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學然丨「文」在香港——定格在2024年的「香港」研究和出版

香港是否傳續了中華千年文脈？在港華人又是如何堅守文化理想、寄託故國之思的呢？在本文中，陳學然不僅將「文」看作救世行道和會友的工具，更將其視作觀察香港在多變時局下人事物的深層視角，並由此呈現出香港的多元面貌與富歷史意義的文化景觀。

作者從建築、機構或場所等文化空間和文人雅士、紳商領袖或殖民地官員等人的精神世界兩個方面入手，史論結合，有力地論證了香港不是「文化沙漠」。此外，通過考察這一時期居港華人對港若即若離的情感寫照，认为雖然他們的思想立場各異，但展現的家國情懷卻是異中有同。最後，作者以不同時期香港的城市角色轉換作縱線論述，揭示了香港變貌不斷的城市特質。

2024年年中上演的《九龍城寨之圍城》電影，強大的第一線知名演員陣容，緊湊劇情與充滿血腥的暴力美學，還有耗費巨資還原半個世紀前的城寨格局景貌，創下了香港電影有史以來最多人入場觀看的影片，也引起海內外觀眾的追捧，形成了一股「城寨熱」。這部電影讓人看到了舊香港市井世界雜亂破敗的社會百態，也折射出上世紀來自內地五湖四海的城寨住民守護居所的情與義，是認識一個城市最底層的切入口。不過，隨着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數年，中英兩國政府還達成了清拆九龍寨城的協議，使這個名義上不被英國政府管轄的城中城，及早可以改頭換面，等待新時代的來臨。舊的城景於1993年消失了，但一座建有亭台楼阁、轩榭廊舫的古色古香公園席地而起，一下子跨過百年，回到還沒有被英國人統治的龍城歲月。衙門、炮台仍在，甚至1847年建立的「龍津義學」大照壁也被仿製出來。照壁上書寫「海濱鄒魯」四個大字，讓人看見一群南來有識之士於香港島被佔領後矢志實現人生志業的宏願。

有這發展「海濱鄒魯」的志業，本是「沙漠」的地方也因有人文教化而另有一番景象了。1846年，為防止英軍下一步進犯九龍而興建的城堡，設立了九龍巡檢司，官員們不忘開辦龍津義學，一邊駐紮，一邊文「化」邊民，使之知書識禮，強民實邊。時至今天，「龍津義學」大門石額及一幅石刻對聯，正原件安放於九龍城寨的人口。香港有文化，始於這個以文「化」民的義學遺跡談起。

一、文化香港，書寫傳奇

「文化」是一個包羅萬有的名詞，從社會制度、政治模式、典章律法、建築風格、美術工藝、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學說思想、道德教化、宗教信仰乃至衣食住行、人倫日用等的表現形式，這些都體現了人類或某個族群的「文化」創造。文化的本身，並無高低之分。不同的族群或民族都有各適其適的文化形態或文化生產，而這往往與他們各自的生存條件、生活環境特點息息相關，進而構造出千姿百態的物質文化與內涵豐富的非物質文化。然而，文化不只是作為名詞來看待，它還可以視作為動態的，以「文」「化生」出新的價值意義的一組文字組合。

文化之「化」在中國的原初涵意，本身被賦予了生生不息的創生意義。諸如見於《周易‧繫辭》、《白虎通德論‧嫁娶》、《列子‧天瑞》的「萬物化生」的長養萬物、生演變化即是。同時，《周易‧賁卦》所言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是人文化成、人文教化的意義；《孟子‧盡心上》的「過化存神」也同樣有「感化」、「教化」的意味。那麼，「文『化』」，也便有興文修教的「教化」意味。駐地官紳早於英國佔據香港島之初，便中國境內的九龍寨城興建義塾，推動儒學，教化民眾。上述提及的九龍寨城公園「龍津義學」門聯，便讓我們清楚看見了時人致力「文『化』」香港的心願與抱負：

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

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

修文設教以「盡洗蠻煙蛋雨」，改變一地之民情風俗。文在香港，既是一個由無變有的人文教化過程，同時也是文「化」的目標──「平分蘇海韓潮」。香港本是遠離中國文化、政治中心的偏遠小島，它的城市化確實是從漁港、鹽田、養珠、伐木等勞力作業轉變至航運、輕工業、金融業的，但在這經濟產業發展演變的同時，香港的文化教育事業也同樣在發展──老子猶龍、孔子知津；期待在地青年變化氣質、魚躍龍門，進而變夷為夏，更加溯源直上五千年，擔起傳續千年文脈正統之大任。那些因官職而南下甚或因時變而「遵海而南」的有識之士，在龍津義學的大照壁髹上「海濱鄒魯」四個大字，亮出身份，展示建功立業的決心。他們藉着興學施教，造福一地之生民，移風易俗，盼望讓香港成為儒學興盛的文化之地，更以唐宋古文八大家自況、自喻──傲視蘇軾外放海南而建立的在地功勳，媲美韓愈外貶潮州而廣贏百姓稱譽。

