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诗琦丨始终徘徊于学术体制之外——在北九州与野生研究者逆卷Shitone对谈

当学术体制日益僵化、青年研究者深陷考核与生存压力时，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本次带来一篇来自日本北九州的田野对话。作者与“野生研究者”逆卷Shitone一同漫步于门司港的旧街、脱衣舞剧场与同性恋电影院，探讨了学术体制之外的研究与生活：不写论文，却借助哈拉维的理论生产批评；不依附大学，却发起“文艺共和国”集会，让普通市民与学者平等对话；面对癌症，他选择成为“优质患者”；面对研究，他坚持“串联式检索”与“异分野遭遇”。

逆卷的实践并非浪漫化的在野宣言，而是一种在匮乏中创造、在边缘处连结的朴素努力。他坦言经济来源仰赖伴侣支持，却也由此构建出更温柔的分工。这篇文章既是对“学术缅北”的回应，也是对“何为真正的研究”的再追问——或许，研究不必以毕业为终点，而是可以邀请所有人参与的、持续的生活方式。

引 子

初次注意到逆卷先生的名字是在《突然感到不舒服》（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里。这本被滨口龙介导演相中、即将改编成电影的小书，由两位日本女性研究者的书信往还构成。因癌症复发而最终离世的宫野真生子女士，虽与我未曾谋面，但同样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可谓是我的前辈。她在病情逐步恶化的最后阶段，与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矶野真穗女士相识，并相约以书信方式，分享由疾病与死亡引发的对生命偶然性的思考。两人结识于一场名为“文艺共和国”的会议。这一旨在沟通专业研究者与普通市民的学术集会，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以九州、四国、中国（指日本的中国地区）为据点活动。其发起人与核心组织者，正是逆卷しとね（Shitone）先生。

说实话，我当下被“逆卷”这一姓氏深深吸引，认为它在我们这个时代蕴含着充足的象征意味——若不是刻意选择的笔名，那便显得巧合得几乎带有一种隐秘的暗示。在逆卷X主页的自我介绍中，“学术运动家”“野良（在野）研究者”这样的身份标签赫然映入眼帘。我想，这或许正是近年来在中国高校繁重的考核压力下，身心俱疲之际迫切需要的精神解药。

出于对如何能够在学术体制之外“存活”下来的好奇，我在赴九州福冈参加学术会议的行程中，增加了北九州这一站，拜访这位逆卷先生。

一、“小说很有意思，可是研究小说的论文很无聊”

与逆卷见面之前，我想象他是一位长袖善舞的活动家。他给我发来的接头照片加深了这一印象：穿着粉色涂鸦T恤——那上面画着一个有着三个根茎头的怪兽——戴着墨镜与鸭舌帽，嘴里叼着一根烟，仿佛随时都能走上街头，振臂高声演说。

学术活动家，主持跨领域交流、市民参与型学术活动“文艺共和国之会”，还策划谈话活动及读书会等。专业方向为唐娜·哈拉维研究以及共生与集体论。

实际上他略为腼腆，对于我在邮件中提及的“希望从他的实践中汲取力量”一事，并没有太多信心。按照我们事先在邮件里沟通的计划，比起坐在咖啡厅里正儿八经的访谈，他更乐意带我逛一逛我从未踏足过的北九州。

我们的行程从门司港开始。北九州过去因冶铁工业与航运枢纽门司港繁盛一时，但如今已没落许久。现在的门司港以大正时期的怀旧复古为卖点，吸引了不少观光客。门司港隔着关门海峡与山口县的下关相望。下关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转折点，即《马关条约》签订的地方。

摄影：黄诗琦

逆卷在北九州已居住了近二十年。在此之前，他成长于同样位于九州的宫崎县，是一个连电车都不通的极度乡野之地。他渴望逃离那片古坟密布的土地，于是考入北九州市立大学。完成大学学业后，他前往广岛大学攻读硕士与博士课程，但最终未能取得博士学位，而是跟随在北九州工业大学找到正式教职的伴侣回到北九州。

