的世界》中，大桥透过对《米歇尔的口红》的分析，指出林京子在此作中对上海时代的记述存在不少记忆的错误与欠缺。究其原因，主要是林京子想要打造出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生的世界。并且，林京子更在其中打造出一个现实无法侵入的空间“小孩的房间”。在这个“小孩的房间”中，主人公“我”与上海弄堂里的中国小孩们打成一片，融合在当地的自然风士中，由此获得至福。然而大桥指出，实际上从“小孩的房间’看出去的景象，具有“来往”与“严拒”的双重性，而导致这种双重性的原因，就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权力阶级关系。在第十章《自责与自尊——读林京子的〈预定时间〉》中，大桥则试图处理鲜少被处理的《预定时间》。大桥将这篇以回忆录形式展开的小说视为安魂曲，认为林京子企图透过一名日本记者的生命经验，重新思考中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理想被政治偷换了的日本青年的自责与自尊。

此前的研究者们多数将《米歇尔的口红》看作林京子的个人自传，经常不证自明地将小说情节等同于林京子的个人经验，这其实是研究林京子的上海经验时，不可忽视却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林京子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上海记忆为何会出现大桥所言的错误与欠缺？出现错误或欠缺后的上海记忆为何？而这又导致了何种结果？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林京子上海“乡愁”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在其上海系列作品，甚至整体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倘若由此向外扩展，甚至还可进一步去思考如何分析虚构文学中的“真实性”问题。由此足见大桥的提醒与尝试之重要性。

总的来说，首先，目前对林京子文学创作的研究，在作者论研究部分，多数将林京子的创作分成原爆系列作品、上海系列作品女性、家庭系列作品、美国系列作品四大类讨论，且研究成果的分布极度不均，多数集中在原爆系列作品上，对本书主要涉及的上海系列作品的相关研究偏少。与此同时，在为数不多的上海系列作品的研究成果中，同样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研究者们偏重于讨论《米歇尔的口红》，对上海系列的其他作品却有所偏废，特别是晚期作品。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进行全面性的细读与分析，如此才能厘清林京子上海论述的全貌。

再者，目前在研究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时，主要是以黑古一夫的论述架构为基础。诚然，黑古的论述架构与分析方式给予了我们诸多启发，但尚具有调整与深化的空间，比如：林京子是在何种契机之下，开始书写上海的？上海书写对林京子个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该如何解释她笔下的“上海”图像？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上海”图像为何会如此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因素为何？林京子的上海书写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关键性问题，迄今都尚未被提出与处理。2005年6月，日本图书中心出版了《林京子全集》（后简称《全集》）。全集的出版使得林京子的相关文学资料更趋完整、健全，这赋予了我们重启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研究之可能性。

最后，虽然不少研究者都曾再三强调必须整合林京子的原爆经验与上海经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呈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并且，此前的研究多数着重于文本内部的讨论，忽略了战后日本的反核运动、原爆文学论争、冷战政治局势、当代社会思潮、东亚的战争遗留问题等外在因素对林京子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具体影响，然而林京子实际上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互动频繁的作家，她的思考与文学创作和现实脉络紧紧捆绑，包括她的创作转折，也都是在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与推动下出现的。要而言之，在现实脉络中诠释分析林京子的文学创作，是目前在研究林京子时，亟须调整与补充的一个重要面向。此外，作品分类研究部分虽然显露出研究者们对上海这一场域与林京子上海经验的关心，展现出各自的研究方法和论述特色，屡屡出现深具启发性的见解，但也正因为是作品分类研究，研究者们往往只攫取出与自己的研究主题相关的部分进行讨论，无法将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置于林京子文学的整体架构中思考，这是作品分类研究的局限性。

基于上述，我们不难得知目前对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研究、尚有许多待解的谜团和值得深入扩展的面向。此外，中文学界对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研究只是零星出现，这也足见我们尚有许多努力的空间。

三、研究方法

本书将聚焦于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进行分析讨论。

首先，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创作量大约占其总创作量的四分之一，若加上内容涉及上海，但不以上海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以及相关的散文、评论、演讲稿、采访等，大概可占到三分之一。本书主要以这个部分为研究侧重，并特别着重于其中的三部长篇小说《米歇尔的口红》《上海》《预定时间》。此外，由于林京子同时发展好几个创作系列，不同系列的作品之间经常具有某种内在关联，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也将部分旁及其他系列的作品。换言之，本书将从林京子的文学全貌出发，观照林京子的上海书写在其文学全貌中所具有的位置与作用。如此，不仅是对此前研究者们所提出的必须整合检视林京子复数的生命经验之提醒的具体落实，也是本书与相关先行研究较为不同之处。

