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刘晓丽丨思想东北 文学东亚——1931-1945年东北文学研究

本书重启“东北文学”概念，考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文学的流变，以中国东北为思想，以东北文学为认知概念，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东亚文学、殖民地文学中的某些问题。书稿由三部分构成，试图解决三个问题。首先，解构东亚殖民主义时代在东北出现的知识话语。政治上以“新满洲”为核心，文学上以“满洲文学”为核心，清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新满洲”“满洲文学”话语体系，透视其修辞来源，揭示其背后的帝国主义逻辑。其次，考察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化抗争多样性问题。专注描述东亚殖民主义时代东北在地文学是如何应对日本的入侵与殖民，产生何种文学，提出反殖文学、抗日文学、解殖文学的文学分析框架，展示抵抗文学的多种样态。最后，构建东亚殖民主义文学理论，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及东亚文学中的某些问题。面对现有的殖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本书提出东亚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并以借此解读东亚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构建东亚殖民主义、解殖文学、弱危美学等理论概念，解决殖民文化研究中的一般问题或基本问题，重新解释文化殖民现象。由东北出发，建构东亚殖民主义文学阐释理论。

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的伪满洲国，终结于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其构造的一套殖民话语在东亚各国仍时隐时现。本书首章解析伪满洲国的核心话语之一——“新满洲”。满洲傀儡国一出台，日本关东军、在满日本官僚和清逊帝溥仪（1906—1967）及其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1860—1938）等清遗老们各怀政治目的筹划构建所谓“新国家”的意识形态：“新满洲—新国家”“新满洲—新国民”“新满洲—新发展”“新满洲—新建设”“新满洲—新生活”，以及 “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新满洲”。与之配合的是强迫的迅速的殖民“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建设”，还有意识形态建构和文化规划。日本当权者和傀儡满清皇室、清遗民大臣等各怀政治狂想——塑造民意、虚构历史，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及宣传，这些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涸泽而渔的殖民“现代化”进程相配合。伪国终结，留下很多可以再利用的建筑、可以运转的工厂和铁路、公路等，“新满洲”这种意识形态修辞也若隐若现，以怀旧的、审美的等变式隐现于日常闲谈、文学创作、历史研究之中。在进入1931—1945年东北文学之前，需要首先解构“新满洲”话语术，厘清其裹挟的各种信息，透视其帝国主义修辞的来源，揭示其背后殖民现代性逻辑，正本清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1日，日本军部策划组建“满洲国”，清朝退位皇帝溥仪任执政，定都长春，改称“新京”，年号“大同”；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名为“大满洲帝国”，溥仪登基称帝，改年号“康德”。其领土包括现今中国除关东州（今旅顺和大连）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蒙东和河北省的承德市。

第一节  “新满洲”叙事

所谓“新满洲”叙事，是指随着满洲傀儡国一起建构起来的“新满洲—新国家、新国民、新建设、新发展、新生活”的意识形态神话，以所谓的“伪满是近代中国东北发展最快的时期”为核心内容，散见于各种关于伪满洲国的叙事与想象中。代表性叙事有三：一是伪满洲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宣传，二是“怀旧”式的民间想象，三是学者和作家的“科学研究”和“艺术描述”，最后一种常以“客观事实”和“艺术审美”的形式出现。

满洲傀儡国被炮制之时，标举“东方现代国家”，构建意识形态首当其冲，日本军方和伪国傀儡溥仪集团各怀目的，炮制出以“新满洲”为核心的伪国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一套“新满洲”叙事。

满洲傀儡国结束于1945年8月¹，其建构出来的“新满洲”叙事没有随着傀儡国的覆灭而失效殆尽。伪满洲国的遗留下来的建筑、公园、工厂、铁路、公路等还在，有人借此感慨伪满洲国时期的“现代与先进”。如果你到长春去旅行，长春市民会告诉你：“吉林省人民银行大楼以前是伪满时期的‘满洲银行’大楼。”“长春很早有抽水马桶；长春曾是亚洲第一个全面铺设煤气管道的城市；长春曾是中国第一个规划环城地铁的城市，很早就有了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长春是亚洲近代唯一一个一度比东京还现代的城市。”²而一些网络博客文章如《历史上东北有多么富足》等都渲染了当时东北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种“怀旧”式的民间想象³。