在过去的日本，不拿或未能取得博士学位并非罕见。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明确规定，应聘教职者必须具备博士学位。如果没有，你仍可在大学任课，但通常只能签署有年限的合同，而非获得终身教职。此外，从北九州市立大学到广岛大学的学历，在以关东与关西为中心的日本教职市场上也不具优势。因此，逆卷选择成为在野研究者，或许并不能被视作完全自主的选择。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研究者在找不到固定教职的情况下，选择以兼职讲师的身份在大学中谋得稻梁。但逆卷显然没有走这条路。当我向他抛出此行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何选择成为一名在野研究者时，他给出的答案却与日本当前教职难以获得的现实状况无关，而是源自他对当下学术生产体制与结出的成果形式的不满。

逆卷说自己走上美国文学研究的道路颇为偶然，最初只是因为大学时期交往的女友是美国文学专业，但在开始阅读现代英美小说后，他便被深深吸引。在博士阶段将研究重心转向科学史家与后人类思想家唐娜・哈拉维之前，他的研究对象包括伍尔夫、曼斯菲尔德等英国现代主义作家，以及美国的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而无论其中任何一位，他都认为作品本身的趣味性远胜于学界产出的研究论文。逆卷坦言，自己虽然喜欢研究，却常常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读自己写的论文。即便同样是英美文学研究者，往往也只阅读与其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狭窄领域文献，甚至有人干脆忽视日文文献。由此看来，用日文写论文的意义有时也显得模糊不清。

美国哲学家，其代表作《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通过解构科学话语，提出“赛博格”概念作为自然与文化界限崩塌后的混合主体。

我追问，既然不写论文，他如今以何种形式继续“研究”？

逆卷的回答是，首先，他借助当代思想，诸如唐娜·哈拉维的理论，进行具有生产性的批评——比如为《现代思想》等杂志撰写批评文章；更为核心的，则是创造并推进自己的思想实践。比如他与既是文化人类学者又从事现代巫术实践的圆香女士共同策划的“赛博格女巫”项目，正是在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的启发下，通过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与实际巫术实践的交织，探索“女巫”作为一种重新理解身体、权力与连结的当代精神路径。又如他主办的、围绕古怒田望人《酷儿·列维纳斯》一书的对谈，将那些在列维纳斯哲学体系中被忽视、或被强行还原进体系的、游离于主流研究之外的酷儿片段，一一细致拾取、串联起来，从而激发听众进行酷儿式的思考。

事实上，我认为他的这种生产方式与日本长期存在的批评传统有关。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诸如柄谷行人、东浩纪等人，他们虽然都脱离了学院体制，但在学术生产与公共知识场域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日本，或许有不少的“野生研究者”也是以类似方式持续进行学术与思想生产。那在中国呢？这种模式能否被直接复制粘贴，或在本地语境中恰当移植，又有哪些限制？

接下来的问题来到我最关心的部分：一个在野研究者如何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据逆卷所言，他目前的工作模式是通过撰写批评文章来增加自身的可见度，从而获得在学院或企业中短期授课的机会。前者几乎赚不到钱，后者则构成了他主要的经济收入。而在他的另一处访谈中，他也坦言，自己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妻子支撑。两人在他攻读博士课程期间结婚，如今妻子在大学任教，收入相对稳定。

我不免关心起两人之间的分工问题——毕竟，看起来逆卷既没有固定职业，又能在工作日的白天抽身与我四处闲逛，似乎在家庭中理应承担更多家务劳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家庭主夫”的角色。逆卷开玩笑道：“我在家主要负责听她抱怨。抱怨学校里的繁杂事务，比如没完没了的会议。”但随即他也认真地补充，两人之间确实经历了漫长的磨合，用了十几年才探索出如今稳定的生活模式。“如果我们俩都做全职教职，恐怕会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虽然我知道有夫妇可以做到，但我们不行。我们不断讨论什么样的方式对彼此最好，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结构。”

如今的逆卷，也更愿意、也更能够从容地承担支持性的角色：倾听伴侣的烦恼，替她提供研究上的建议、帮忙看论文、搜集资料……种种日常，却构成了一种温柔而长期的合作关系。他在言谈中流露出对妻子的深深感激：“我觉得，即便是研究者，也有很多人无法理解我在做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大概都会觉得：‘去大学工作就好了嘛。’所以，我想她的胸怀更宽吧。她允许我自由生长、自由偏航……这样说大概更贴切。”