由上觀之，文化之產生，必然是因為有人；有人便有興學施教的人文活動，甚至是因為中心的變動而文教禮失求諸野的意外繼承，使文化遺產在這個曾經一度被視為化外之地枝繁葉茂地生長，成為存學衛道以承續千年文脈的文化空間。至辛亥世變，有前清遺老賴際熙、陳伯陶等人到港，接續清季阮元興辦學海堂之遺緒而創立學海書樓，推動經史之教，振興國故。至五四運動爆發後，魯迅與胡適兩大新文化旗手也先後訪港。魯迅於1927年兩度訪港，提倡新文化新文學，但工潮後亟需保持社會穩定的香港社會，傳統經史之學與古典詩文仍然大行其道，他的〈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彈完〉演說沒有引起什麼迴響。後魯迅八年而訪港的胡適，一邊高舉新學一邊批判舊學，竟意外地獲得香港社會上下的熱烈吹捧，香港從舊文學走向接受新文學、推動白話文教學，遲至1935年才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轉變。這種轉變與香港華人社會修文設教的工作一直以來保留紳商、士紳合力推動的局面有很大關係。紳商群體是教育機構的贊助者，他們對於新舊之學的看法影響了文在香港的何去何從。這一局面，直至1949年大批南來者湧港辦學後才被打破。華人紳商領袖固然左右着香港華人社會的文教事業，但批判殖民管治以及過於商業化辦學心態的新儒學宗師唐君毅，他與同道者的文化信念、文化事業都讓文在香港有了更深層的思想內涵。

出於對中國文化的重視以及對於中國何去何從的思考，不論新派舊派還是中外人士，在同一個地方的不同時段都有他們的不同感懷與理想，他們均希望在這個被稱作「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裏或實現政治抱負，或實現文化理想。他們的文化理想與抱負透過各種文化空間或機構場所延展不息地存續下來。前清遺老之於宋皇台、學海書樓思古存學，港臺新儒家於顛沛流離中藉私人籌建書院，他們都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為神州大地留下讀書種子。

二、與「文」同在，存茲墜緒

沒有「文」，道的精神內涵因得不到講述而無所傳續。所謂「文」，本是用以描述無形之道的內容；如孔子「文不在茲乎」的「文」便是指禮樂制度。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向來多有闡釋「文」的本質，並往往將之與「道」合論。劉勰於《文心雕龍‧原道》篇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進而啟發韓愈、柳宗元等相繼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載道」、「文以貫道」之論。直到朱熹，才再糾正「裂道與文以為兩物」之誤而啟發元人「文與道一」觀念；後世甚至還有「文道合一」的衍生觀念。無論如何闡釋文、道關係，都是要說明它們二而為一，一而為二的關係，彼此相互體現天地間的大義，「文」或文章的要義，被古人視作「救世行道之具」，要「在社會與道德重建中發揮作用」。①

「文」的含義以及文與道的關係，本身是文學理論乃至理學、哲學的深層次問題，我們無需在此花費太多筆墨深細探究。於本文而言，「文」與「道」的意義，不外乎在港華人領袖與南來文化領袖如何看待中國文化與家國民族前景何去何從的問題，而這種熱衷守護中國傳統精神價值的心態，往往需要面對時勢的轉變帶來的挑戰。那麼，面對時變、世變之下，時人如何在守護固有文化精神與思想價值不變之餘，如何回應時代的進步而「損益」其中的典章、禮儀、制度、儀文等等，藉以達至維繫社會秩序以及促進家國民族向上發展的目的，值得深究。「文」既是救世行道之具，有識之士以文會友，大集同志興學施教以成其事；同時，「文」的教化場所及其活動空間的創制與發展，也是用以觀察香港在多變時局下社會人、事、物變化軌迹的深層視角，由此而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內涵。