某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也在有意无意地建构“新满洲”的故事。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49— ）的小说《奇鸟行状录》（1995）和游记作品《边境近境》（1998）或隐或显地描述伪满洲国的情形。在村上春树的笔下，今天的“长春动植物公园”——伪满洲国时期的“新京动物园”⁴，面积大得不得了，动物数量却少得可怜，动物园里的建筑陈旧，形同废墟，“钢筋混泥土建筑物的墙壁像久经岁月洗礼一般凄惨惨黑乎乎的，到处布满令人想起李尔王皱纹的深度裂纹，有的地方甚至已开始崩毁。”⁵这让村上春树感慨到：让人实在无法想象这是七八年前建的，相比较而言，倒是“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⁶50年前的时间指向了日本殖民统治满洲时代。西泽泰彦（1960—）是研究日本殖民地建筑的专家，著有《日本的殖民地建筑论》（2008）等专书，他认为建筑如实地反映了建造年代的存在，而且建筑是讲述历史的最雄辩的存在。在《图说“满洲”都市物语》（2006）一书中，西泽泰彦用摄影与文字展示了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四个城市的建筑，突出体现了旧时代东北的都市建筑——中华巴洛克建筑、“兴亚”式建筑等。这是一种审美主义的怀旧。

新京动植物园有71万平方米，根据日方当时的统计，日本国内最大的前15所动物园加在一起，依然比不上这座公园。园内有捕获于长白山和兴安岭的10只东北虎，以及银狐150只、台湾猴200只、梅花鹿20只，以及大量的禽鸟、爬行动物。除此之外，园内还建立了养鸡场、养猪场、药草园、毛皮研究所等可供开展教育的多个设施。但这种繁盛的场面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走向衰败。

历史学家通过“科学”“客观”的研究也向我们表明伪满洲国的“建设”和“发展”，例如“日本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刊行会”编的《满州开发四十年史》（1964）、“满洲回顾集刊会”编的《啊，满洲》（1964）等。这里只举影响广泛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伪满洲国的描述，“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迅速增长，……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1941年之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1936年间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 。”“在满洲建成了4500公里铁路，主要是日本在1931年后新建的……中国铁路，将近40%在满洲。”⁷

这些“新满洲”叙事与伪满洲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似乎相吻合——那个时期先进、现代、唯美、发展迅猛。果真如此吗？为此有必要重返历史，勘察“新满洲”这种意识形态神话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伪满洲国治下的“臣民”又生活得如何？是不是这些所谓新建设新发展的享用者？不同语境中的“新满洲”叙事在述说同一个故事吗？

第二节 “新满洲”叙事的源流及背后

面对满洲傀儡国这个怪胎，我们首先会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在1930年代，在中国会出现一个国中之伪国？而这个国中之伪国恰恰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最反对的政治体——伪国是日本强占实施殖民统治之地，1934年后伪国沿用了传统中国的帝制政体。

伪满洲国何以出现，这方面的研究很丰富，不再赘述，这里就本书关心的问题，从另外几条长时段的线索来理解这个问题，同时呈现其另一个面相。

第一条线索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清廷惨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⁸。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税收是3—4千万两白银，也就是说，清廷要把6—7年的财政税收全部交给日本。而那时的清廷财政正处于紧张之时，国内外的问题接踵而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等，中国就这样衰落下来。而此时中国和日本都在励精图治发展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处在最需要钱的时候，结果清廷倾囊全部给了日本。日本用这些钱发展军事和教育，回头再一次与中国开战。

第二条线索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以日本人获胜而告终，这是近代以来亚洲和列强的战争中，亚洲人第一次获胜的战争，不仅给日本人以梦想，也给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空间。梁启超（1873—1929）1902年创作的政治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纸上想象了一场中西方的战争，中国获胜，战胜的中国，万国来朝。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日俄战争”实现了梁启超的纸上想象。但是根本不同的是，胜利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而且日俄是在中国东北领土上进行的战争。日本人获胜，带来的后果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的政治野心，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殖民与军事占领。

《新中国未来记》预言面对未来国族竞争，中国何以在世界之林中立足。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的起点，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有过以“未来记”形式出现的小说。“未来记”形式的政治小说先在日本风靡，后由梁启超由日本引入中国。然而，《新中国未来记》到第五回便戛然而止，并未完成对未来的想象。