二、“我也是癌症患者”

我提到与门司港一海之隔的下关在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逆卷指向不远处的高层建筑——我记得那里可以眺望整个海峡的全景。

在登上展望台的电梯里，逆卷提起了让我们结缘的《突然感到不舒服》。我告诉他，自己因为母亲罹癌才注意到这本书。虽说自己并非患者，但多年的文科训练，让我倾向于在宫野女士这样的人身上汲取力量——她曾耗费二十年研究九鬼周造笔下“偶然性”的命题，并基于自身在临界时刻的生命体验，不流于感伤地分析并书写自身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时对于死亡之必然与偶然这一问题的思考。

逆卷关切地问我：“请问是什么癌呢？”“是大肠癌。”我回答。他指了指自己腹部下方，我这才注意到在他宽大的T恤下，藏着一个微微鼓起的小包。“我也是肠癌患者，这是我的造口袋。”逆卷坦然相告。

如果是三年前母亲还未生病前的我，大概既不了解造口袋，也不知如何与一位癌症患者相处。而如今的我，不仅能够与逆卷自然地谈论病情，也似乎与他有了更深层次的连结。

“是在《突然感到不舒服》出版之后的事吧？”我问。

“就是去年。不过我很幸运，发现得早，只是因为肿瘤的位置太低，我选择了放弃肛门。”

我又问他，“患病之后，再回头看那本书，会有新的感受吗？”他的回答让我意外：“生病之后，我一次也没有想要重读它的欲望。不过，我也算是一个‘优质患者’。”“优质患者”是《突然感到不舒服》中宫野女士对自己的称呼——认真学习医学术语与疾病知识，与医生理性沟通，在充分理解病情的基础上科学地做出选择。甚至总是为他人着想，从未放任过自己的情绪，展露出崩溃。

我问逆卷如何与癌症共处。

“我能学的都学，肠道与癌症的知识，看自己身体构造的三维模型。我完全信任我的主治医生，医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中日两国在医疗资源上的巨大差距，以及因此带来的癌症治疗体验的鸿沟，在我阅读《突然感到不舒服》时就已然察觉。在中国，由于患者数量与具备高专业度的医生的比例悬殊，加之医疗资源在地域上的分布极不平等，患者很难舒适地治疗，不得不辗转异地求医；同时，也常常面临医生难以全身心地投入每一个具体病患需求的窘境。简而言之，在中国，要当一个“优质患者”比在日本艰难得多，需要病患有更强的学习与辨识的能力以及精神承受力。

“但你不想从别的患者那里获得力量吗？”我追问逆卷。在中国，患者常常抱团取暖，听取彼此的经验，甄别判断适合自己的就医途径。而我，在母亲患病之后，除了努力学习相关的医疗知识外，还四处搜寻罹癌者所写的书籍，尤其是那些呈现反身性思考的学者、文人的疾病书写，试图从中汲取精神上的支持。

“我并不是太想知道那些，我只想知道自己的治疗状况。”

在与逆卷的谈话中，我再次重新体会病患自身在面对疾病时，与旁侧照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验差异。我的母亲在治疗过程中，多数时候也算是一位“优质患者”。在听到医生几乎像判决般的诊断——“你现在可能连一年的时间都不到了”——时，她也只是轻声重复医生的话：“一年都不到吗？”以这样小心翼翼的方式来掩饰内心的震惊与惶恐，但从未真正展露出不安。走出诊室后，她反倒来安慰我说：“我不相信我只剩一年了。”

但她一律不看我转发给她的癌症病患故事，也不愿了解肿瘤新药的研究进展，拒绝收听、阅读其他患者对于病程后期将会面临之事的叙述。至于那些将疾病上升到文化人类学或是生命之意义层面的哲学书籍，她更是毫无兴趣。我曾经为此感到生气，因为我从这些“知识”中获取了对疾病看似科学与完备的掌握，以及慰藉心灵的力量。但如今我明白，她始终才是那个真切面临着“死亡确实正在逼近”，——不是“死亡可能会来”，而是“死亡一定会来”的人。而如何迎向死亡，她只有一个人独行。纵使我再努力想陪伴她，也无法陪她走至终点。

