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具学术参考意义的纯分享视听列表。我给自己定的开列原则是，尽量不要太学术，尽量不要开外文书，尽量资料可得。
“尽量不要太学术”——这个公众号的受众应该大多是知识工作者，大家平常看自己领域的专业书籍都够费脑了，又“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加之各有自己的喜好和骄傲，个人觉得没必要多此一举；另一方面，我的一个谬论是，学术书读得越多的人就越要多读读不是那么学术的书，甚至是闲书，所以开列的书籍大多是我的床头书，读过多次、时不时会拿出来重读、在2025年特别看过的几本。
“尽量不要开外文书”——我外文能力尚可，常年保持一定的外文阅读量（和肉疼的书籍购买量），但仍认为大多数的情况下，外文书获取成本高，读起来也慢，不是一个适于“公众”的求知路径。（在此也感谢所有用心的好译者们。）
“尽量资料可得”——书籍尽量选择大陆出版的或优先大陆可购买的最新版本。外版书及非书籍部分资源皆网络搜索可获。
指导教授（之一）的代表作，可能是所列书籍里最“学术”的一本，但它的“学术味”主要在批判理论的运用和讨论上，跟眼下常见的学术书写相比，这本书的行文明显更口语易读，对话感更强。也是在这点上，我认为国内外越来越“绩效为王”的人文社科研究界很难再诞生这样的书写：虽然繁体中文版成书是在2006年，但书中最早的章节作于1994年，此后12年作者行走于亚洲，在与各地知识圈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思考，以问题而非理论推动写作，最终出版成书。这种完善的过程也具体地反映在2010年的英文版（杜克大学出版社）、2011年的日文版（丸川哲史译，以文社）中，更在作者后来的陈映真思想研究、对第三世界思想资源的探索中持续。
全书的讨论通过台湾地区1990年代之后的一连串具体事件所暴露的社会与政治矛盾为中心展开，从台湾地区去殖民任务的艰巨性、迫切性开始，指出殖民主义和冷战这两个结构性力量的交错多元决定了现代亚洲的发展和内部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此，与“去殖民”、“去冷战”必须同步展开的，是亚洲各地的“去帝国”进程：新旧帝国主义给亚洲留下的伤痕使亚洲被推入恒常的矛盾与争执之中，因此“去帝国”不仅针对有过被殖民经验的前殖民地，还针对未有完全殖民地经验的地区。作者期待亚洲内部的“去殖民”、“去冷战”、“去帝国”三位一体实践可以让彼此成为参照，在更新彼此认识的基础上，让亚洲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成为一种另类的视野、一种不同的世界史理解方案。二十年后的今天回看这一庞大的知识计划，虽然感到现实的愈加艰困，但我认为书中的批判在当下仍然有效。
还想提一笔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很难看到以红色为底色的图书设计做得这么漂亮有质感的——肤浅的我当年就是因为它的外表打开了它，也打开了新世界。本书的编辑宋玉雯、美术编辑黄玛琍后来也都成了我编辑工作上的“师傅”，所以说这是改变我人生的书籍也不为过。
今年《沉默的荣耀》热播，常碰到有朋友问有没有什么台湾历史相关的书籍推荐，我都会安利这本。大陆人看台湾，常常会下意识只去注意跨海赴台的大陆人，往后就是外省二代精英，但这可能常常会造成对历史现实的遮蔽和认识上的误区。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这本书在大陆的面世的意义可能远大于其他的台湾题材创作。此书的大陆版基本没删减，传奇的主人公，内容通畅好读，校阅者权威，出版社做得用心，是了解台湾最完美的入门书籍。
负责校订的吕正惠老师在书序中对陈明忠先生（1929-2019）的介绍我直接抄录如下：
陈先生生于1929年，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16岁，高中已经毕业，因此他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18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变后不久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1950年被捕，1960年出狱。出狱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台湾新兴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志密切联系，导致他在1976年第二次被捕。国民党原本要借着他的案件，把当时岛内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
陈先生备受各种苦刑，仍然坚贞不屈，让国民党找不到扩大逮捕的借口。国民党原本要判他死刑，由于海外人权组织和美国保钓运动参加者的倾力援救，改判15年徒刑，1987年因病保释就医。陈先生出狱时，岛内‘台独’势力已成气候，不久民进党组党，‘戒严令’解除。为了对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陈先生又联络同志，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是台湾公认的重要统左派领袖。
《无悔》的台版原版是我到台湾念书后最早看的几本书之一，这几本书让我对台湾一开始就建立了相对立体、深刻的认识，少了许多常见的诸如“最美的是人”这种浮夸的滤镜，间接地在研究上也少走了一些弯路。（另一本同时看的很受触动的口述史是龙绍瑞先生的《绿岛老同学档案》（台北：人间出版社，2013），但这本书只有繁体中文版）加之，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做研究也不太有自信，常常对自己的专业（台湾文学研究）感到非常矛盾和彷徨，这点在台湾学习多年、拿到博士学位后也没什么缓解。但能坚持到今天，我觉得《无悔》这本书和上面的《去帝国》是有起到潜在心理支撑作用的。无论我去哪儿，我一定会带这两本书，一是当怀疑自己和自己的研究的时候，我能通过重读这两本书想起来当时为什么要踏入这个领域，二是这两本书谈论问题的方式都是具体的，没有什么人云亦云的教条口号，也因此从中透出的理想主义是真诚、稀有而有力量的。