另外一条线索是美国领土扩张的模式。美国何以成为含夏威夷群岛在内的超级领土大国？且举一例，1836—1845年“德克萨斯共和国”事件，1836年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成为独立国家。9年后，1845年德克萨斯共和国要求并入美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这给日本政治野心家一个政治样本和政治狂想——伪满洲国脱离中华民国独立，若干年后“主动”并入日本。1930年代，国际上“殖民主义”消隐“民族自觉”观念流行。美国扩张政治模式教给日本一种新的政治想象，可以不用直接殖民朝鲜和台湾的模式来统辖中国东北。

还有一条线索是中华民国的国家观念。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标举为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此时的国家领导人的国家观念还处于传统的“天下”观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过渡阶段。“天下”观，边界概念模糊；而“现代民族国家”首要的问题是划清国家边界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无暇也不特别重视边疆事务，至少把地处边疆的东北地区的事情看作是次要事件，只想借助当时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来解决东北问题，日本入侵东北组建伪国，国民政府除口头抗议外，只是督促“国际联盟”来主持公道，没有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⁹。

这些线索汇聚成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有“经济实力”（甲午赔款）、有“政治野心”（日俄战争）、有“政体样本”（美国模式）的野心勃勃的日本，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相遇，没有遇到强有力的阻碍，就在中国东北构造出一个“满洲国”。而且他们要建立的伪国不仅仅是一个资源供应地——如殖民地朝鲜和台湾，而是作为未来日本国实验基地而打造的，从“设计蓝图”到“实施过程”，都以长久、稳固、唯美为目标。这就如同一个有钱有野心有蓝图的设计师一般，他要设计制造出一个让世界惊叹的“艺术品”。吉林省长春市这个伪满洲国时期的伪首都，其规划以先进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¹⁰，宽阔的街道从市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多，公园多，建筑物多以花岗岩镶嵌——结实壮美。伪满洲国延续近14年，根据其“理想蓝图”的设计，在工业、农业、建筑业、教育和文化方面都按图索骥地急功近利地“发展”起来。在今天的东北，我们仍可以看见那疯狂野心留下的遗迹，西泽泰彦还能拍摄到伪满洲国时期的坚固壮观的建筑，村上春树还能看见“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当时的铁路网和公共设施有些仍然在使用。

图中所显示的区域为新京国都建设规划区域最终决定方案中的国都建设规划事业区域(面积为100平方公里)。位于东南部的小河台后来变成了水源地(净月潭)。大房身和南岭在规划方案制定过程中也曾经是皇宫的预定地之一。

别有用心的“建设”仅仅是“新满洲”叙事的一个源流而已，“新满洲”叙事更重要的源流是意识形态宣传。

中国东北地区，有很多称谓，诸如关外、关东、满洲、东三省等等，每种称谓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东北地区因地处山海关之北之东，故被称为关外或关东。而满洲即是“满洲族”的简称（今简称为满族），又是“满洲族”居住地的代称，后成为日、俄及欧美等国对东北的统称¹¹。1907年清廷在东北设置三省，开始使用“东三省”称谓。中华民国成立时，要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对于中心来说，这块土地位于东北部，当时的报刊开始用“东北”替代“满洲”“东三省”。1932年“满洲国”出现，这个借助于满清退位皇帝建立的傀儡国家，假意要恢复清帝时代的称谓“满洲”，同时又要体现日本统治者的野心，便以“新满洲”来称呼这块土地，当时的报刊杂志被明令禁止使用“东北”“东三省”。与此同时伪国统治者开始推行宣传新的意识形态——“新满洲—新国家”“新满洲—新国民”“新满洲—新发展”“新满洲—新建设”“新满洲—新生活”——这里是“日本的亲邦”“青年的乐土”“劳工的伊甸园”。当时报纸和文化杂志主动或被迫参与到建构“新满洲”意识形态中来，“满洲国”四大城市四大报纸——《盛京时报》（沈阳）、《大同报》（长春）、《泰东日报》（大连）和《滨江日报》（哈尔滨），利用社论、时事报道和文学副刊等栏目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宣传构建新意识形态。社论类栏目，大多数为“满洲国”政界要员的文章，他们依据自己的立场，宣传“新满洲”的“美好未来”等；时事报道宣称“满洲国”“社会稳定”“经济迅猛发展”“民族和谐”等；文艺副刊，有“建国小说”“应时小说”“颂政诗歌”“文艺评论”等作品，宣传“满洲建国”“满洲独立”“美好满洲”¹²。