三、在“地方”建立“文艺共和国”

天气很好，关门大桥清晰可见，下关仿佛近在咫尺。我们暂时将疾病所带来的烦恼抛诸脑后。我问出此行最让我好奇的问题：“‘逆卷’这个姓氏很少见啊，是本名吗？”逆卷大笑：“当然不是。我把自己的本名打乱顺序重新组合成了这个笔名。”原来世界上确实存在如此富于偶合性的呼应。我向他解释了“卷”“内卷”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意味，告诉他我来自一个被称为“学术缅北”的高校，在中国沉重的考核压力如何压垮青年研究者。他恍然大悟，这才明白我为何直觉地认为他能给予我某种象征性的启发与借鉴。

逆卷的创作形式除了批评写作之外，还横跨Zine（自出版小册子）、录制播客以及付费视频。这与典型的学院派学者单一的输出路径自然不同，但也越来越多地在善于利用新媒体的年轻学者身上显露。谈到播客，他分享了一个小技巧：每一期都会刻意取一个与内容毫无关联的标题和简介。在规避审查上，他认为播客是当下最优的表达形式之一。至于将讲座、对谈视频进行付费设置，则是为了过滤掉那些并非真正关心内容的受众。然而他仍在摸索更好的方式，例如如何在确保学生能够免费观看的同时，提高有收入群体的观看门槛。

话题终于来到了促成宫野女士与矶野女士相识的“文艺共和国”会议上。逆卷谈及筹办这一集会的初衷，实际上是一种极为私人的体验与自救的尝试。

学生时期的逆卷是一个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者，对论文里的每一个字都执拗得不得了，因此对“站上讲台”一事始终怀有抵触。因为一旦处于“教导者”的位置，他便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别人。他深知自己属于那种一旦拥有权力就容易变成“施压者”的类型。在这样的自觉之下，他对一般的学术会议极为厌倦：学会场域中“讲者–听众”的分工泾渭分明，有人报告，有人提问，报告者负责回应；听众往往只是“听了个有趣的报告”然后回家而已，报告者并未真正将听众“卷入”自己的问题意识，也未必能引发共同的思考。

逆卷想要的，是一个尽量“随意”、尽量不控制他人的学术聚会。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对自身进行的疗愈。对于一个不擅社交、原本更愿意宅在家里看书的人来说，一般学会那种“年轻学者向大佬递名片自我介绍”的仪式让他喘不过气。他曾在学术会议会场门口徘徊许久，最终无力迈入会场。换言之，学术社交让他感到抑郁。而“文艺共和国”是他以“冲击疗法”般的方式，逼迫自己走向社会、与人连结的手段。它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不是志愿活动，也不是为了社会。只是“我觉得有趣、对我有意义的事情”，碰巧也有人觉得有趣。

然而，逆卷曾为“文艺共和国”会议写下一份极具人文反思力度的宗旨。这份严肃的宗旨与会议本身的随意氛围似乎相去甚远，但恰能窥见他对人文学科危机的通透认识。

尤为显著的，是英语帝国主义的崛起与教养（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的衰退。“全球化”这一趋向于画一化的浪潮，正在摧毁多语言环境与不同专业领域的并存。甚至在剩余的专业领域之间，也产生了负面的紧张关系。大学世界，乃至“思考”

这一活动本身，也逐渐与市井的日常脱节。

我问逆卷，那么你们的会议究竟是什么样的？

逆卷说：“就是‘随意’与‘不设限’。我们不设‘问答时间’，而设‘对话时间’。即便没有问题，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思考。我完全不进行控制。就算变得无聊，也不是我的错，是你们的责任。”

事实上，文艺共和国的每一次集会都有一个炫目的主题：“记忆”“灾害”“技术与人类”“性与物”，但现实中从未按照主题那般走向“有意义”的方向。但逆卷认为：“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如果活动本身太‘完善’，反而会在那一刻终结，人就不会继续学习了。”