我很喜欢看洪老师这类讲稿改写的书稿，现在比较没把它们当学术书，放空的时候翻看一章或一小节，这种可能有点“匪夷所思”的读法却常常会激发一些意外的想法（包括为人处世的道理）。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是我大学时候就印象很深刻的一本书，今年拿出来重读跟那时候的关注点不太一样，那时候是深陷“自我”想从作家那儿学一套“姿态”，长大后越来越觉得这个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很严肃的人生问题，就是人必须不断反省自己的“姿态感”和警醒过剩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当下这种到处是自媒体、有时候不得不自立人设的时代里，真正的自尊自爱而非自恋自怜的“自我意识”，其实是非常稀有的东西——就如眼下正在写给“谓无名”的清单时，即便事先自我警告八百遍，下笔犹豫再犹豫，“我”还是全篇到处乱飞——所以反省和警惕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它不见得能真的帮你找到真正有建设性的“自我意识”，可起码让人有所克制。
这种关注再投射回文学研究上，就是近些年在阅读针对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评论时，常常会觉得负责任的批评家在很多时候可能比作家本人更需要警惕过剩的自我意识，黄子平老师在二十多年前的《害怕写作》中对此有过更深刻的发言：
作为一个写文学评论的人，你对他人的写作说三道四，调动所有的理论资源，义正言辞，去驯服文学原野上狂奔四散的作品。看清楚你的位置，是谁给了你写作的权力、写作的资格，就凭那几张体制认可的学位证书么？——我感到害怕。
我在今年经历博士毕业、找工作种种之后，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黄爱玲女士出生于1950年代，曾任香港艺术中心电影部负责人、香港国际电影节节目策划、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2018年1月过世。几年前我曾在朋友推荐下看过她的一些旧著，但一直到今年我才知大陆出了这部随笔集，所以马上买来阅读。在一般认识里，香港要么被塑造成被商业腐蚀的可怜的“文化沙漠”，要么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金钱世界。在这两种印象夹缝中，香港知识分子的努力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我看来，黄爱玲就属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电影研究领域，还有较其更年长的林年同、罗卡等。
我一向认为，优秀的知识人专业表达上一定是要有脾气的，绝对不该是只说好话的老好人；但为了与众不同而非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亦不可取。黄爱玲的随笔就是那种完全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却又能体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书写，行文娓娓道来，东西方电影知识随手拈来但又不显得老学究，却处处透露着对人情的洞察和宽容，诗意又灵动，这似乎也是某种专属于香港知识人的文体，他们总能在短时间内、有限篇幅里写出凝练通透、好读耐品的文字，于我这种下笔便絮叨冗长的人而言，实在是天赋异禀，难以企及。
2025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我特意留意了下有没有抗战期间中国女性相关的出版物，结果很纳闷地找不到几本，但又很惊喜地看到了这本书的再版。五年前读过这本书最早在201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版本，同时还读了李小江教授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当时我就感到，抗日战争时期普通中国女性的经历之复杂、艰难，中国女性之强大和重要，要么是被忽视，要么就被融化到某种英雄叙事中去了。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女性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应付通货膨胀的细节，以及她们在逃难中不得不承受的生育或无法生育的痛苦，这些都是在其他书籍上很难看到的真实细节。作者将这些普通女性在抗战中的日常生活及生存方式纳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反抗侵略的一部分，肯定她们为历史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她主张的是，
战争本身并不能赋予妇女力量，使她们变得强大；是反抗侵略、而非战争，是中国妇女经受了磨练，获得了力量，变得强大。
原籍重庆的作者对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普通女性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并不隔岸观火地执着于理论，而宁愿让口述材料自己说话，在此基础上，她也不想让这些战争记忆神圣化，因为“这些个人的抗日战争记忆，不仅仅揭示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同时也记录了战争造成的家庭成员死亡和人民的苦难，也就是战争的无人道性。战争会造成流血牺牲。就算是正义的、反抗侵略的抗日战争，受伤害最多最大的也是普通中国老百姓。”这种不神圣化、不符号化的书写，让抗战历史的面貌更加完整，也让普通女性的历史角色得到应有的呈现，在今天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链接：https://www.nhk-ondemand.jp/goods/G2017080847SA000/