其次，由于此前对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文本解析极为不足，本书将采用作家论与作品论结合的研究方式，通过文本细读（closereading）与历史脉络(context)爬梳，重探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进而试图以此梳理出林京子以“上海”与“帝国日本”和“战后日本”进行对话，并质疑以遗忘“帝国记忆”来和“帝国日本”进行切割的“战后日本”与“战后终结论”的路径，勾勒出她以“上海”叩问历史与自我的过程与脉络，探寻出她欲以“上海”应战的对象与内心的诘问。换言之，本书将从战后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脉络出发，检视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当代意义与时代价值。

最后，通过上述研究侧重与研究方法，本书试图还原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创作脉络与裂变过程，并参照战后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脉络、中日关系的消长变化、林京子个人史等，来讨论林京子的上海书写所具有的能动性与时代意义，厘清她以“上海”叩问历史与自我的具体内涵与过程，及其所导致的“故乡丧失”，最终进步尝试以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及其“殖民者的伤痕”，重探殖民者真正脱殖民、被殖民者彻底去殖民的可能，

四、本书架构

本书共有七个部分。

导论主要概括本书的选题缘起、选题范围、主要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以及对先行研究进行述评。

第一章旨在梳理林京子上海书写出现的脉络与原因。虽然林京子在1969年即已发表描写上海时代的散文，但着手写以上海时代为主题的小说，乃至形成一个创作谱系的雏形，至少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林京子从70年代下半叶开始有意识地书写上海的契机为何？70年代下半叶又是如何让她产生出系统性书写上海时代的想法的？

第二章拟以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米歇尔的口红》（1980）为中心，旨在讨论林京子如何建构出其上海系列作品的地基——“我的上海”，以及这个“我的上海”在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中具有何种作用或机能；而透过描绘“我的上海”，林京子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她的应战目标为何。

第三章拟以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上海》（1983）为中心，旨在讨论林京子在1981年重新踏上暌违了36年的上海时的心路历程。透过对新中国的观察，并将此与她记忆中的“我的上海”互做比较后，林京子清楚地体认到新中国的上海已非她心目中的“我的上海”，就此“故乡”变“他乡”，林京子的上海“乡愁”也随之产生了变化。而透过这部新中国游记，林京子更进一步要探问的现实关怀是：中日两国之间大和解的可不可能，真正友好的可不可能。

第四章试图梳理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中“另一只眼”的生成轨迹，厘清从林京子惯常的创作路径中乖离出来的《预定时间》出现的原因。在“另一只眼”的生成过程中，在《控诉核战争危机的文学者声明》连署运动、第三次原爆文学论争、美国三年的生活、中日关系的再建与急转直下、国际冷战结构重组，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理论的流行、战争责任问责等外在事件的交互影响下，亟欲重新探问历史的林京子最终连只存在于她的记忆与自然风士中的“我的上海”也无法保住，彻底陷入“故乡丧失”之境。此后，林京子只能改以前夫林俊夫的上海经验作为“另一只眼”，重省上海进而勾勒出林京子不在场的“大人的上海”。

第五章拟以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预定时间》（1998）为中心，旨在讨论林京子为何又如何借用前夫林俊夫的上海经验，描写出她不在场的1938年至1948年的“大人的上海”。林京子以第二次上海之行（1996）中，又一次被上海拒绝之经验作为内在的基底，在战后中日关系最低潮之际，尝试以此作叩问中日之间复杂曲折的历史，思考自己两次被上海拒绝的历史成因。同时，透过对战前历史大叙事的追索，以及对在帝国日本的“偷换理论”下最终败北的日本青年的个人小叙事的描绘，林京子尝试思考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困境与突围的可能。

结语部分旨在透过对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分析与研究，以及林京子在“漫长的战后”中以“上海”、以自身的“殖民者的伤痕”叩问历史与自我的拼搏姿态，阐述笔者从中所得到的启发、提醒与未来研究展望。

蔡钰淩，台北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曾于日本菲利斯女学院大学、岩手大学交换留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东亚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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