逆卷的想法是：如果真的想让活动“高质量”，确实应该严密设置问题意识。但在文艺共和国会议里，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让身体参与到学术思考中。活动后读讲者的书也好，从中萌发对其他知识的学习欲望也好，都可以。

逆卷再三跟我强调：其实会议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会后大家一起喝酒的时间更为重要。

而文艺共和国会议的举办地几乎限定于福冈、山口、广岛三地。我询问逆卷：在日本的“地方”，而非东京圈或关西这样的文化中心举办这样的集会，是否有特别的考量？

逆卷的答案是：“东京真的‘有文化’吗？我所做的事，恐怕在东京也没人做。从交通便利的角度来看，东京或关西无疑是最有效率的选择。但我非常重视‘面对面’。许多学会不过是把论文念一遍，回答几个问题——我常会想，那有什么意思？在一个只靠网络会议和邮件便能轻易联络的时代，对‘面对面’的重视却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研究生大多拮据，没有旅费，根本无法参加学会。结果就是参加者年龄层不断上升、活力下降。学会逐渐沦为同窗旧友的聚会，学术的新鲜感和敏锐度越来越弱。”

“因此，文艺共和国要做的，就是那些线上无法替代的事情。必须让人在现场切身感受到‘自己正在参与一个学术场域’。否则毫无意义。我从不打算开放线上，如果东京的人想参加，那就请亲自来福冈。如果只是学习，一个人读书、看论文完全足够。既然要刻意组织读书会、办学术活动，就必须提供线上课程、YouTube 演讲无法给予的体验。我一直在思考：身体在场所产生的相遇，会带来什么？”

在另一处关于“文艺共和国”的访谈中，“地方性”的问题被着重讨论。访谈者询问逆卷：你似乎特别强调“地方性”。在你看来，地方能够做到什么是别处做不到的吗？

逆卷回答：“严格来说，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能做’的事。但确实更容易‘显眼’。东京的学术活动数不胜数，而我居住的北九州几乎没有公开的学术活动。文艺共和国之所以是这种‘异种格斗技战’式的结构，大概是因为——我想做一种不那么容易被消费掉的东西。而这种想法，恐怕在出版社、大学、文化设施资源充沛的东京是不会自然萌生的。在东京，只要等待，就会有人把你需要的一切准备好。

地方没有出版社、没有书店、没有学者，大学之间距离也远，资源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所以与其说要增加书店、扩建文化设施、设立更多大学——这些根本不现实，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大学生人数尚算可观，但研究生几乎没有；而真正阅读学术书籍的主体，即研究生都会前往东京或关西。因此，必须同时‘创造需求’与‘创造供给者’。在东京，只需听‘专家的讲座’；但在地方，愿意消费学术内容的人必须亲自成为‘生产者’。

学术活动只能靠自己动手，这是地方的‘贫乏’逼出来。如果连‘消费对象’都不存在，就只能自己创造。而东京那一套无法照搬，只能去做东京没有的东西。正因为‘贫乏’，反而不容易被轻易消费。我想，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富足。”

关于如何邀请讲者登台，逆卷如此说道：“基本上，就是在X上直接‘突击’。我通过X发出的邀约，几乎从未被拒绝过。只要你真心对对方的研究感兴趣，并明确表达你想聆听的内容，先建立起联系，再顺势发出邀请，其实非常容易。

而我与那些受邀的学者之间本来也只是浅浅的网络联系，也没有形成什么深厚的羁绊。在‘文艺共和国’中，每次出席的人都不相同。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而是一处‘相遇之所’。‘文艺共和国’没有预约制度，也无法预知会来些什么人。甚至也可能出现一个人都不来的情况。它本质上是一种一次性、偶发性的集会。主题不断变化，人也不断更替——只是偶然地，一场接一场延续下来。或许在所有活动中，唯一始终参加的人，大概就只有我吧。

四、毕业并不存在——为了持续学习的伙伴们”

在逆卷为《现代思想》“退役・毕业・退休”专题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探讨了下述问题：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研究者如何才能在“活下去”与“继续研究”之间维持平衡。这一思考的背景，正是日本学术体制的日益僵化：大学难以再提供充分的教职岗位，博士群体长期陷入“生计—研究”双重压力的结构性困境。