在港紳商、南來文人，他們於不同時代來到香港，都有共通之處，便是身居邊陲之地而心懷家國，情有所牽，因而或化諸為文、或興學施教，各各守護自身執守之文化理念，藉以應對中國出現的各種政治與文化上的危機，冀能匡正人倫秩序而振興國運。他們大多都是在世變之下由中心走向邊緣的群體，甚至是退居至香港這座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邊緣」城市中。但是，就是在這片邊緣區域裏，他們找到了新的天空，用以延續固有的人生職志、興學施教以燃點承傳中國傳統的希望。

自辛亥革命以來，正統皇權解體，固有思想體系崩潰，天下大變而道術亦隨之裂變，不少華人紳商領袖就是在輪番變局下紛紛南下。一些位據文教、文壇要津的前清翰林以不仕新朝、不食周粟為榮，他們更以清室遺民自居，群集於太平天國「長毛狀元」王韜口中所謂的香港這個「蕞爾小島」上。這群人與大部同樣是來自嶺南的紳商一起興學、翰林施教，守護道統，堅持固有文化精神價值。他們熱衷於光大歷代遺民志士之學，同時又致力於辭章文獻、禮儀秩序、規章制度等的考究之學，平時也不忘籌辦雅集吟誦，特別是透過宋王臺這個文化空間而把感時憂國之情轉化為「文」，藉着詩、詞、文章乃至日常酬酢應對之文，把他們對於家國之思以及自身際遇抒發出來，同時也把他們的文化理想與尊孔崇古的在地社會文教建設緊緊地聯繫起來，讓香江文教成為延續中國千年道統或文脈的重要地方。

「道」本是無形、無聲、無色，我們不妨將之理解作文化理想。文化理想在現實社會有所實踐時，將具體地透過各種有形的人物、群體、組織、機構甚至是建築物體的文化空間創製之上。就此而言，香港有很多具歷史文化意義的文教機構、歷史建築物與文化空間可供探索，足以說明香港並非什麼「文化沙漠」。香港雖然在1842年因為英國船堅炮利的奪取而被逼接受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管治，但中國文化傳承在這逾百年裏不絕如縷。每逢國內變動，各種體現千年文脈的經史文教場所、民間文化組織紛紛成立；甚至是各種宗教團體南下落戶香港，各因經濟財力或建宮殿祠宇、或進駐市井蝸居，不但是各色各樣、同時也是各適其所適，蔚為奇觀，在英國殖民政府所容許的有限空間下不但繼宗立派，還成就了香港生機勃發而多姿多彩的庶民文化世界。

三、鬱鬱乎文，融合新舊與中西

香港不過是區區的彈丸之地，然而，史籍上卻出現了兩座「聖山」，此等深有文化盛譽的稱號足以說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這兩座聖山，分別是宋王臺石刻所在的那座已被日本軍隊及英國殖民地政府夷平的小山丘。另一座聖山便是早見於明末《粵大記》記述的屯門青山。屯門青山因為曾是佛教名山而被敕封為聖山，其上之杯渡禪蹤更被譽為新安八景之一。青山含蘊的濃厚文化氛圍，是近百年來文人墨客甚至政要名流流連忘返之地。它較古的勝蹟有相傳是韓愈留下的「高山弟一」墨寶，較新的則有香港著名建築商伍華斥資建造的「韓陵片石亭」，亭內樹立了一塊紀念金文泰(Cecil Clementi)與本地紳商兩次登高遊覽青山的〈遊青山記〉石碑。就是這篇碑文，折射出香港的文化底色，讓我們看見香港在一段長時間裏是個包容新舊觀點、接納左右不同政見人士共存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融合華洋不同種族及文化的地方。

聳立在屯門青山‍

位於青山之巔

香港三大古剎之一，相傳是南北朝時期南渡而至的杯渡和尚所建

更深刻反映香港華洋共處而中西薈萃的，毫無疑問是聳立在青山山腰的「香海名山」中式牌樓。牌樓由一眾香港華人紳商領袖聯署興建，其上除銘刻有清遺老陳伯陶、伍銓萃以及前民國總理梁士詒的楹聯，而「香海名山」四字旁則刻有「香港總督金文泰題」數字。在這片「香海」裏、在這座「名山」上，洋總督、前清遺老甚至被遺老視為敵國的民國政要，在變動時代裏構築牌樓，在中國其他地方恐怕也是異數了。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不單是牌樓上鑄刻楹聯的前清遺老與民國政要抒發家國民族之念，就是後來不少攀上青山的文人雅士，大多都是志不在於瀏覽風景，乃是北望中原，發思古之幽情。青山禪院裏守護大雄寶殿的韋陀亭，其正面有幅彌勒佛圖，刻有「才上宋皇臺遍尋杯渡石、曾經滄海水願度法身船」對聯。這種故國之思、黍離之悲反過來正好反映了一代代南來者在中國政局動盪年代裏對於民族何去何從的眷念。一旦在青山登高遠眺，進入眼簾與心坎的，是綠野神州與千年文脈的宋臺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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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志添 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04