文化杂志方面，1939年以“新满洲”为名创办了一本汉语杂志¹³，《新满洲》杂志后来成为伪满洲国刊行时间最长的汉语文化综合杂志。时人在《华文每日》上撰文说：“这老牌杂志，独占满洲杂志的核心。”¹⁴《新满洲》杂志可以作为打造和解构“新满洲意识形态”的标本来分析。杂志一经创刊，就用一年时间连载两部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和《协和之花》¹⁵。从这两部小说的题名“新旧时代”“协和之花”亦可以看出其用意，《新旧时代》用时间序列的对比修辞策略，伪造出两种时间、两种历史，伪国前的“落后与贫困”对比伪国后的“进步与富足”。《协和之花》用空间序列的对比修辞策略，伪造出两个空间——文明之都和愚昧荒野，日本“文明与亲善”对比“满洲”“愚昧与野蛮”。

《协和之花》是篇爱情小说，“满洲”男青年吴羡雲被温柔的日本女孩中村芳子征服，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强迫，爱情的阻碍不在日本女孩中村芳子这里。中村一家对吴羡雲非常友好。在“满洲”时，芳子父亲中村近寿是吴羡雲的老师，教授他知识；在东京时，芳子的母亲和嫂子照顾吴羡雲的生活。爱情的阻碍来自 “满洲”青年吴羡雲的父母。吴羡雲的父母也爱自己的孩子——一种旧式的落后的强加式的爱，他们为孩子花钱定亲，强迫儿子成婚，这种“旧式的爱”险些送了儿子的性命。落后的“旧满洲”把青年逼向“活着是没有希望的”的境地，而文明的“新满洲”许诺青年一种全新的自由生活。在这个简单的爱情叙事中，作者桂林加入了很多旁逸斜出的描写，比如写吴羡雲赴日本留学的行程是这样写的：

吴羡雲从家里走后，先到奉天，取道安东，经朝鲜，到釜山。坐海轮“日本丸”。这是羡雲有生以来，头一次的尝着海上生活。他在甲板上不时的眺望着海的风景探索着海的神秘。……在下关地方，登上友邦大陆的第一步。开始接触友邦的人物。他经过工商府的大阪。历史名地的京都。赏玩过代表友邦的樱花。瞻望过高耸云表的富士山。……抵达东京。

到了东京之后，“满洲”青年吴羡雲又受到一次“文明的洗礼”：

芳子同着羡雲，到东京各处去参观，走了三天才大致走完。什么明治圣德纪念绘画馆啦，靖国神社啦，二重桥啦，上野公园啦，以及宝塚剧场啦，松板屋百货商店啦，银座街夜市啦……等东京的名所，都去了一遭¹⁶。

这些对日本、对东京的介绍性的艳羡的描写，与小说内容没有多少关联，作者是在向“满洲”的读者炫耀日本的现代文明，相比之下，作者把“满洲”的生活写得落后、迷信。吴羡雲父母为他包办的准新娘生病后，“先找刘大神给扎几针，未见好”。当邻居听说马上就要拜堂的新娘病逝时，厨子老王对老赵说：“当初他们这桩婚姻，八成是没有合婚，不知是谁忌谁，再不就有一头命硬。要不然，刚办喜事，新娘死了，新郎还在闹病。”山东老罗对老李说：“必是先生给看错日子啦，冲犯着什么太岁爷爷啦。”下屋二秃子听说，忙问他妈妈：“新娘死了，还借咱们大公鸡拜天地不。”

这种文明与迷信、进步与落后的对照式描写，透露出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有魅力的、温柔体贴的，而“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迷信的、有待改造和教化的。这种看待世界的视角，隐藏在塑造“新满洲”意识形态的背后，是要把“旧满洲”变成“新满洲”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这本来是一虚假种观念、一种意识形态编造，却被当成一种事实性描述，在《新满洲》杂志中不断复现。

《新旧时代》《协和之花》这样的小说，许诺“满洲”青年们一个“美梦”——你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到日本留学、娶温柔的日本老婆，在“改天换地”的“新满洲”过上梦寐以求的“新生活”。