逆卷以2018年九州大学箱崎校区发生的兼职讲师自焚事件为切入点。事件的主人公在博士课程的修学年限已达上限时仍未拿到博士学位，长期依靠零散的兼职讲师工作与体力劳动维生，并“借用”了校内的一间房间生活、备课与继续研究。有人将他的死亡解释为非正规劳动者的“末路”，或认为他本应放弃学术梦想、转向企业就业。然而逆巻认为，他选择在大学的一隅生活、坚持研究，并最终在同一空间自焚身亡，这不仅是生活困境的极端体现，更是他对“退出研究生活”的强烈拒绝。研究对许多人而言并非附属品，而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二者无法被轻易切割。

逆卷试图探问：为什么在当今社会，“思考”变得愈发困难？

逆卷指出，其根源在于：思考已无法作为独立的活动存在，而被迫与谋生性劳动纠缠在一起。大学内部的研究者被大量事务性工作吞没，研究岗位与行政职责界线日益模糊，凸显了思考型劳动在当代社会中的持续贬值。与此同时，大众对“知识人”的期待在数字媒体时代瓦解。曾经那种能够把握社会全局、洞悉世界全貌、对万象发表权威评论并引导大众的知识人幻想，如今已难以为继。而SNS的碎片化进一步切割了个人的注意力与思考时间。依赖专家替我们思考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这样的情况下，逆卷并不因此主张放弃思考；相反，他认为应当在自身可及的范围内，以局部、有限而负责任的方式继续思考的生活。

为此，他提出一系列具体主张：

研究不必依附大学，也不存在所谓“从研究中毕业”。即使离开学术界，也无需停止学习。更重要的是，为那些未能继续学术道路的人、曾中断研究的人，甚至从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打开继续学习与思考的途径。

为此，需要重新定义“研究”，并承认多样化的研究路径。研究不应是少数精英的专利。人们常常以为“研究”需要大学、研究室、实验器材或高深的训练，但事实并非如此。研究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要理解前人的成果，要熟悉专业术语，要跟上领域内部的争论脉络，这些门槛确实让人望而却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只能属于体制内的人。

研究应是一种可以被邀请、被开启的生活方式，可以在任何场所发生：退休后的重新学习、工作间隙阅读专业书籍、育儿期间参与读书会、网络上共享资料与考证——这些都构成真正的研究实践。

最终关键不在于“是否成为大学研究者”，而在于：是否愿意在生活中持续思考、理解、批评，并以此为乐。

对于逆卷这篇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檄文”，或许有人会觉得过于空疏而脱离现实。然而，这正是他近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实践。逆卷曾明确表达对“独立研究者”“在野研究者”这一身份的坚定认同。

我认为今后“在野研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学已经不可能恢复往昔的力量，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但大学里的研究者却愈发疲于奔命，被各种杂务剥夺了投入研究与教学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之外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研究者，就是在野研究者。

现在的情况是，大学衰落＝研究衰落。但如果大学外也有研究，就不会变成那样。大多数艺术家也并非靠艺术吃饭。研究也可能一样，不一定需要靠研究谋生。无论在大学内还是大学外，选择的可能性越多，感性越能扩展，研究也更有存续的可能。

五、串联式写作

我们继续深入关于写作的话题。逆卷将写作大致区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沿袭近代科学研究的模式——在前人搭建的巨石阵上再添上一块小石；另一种则是在巨石阵旁，构筑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粗粝而独立的小型建筑。

他对前一种方式在人文学科中的适用性存有怀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不依赖前人的努力。他以一种自称为“串联式检索”的方法与既有知识进行互动。

“我无法系统性地整理资料，因此常常处于一种‘混沌’之中，那几乎就是我头脑的真实状态。然而在阅读与写作时，我极度依赖一种方式——‘串联式检索’。意思是，当我在阅读一本书时，只要看到另一本书的标题、一个不熟悉的概念、或陌生学者的名字，我就会立刻去查原文、找论文、沿着脚注继续追溯。网络上能找到的，我基本都会下载，再往前延展。”