借此要先重重感谢一直默默无闻的字幕组，我刚学会上网的时候就开始看NHK纪录片，当年的“道兰字幕组”为我开了一扇窗，这些纪录片带来的新知，一定程度驱散了应试教育阶段的痛苦。2025年国内关于731部队的题材出了两部比较有讨论度的作品，电影《731》和电视剧《反人类暴行》。对我来说，一部太烂，一部太长，所以最后还是落脚到NHK纪录片。
这部最特别的地方，是对参与731部队的精英“医者”的批判，并且尖锐地指出，一些在今天仍立于顶尖的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与日本政府、精英“医者”们共谋了部队的暴行。最终成片里毫不避讳地谈到：
部队中的研究者人数仅次于京都大学的东京大学，对我们的采访做出了‘并不认为东京大学作为组织曾积极参与过’的回答
主导人体实验，又第一时间回到日本的医学家们，在战后也没有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被问罪过，美国以提供人体实验的数据作为条件对这些人进行了免责
将很多学生送进731部队的户田正三，之后就任了金泽大学的校长，对和731部队的关系闭口不言，一直在医学界当大佬
开发了伤寒杆菌炸弹的田部井和成了京都大学的教授以及细菌学的权威，研究冻伤研究的吉村寿人也成了教授，一辈子都在否认，声称“我从来没做过不人道的实验”
立花隆（1940-2021）曾经在《天皇与东大》（文艺春秋，2005）中剖析日本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与东京大学的关系，不过似乎更多的知识分子对此议题讳莫如深，在NHK纪录片中看到这样的呈现，我感到很震撼，也很受触动。
最早是在2021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看的，台湾的片商给了它一个非常耸动的片名，叫《我来自北韩 我想回平壤》，当时为了凑影展套票在最后付款时硬加上了它。本以为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记录“脱北者”的“政治正确片”，但它居然成了那次影展我觉得最棒的作品。对于纪录片，克制、朴素是我最看重的特质，也是我觉得当下包括纪录片创作在内艺术创新中极其缺乏的品质，《影之花》打动我的就是这点。
因为这实在是个太容易让创作者“失控”的题材。故事的主人公金莲希原本是平壤的“城市中产”女性，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出身于公务员家庭，丈夫为大医院主治医生，女儿乖巧听话。2011年，她在沈阳治病停留期间，误打误撞地被当做“脱北者”入境韩国，为了回到朝鲜，她走上了没有尽头的抗争之路。纪录片开始拍摄的时间已是金莲希入境韩国四年后的2015年，为了回到朝鲜，她跑去越南驻韩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被扫地出门并被警告“私闯他人住宅”。金莲希没有考虑过背负“脱北者”标签回到朝鲜后会怎样，她只想回家，也因此多次失败、绝望后试图自杀，几次自杀未遂后，开始举报自己为间谍，希望以此入狱服刑后被遣送回朝鲜；她还独闯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企图争取跟朝鲜国家代表队说上话的机会，结果被一群保安人员押服在地.......面对记者的提问，只能崩溃地表示：
不管是要当大邱还是平壤市民，不管他们说朝鲜怎么样，我的父母在那里等我，他们时日不多，我的女儿、丈夫都在等我，还需要其他理由吗？
这些年由于两岸关系的恶化，几乎每年我都会拿出这部片子看一看。一直到片尾，金莲希都还在为返回朝鲜而痛苦地努力着，她的遭遇让人想到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等回家等了几十年终身未归的老兵，想想成片2019年后的世界，不禁会想，金莲希会比他们幸运吗？
The New Books Network是一个专门做英文新书资讯的播客公司，会根据主题把播客分类为不同频道，“东亚研究”和“大众文化”是我持续在追的两个频道。跟中文播客操作方式比较不一样的是，这里通常是直接由作者本人或者是找同领域的研究者来讨论或对谈，所以听众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有声版专业学术书评栏目，但是它又没学术期刊上的书评那么严肃，讨论或对谈的方式让语言很口语、很好理解，这对作者本人是一种考验，但对听众会是很大的便利。节目每集一个小时左右，免费、专业、更新及时、不费眼睛，英文世界的亚洲研究当然有其问题，但是中文世界对英文的亚洲研究著作的关注（和引进出版），无论题材还是作者，都太过华裔中心、自我中心，所以这个频道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及时了解其他族裔所做的研究，综合这些要素来说，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比它做得更好的播客。
作者简介
陈冉涌，湖北十堰人。求学经历遍及两岸三地，博士毕业于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期间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科交流学习。曾任《陈映真全集》执行编辑、《人间思想》杂志（繁体字版）编辑，参与多项学术出版工作，研究涉及现当代文学、流行文化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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