制造“新满洲”美梦的不仅有虚构作品，还有非虚构和写真，《新满洲》杂志用照片和新闻、随笔描绘“满洲国”的“新景观”。图以照片为主，主要展示“满洲国”建“国”后“日新月异”的“新”变化——新建的工厂、矿山和“繁荣”的城市、乡村。常设栏目有：“禹甸河山”“满洲的现地”“我们的乡土”“各地通信”等，这些栏目描绘着“满洲国”的“开发”“建设”，呈现“新满洲”——“新建设”“新发展”“新气象”“新生活”的景象，如：《一日千里的锦州》《第二松花江堰堤建设地——松花江上大冥想曲》《炭都之城的抚顺》《土地开发的延寿》等¹⁷。这些图片和文章营造出一个“日新月异”的“飞速现代化”的社会景观。

这还不够，要建构出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¹⁸的新世界，得重新塑造社会中的劳工形象——这里的底层苦力们也“旧貌换新颜”了。疑迟（1913—2004）的长篇小说“凯歌三部曲”¹⁹，塑造了伪满洲国劳工的新形象。伪满洲国的穷乡僻壤“沙岭屯”因为日本“开拓团”的到来，开荒、播种、修渠、架桥，村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连村里的小偷和吸食鸦片者，都精气神十足地投入到生产“出荷”的劳动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别有用心的所谓建设与总动员式的话术相互配合，“新满洲”的意识形态就这样被建构出来。

现在让我们转到这种意识形态修辞的背后，探查其深藏的逻辑。前文提到的几部作品，《新旧时代》用时间对比修辞策略，塑造出“满洲国”前的落后和贫困以及“满洲国”建“国”后的进步与富足；《协和之花》用空间对比修辞策略，塑造出“满洲”的愚昧、野蛮与日本的文明、亲善。“凯歌三部曲”用日本“开拓团”的到来，切割出两个沙岭屯——死水一潭的沙岭屯和生机勃勃的沙岭屯。由此落后与进步，蛮荒与文明的二元结构被确立起来，伪国前的“满洲”被分配了落后和蛮荒的一元，而伪国时期占据了进步、文明的一元。其背后的逻辑是，日本拯救了“满洲”，把落后、蛮荒的“旧满洲”建设成了进步、文明的“新满洲”。而且这种二元结构本来是强权者的意识形态观念，却经过伪国的文化规划，在报刊杂志中不断复现，在那些所谓小说、照片、随笔、纪事等烘托下，意识形态被逐渐演化成“事实”，而这“事实”又加固其欲张目的意识形态。

第三节  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境遇

伪满洲国时期的“新满洲”叙事，毫无疑问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当然这种宣传并非完全虚幻，其中的确有为政治野心和掠夺之便的“开发”“建设”，如前文提到的一个有钱有野心有蓝图的殖民者，他们有能力有实力改变这片土地，建起高楼大厦，建成现代化的工厂、矿山，还有花园城市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等。那么生活在这个设计的、迅速变化世界中的三千万人，又生活得如何呢？他们是现代文明的享用者吗？

《协和之花》中的“日满协和”小夫妻是“新满洲”的快乐居民吧？小说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为结尾，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作者桂林是否有意为之，但从文学作品的叙事模式可以判断，爱情—磨难—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是典型的造梦文学，梦醒时分才是真实生活的开始。桂林略去的故事，有人续写：

看看表 正指五点钟

该是宴会时候了

推开厅堂华丽门

见一屋冷寂挤个满

――却是来早了

啜混黄的茶水 嚼着无聊

心暗忖――最怕第一人

如今偏这末巧

倘使有人来

我准备一句‘昆邦哇’

然后只剩一掬窘迫的笑

（某日应作曲家协会召宴于第一ホテル准时前往至则宴会场尚锁当由役者开门独自闷坐无聊中写下此数句 八月廿日新京）²⁰

诗人冷歌（1908—1994）记述了与日本人共事的“满洲”青年的尴尬与窘迫。处处小心地与日本人相处，但却总是被日本人怠慢轻侮；应邀准时参加宴会，却是“冷寂”的“厅堂”等着他，只能自嘲地“窘迫的笑”。

在“新满洲”生活的劳工们是现代文明的享用者吗？图文并茂的《新满洲》杂志，展示出“满洲国”崭新的工厂、矿山和繁荣的城市和乡村。爵青（1917—1962）笔下的现代化的火车月台却是另一番景象：

所谓开垦民……像猬集群生的一批饿兽似地……除了壮汉还来回在人群里乱窜，妇女、孩子和老人疲乏得几乎都坍倒在地面上。孩子哭着要奶吃，老人躺着悲鸣，妇女寻找丈夫……立刻使站台上形成了修罗界。²¹