这种阅读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将原本彼此毫无关联的知识点，通过一个偶然的词汇或一个概念连缀起来。他常常会在阅读中突然发现：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讨论竟然在某个地方交叉，文学研究和科学史也能产生对话。不同领域的知识在他这里几乎是“无差别地”进入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文艺共和国会议所强调的“异分野遭遇”的写作版。

如此看来，逆卷的阅读方式与“文艺共和国”的理念高度契合：不追求权威、体系，而是重视偶遇、发生、接触本身。

逆卷补充；“是的，我从未想过要构建某种‘体系’。如果把知识比作大楼，我肯定不是建筑师，而是那个在废墟里翻找可用材料的人。通过‘串联式检索’，我确实不断找到新的入口，也看见人与人之间意想不到的接点。文科、理科、教授、无所属、市井……在我看来这些标签都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当一个概念、一个话语、一个问题突然落到你面前时，你愿不愿意伸手去抓住它。”

六、“我觉得研究者应该向艺术家学习”

门司港是北九州最著名的景点，但我与逆卷对此都兴趣缺缺。我一心期待他带我去探访九州地区唯一留存至今的脱衣舞剧场与同性恋电影院。在此之前，他带我去了一家寄卖北九州当地艺术家作品的咖啡店歇脚。

逆卷与艺术家的联系颇为紧密，不仅为他们撰写批评，私下里亦是能一起去澡堂的好友。在他看来，研究者有太多地方应当向艺术家学习。艺术家很少隶属于某个机构，并以此为理所当然，那么，为何研究者总要执着于依附某种体制呢。

我向他分享了此前在中国听到的一段田野调查介绍，内容涉及自由职业艺术家在生活上所经历的不稳定与在精神上所拥有的自由。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对“野生研究者”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坚持的“在野性”，是一种独立而自由的精神，但与之相伴的，却是生活来源的高度不确定。二者或许始终难以分离。

我们的行程最终在一家路边的关东煮小店画下句号。临别前，他鼓励我，也许在大学谋得一份教职，然后利用从庞大的国家机构申请到的研究经费去做一些真正有趣、酷的事情，亦是一条不错的道路。并不必完全脱离学术体制——那确实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径。

后记 重思生命与学术的替代性

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也认为如今中国的考核制度很不合理，对青年学者尤为不友好。但没有办法啊。只能请你们继续坚持下去。”我对他的这番话感到愤怒。当一件事你已经明确感到其不合理性时，却仍然投身其中，甚至为其奔命，我觉得自己做不到。

我的学术道路似乎因母亲的生病而脱离正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从日本回到中国。但是，也正因为母亲的生病，我开始真正思考生命中必然会降临的死亡，以及那些以全然偶然的方式突然袭来的厄运。在这样一种生命体验的关照下，我应该去做什么样的研究？

在《突然感到不舒服里》里，矶野女士曾如此赞誉宫野女士：

能够震撼人心的研究，绝不是那些满足他人需求的研究。用尽毕生精力搜集的资料会在研究者的人生轨迹中产生奇妙的火光，照亮他人未曾思考过的世界。那时，人们会放下眼前的需求，投身于那个世界。原来还可以这样看待世界吗？自己竟然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吗？人们会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对我来说，某项研究是否美好与刊登在著名刊物上无关，而是取决于它能不能让人们看到那样的世界。

矶野女士认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探索生命的偶然性，并以此印证自己二十多年来对九鬼周造“偶然性”概念的研究，是一种能够点亮他人眼前黑暗、使其窥见未见之世界的研究。这是一种充满着生命感的活的研究。我想，纵使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宫野女士那样，因切身的体验而对既有理论世界做出彻底的颠覆，但应以此为目标才对。

在与逆卷见面之前，我正在福冈参加全日本规模最大的中国学学会。对逆卷所谈到的学术会议如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我感受尤其深切。事实上，“文艺共和国”集会在2021年便已结束。然而逆卷告诉我，他如今在做的事，仍是“文艺共和国”的延续，我对此充满期待。

黄诗琦，福建厦门人。日本京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业博士毕业，现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研究兴趣：越境的人、物与文学；当代青年社群实践与东亚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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