由于日本开拓团的到来，农民要离开故乡到更贫瘠的山里去耕作，疑迟笔下“沙岭屯”没有他们的份儿。就是同一个作者疑迟，既塑造了“沙岭屯”也塑造了“施家堡”²²，施家堡的劳工们被军（乡团团长）、政（村长）和学（校长）合伙欺辱，村里的权贵们借助演电影之名，收刮村民的粮财，忍气吞声者有之，铤而走险者有之，那种强迫的现代文明在败坏他们的生活。

王秋萤（1913—1996）的《去故集》《小工车》两部小说集对被迫“现代化”、急速“工业化”的描述触目惊心，曾经的农民、地主，变成了领取工薪的“工人”，生活中出现了矿山、制油工厂、制辗米工厂等从未听说过的新事物，以及“共励组合”等消费形式，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稀奇事。生活看似工业化现代化了，带来的却是更大的苦难，不仅是物质上贫困，还有精神上荒芜：

“工业的扩展，扰碎了农村，农村生活的破碎，这矿工的生活便抓住了他。”

“这现代工业生活的风景，气势显得异常凶猛，空气中充满了各种吵闹的骚音，有时机械们巨大的响声，几乎震碎了每一个人的心脏与神经。”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对于这黑色的烟，怪吼的骚音，感到一种兴奋而有趣，同时更幻想着自己凭他一身气力，每天劳作的代价，一定到老的时候会积蓄一点钱的。可是十几年来的时光好像是飞一般的过去了，到现在赚到了什么呢？……他眼见到许多伙伴，有的埋葬在矿坑里，有的已经不知流转那里去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忍受在这里。”²³

“自从变成佣工的生活以后，不知为什么原因，他的性格时常烦躁，因此一有微末不如意的事，便会与老婆打得不可开交。”

“他从前本是守本分的一个农夫，可是现在完全改了性格。那个时候，一个错钱也不会花的。现在却常拿一天劳做得来的工资，跑到村中新开设的小酒馆里喝起酒来。”²⁴

日本殖民者为其“蓝图”疯狂地推进所谓的现代工业，致使东北偏僻的农村迅速地“工业化”。王秋萤的作品暴露了殖民“现代化”的背后，是纯朴的农民走向无望的堕落的生活。“满洲国”时期东北民众的心理创伤，无法用历史数据的方法来叙述，秋萤的作品把那种历史难以叙述的心理故事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认识王秋萤和他同时代人的作品，他们的殖民现代化创伤书写潜含着非常值得关注的内容。

那么生活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朝鲜人和俄国人又如何？读他们在伪满写作发表的作品²⁵，除负有日本官方使命的“笔部队”除外，那些随着日本政府移民计划裹挟而来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以及早期滞留在东北的俄罗斯人，他们的作品以望乡、哀怨和苦难为主要基调，少见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异国的土地并非“乐土”。

日本人因其殖民者的位置该有更多的自由吧，在“满洲”生活20年的稻川朝二路称自已是个“连心的故乡都失掉的孤独者”，“我自幼就是在这氛围里成长的。我把此地当作无二的怀恋的故乡归来了。遥耸在北方的高铃山的连峰，依然在接迎着我。在城市附近流着的那河川，也默默地在接迎着我。然而，在城市里，到工场上工的工人们，却被汽车溅着一身泥水，苍白着脸在步行着。那个脸却个个都是不认识的。”²⁶他回到故乡——日本水户，被“外外道道”的眼神望着，同乡人仿佛在看一个外乡人、外国人。而生活在“满洲”的日本文人，《艺文指导要纲》公布后，他们也有“对文艺被迫从属于‘国策’的恐惧”。²⁷他们也不似“新满洲”的快乐臣民。

朝鲜作家金镇秀的小说《移民之子》描写了朝鲜人在“满洲国”的生活，随朝鲜“开拓团”来“满洲”的朝鲜农民，被“移民会社”的人欺骗，在没有道路没有房屋的地方艰难开荒求生。由于适应不了“满洲”的冬天，有冻死的，有冻残的，且不得不为“国家”勤劳奉公服役。小说还展现了朝鲜移民的精神状态，因为连年欠收，“他们身上原有的勤劳和进取的风貌消失了，小小的村子里开始需要白酒，他们只能用赌博掩盖自己的倦怠。村子里，大声呵斥多了，欢声笑语少了。刚刚从朝鲜来到此地的时候，家家都有充足的人手干农活，但是三年来病死的病死，倾家荡产的倾家荡产。”随后作者评论道：“村民们迫于生计来到这遥远的地方生活，想的更多的是利害，而不是是非。他们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温饱，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余地去想那些事情。”²⁸

由此可见，伪满洲国时期的“新满洲”叙事有两个面相，一显一隐，显的是日本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宣传，隐的是对这种宣传的解构。一面是把“文明”和“现代”带给“原始”“荒蛮”的“新满洲”叙事；一面是生活在“满洲”的人们无以名状的生活苦难和精神苦闷。即便建起了高楼大厦、花园城市、工厂矿山和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但这里并没有享受现代文明的顺民，有的是无边的苦难和尊严的丧失，有的是多种多样或隐或显的怨恨和控诉。

厘清伪满洲国时期的“新满洲”叙事的台前幕后，再来看另外两种“新满洲”叙事。

那种民间的“怀旧”式的想象，与“满洲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似有相同的叙事结构，只是在时间上存在一个倒转。“满洲国”时期的“新满洲”叙事的时间线索是从过去到现在，过去的“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贫苦的，而“满洲国”把这里变成了先进的、文明的、昌盛的“新满洲”。而“怀旧”式的民间想象的时间线索是从今天到过去，今天的生活世界如此的了无生趣，而过去时的“满洲”领先世界、发展迅猛。这种叙事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民间的“怀旧”式的想象，其实与伪满洲国没有关系，而是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和批评，今天的东北人是在抱怨他们的生活，在批评当下的东北经济状况。回看东北1949年以来的历史，我们会知道，今天的东北人有一股不平之气。东北曾经是“共和国的长子”，工业生产和生活水平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但是中国社会近3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的国家重工业基地，共和国工业的领头羊，因为产业重组和改革过程中的震荡和调试，与经济上蒸蒸日上的中国东南部相比，东北人觉得委屈，“我们东北经济怎么与南方经济相差如此之大呢？”那种“怀旧”式的民间想象，言说者只想抒发今天的不平之气，他们根本不管不问伪满洲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关心伪满洲国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只想借之来表达对今天生活的不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怀旧，而用想象出的故事来批评此时此地的生活——今不如昔。在东北，抒发如此之感的人，大多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伪满洲国也不太关心伪满洲国历史，他们只是对今天东北经济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表达不满，这样的情绪，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生活水平的提高，会逐渐消散，而这种民间“怀旧”式的叙事也会随之消解。

那么知识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和“艺术描述”的“满洲”叙事，与伪满洲国时期的“新满洲”叙事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历史学家经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告诉我们如此这般“客观”的“事实”——工业发展迅速、艺术繁荣、建筑坚固等等。就像描述一个与其他人类生活没有关系的人类乌托邦实验一样，这个政治实验是高效的。今天的历史学向社会学靠近，用抽象的数据描绘人类生活，这样一种描述被称为“客观”，但历史是由人构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或衰退的历史。还有如作家村上春树呈现的是审美式的书写，这种“满洲”叙事，与历史学家的“客观”叙事异曲同工，都是把伪满洲国孤立化、对象化，切断其与其他人类生活的关系，只作为审美对象来叙说。

西泽泰彦《“满洲”都市物语》²⁹一书的封底照片：前景是古典的坚固的伪满洲国时期的建筑，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代的建筑。看到这样的照片，我们感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这不是事实吗——今不如昔？的确，如果我们是来审美的，我们会给出这样的答案。但是生活不是审美，历史学家不是审美家，历史学家要给出建筑物周边环境——生活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细节和质地。仅仅用抽象的数字和建筑样式抑或其他艺术作品来描述一段生活是不够的，抽象数字、宏伟建筑背后的故事，才是伪满洲国的底色。洗净周边环境的抽象描述，貌似中立的“事实”，实际上却是截断一个民族的生活历史，从外部给出社会生活标准，让苦难的历史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故事。我们要说，这两种建筑坐落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目的，背后有着非常不同的故事内容，而这个故事得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讲起，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讲起，从“大东亚”狂想讲起，从日本殖民入侵东北讲起。

刘晓丽，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致力于“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东北文学”研究，研究专著有《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伪满洲国文学与文学杂志》《国土沦陷 文人何为》（韩语）《思想东北 文学东亚》等，编著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伪满洲国老作家书简》《伪满洲国的文学杂志》《创伤——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等，主编“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3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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