統計了454所廟宇（216座佛寺道觀，238座地方廟宇）

香港的宋朝遺迹或者是類似於青山禪院的宗教場所，也是認識香港文化底蘊的重要場域。單就香港政府承認的佛道宗教場所，據黎志添《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所統計的便保留了454所（216座佛寺道觀，238座地方廟宇）。觀乎該等鑄刻在廟宇碑銘鐘鼓的古典詩詞與舊體文章，乃至於經書、科儀、文檢等等，文化就在眼前、就在身邊，唾手可及，說是「鬱鬱乎『文』」實不為過。

組織、機構或場所等等的歷史、文化空間固然值得我們重視，但那些寄託於有形空間或場所的文化觀念、學術思想與相關人物的精神世界才是最值得多加關注的對象。空間或機構場所，既是人為創造的，同時也是召聚一群人在固有的基礎上不斷求新的創造與發展的地方。然而，機構或組織如沒有文化理想，就好像人沒有靈魂一樣，它當然也不會恒久持續地發展下去。文化空間的產生，本身是基於一二為首者的倡導，然後使無形之道──文化理想得到有形的寄身之所而得以發展。組織會解散、機構會解體、建築物會崩解，但那已理論化、概念化的文化理想因有人的繼志述事而超越時間與權勢傳續不息。

帶有強烈意願、並付諸行動地要在香港傳續千年文脈的，延續清季學海堂、廣雅書院遺緒的香港學海書樓一眾創辦人──清遺賴際熙、陳伯陶、區大典、區大原、溫肅、岑光樾、朱汝珍等等，無疑是不可忽略的人物，但影響香港文教發展的那些直接管治香港社會的英國殖民地官員同樣是不能忽略的對象。從香港第17任洋總督金文泰到一群獲他重用的華人代表，諸如周壽臣、羅旭龢、曹善允、馮平山、周少歧、周俊年、黃廣田等等，都是「文」在香港的推手。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融合古今中外人事物的地方，這些表面上可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他們彼此之間都有一定文化思想牽連，同時也有不少觀念上的異同，而在中國現代化浩浩蕩蕩大潮下寄身香港，本欲以遺民之姿遺世獨立，但意外地得到了新的機遇繼續經營他們的人生事業。

陳伯陶的「宋王臺」歷史記憶書寫以及活化這個文化空間與歷史景觀，還有他編制宋王臺詩文集以及考證嶺南遺民義士的事蹟，都使香港成為保存啟源自「春秋大義」的千年文脈延展不衰。金文泰雖然是夷邦人，但他任上推動創辦官立漢文中學、建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讓經史之學一時間蓬蓬勃勃，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氛圍。金文泰其人本身熱愛中國文化，並曾出版英譯的廣東民歌詩集《粵謳》，更在任內積極推動中文教育，先後創辦了官立漢文中學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這些都為一眾居港前清遺老感戴。深憂香港新一代會「數典忘祖」的華人紳商，則更加視金文泰為良朋知已，他們在金文泰管治下亦受到重用。當香港走出1925年爆發的「省港大罷工」的政治與經濟衝擊後，金文泰與華人紳商領袖聯袂同遊青山。領首的華商伍華不但建亭勒石銘刻〈遊青山記〉來盛贊金文泰的治港功勳，還築建一座上述提及的「香海名山」牌樓，並署以「金文泰題」四字於匾額。無疑，「香海名山」四字實在是可圈可點的，它得以出現，背後是基於香港官學商同心協力經營香港社會文化面貌的成果，港督與民同樂所體現的是金文泰治理下的香港政通人和，四境升平景象。

由“王”而“皇”，反映時人樹立宋末逃難帝王的正統皇權的意願，也說明了香港這個邊陲之地千年前曾有一段關於一個民族上下抵抗外敵的傳奇故事。

正如王夫之所說的「以文致之為聖賢」，金文泰推動經史文教，功如韓愈，致使華人紳商共同協力斥資出力加強中學及大學的經史文教事業，使本是商埠、轉口港的香港成為名符其實的古典文化中國。於金文泰管治期間三度訪港的魯迅，他對於金文泰的冷嘲熱諷，也正好是側面反映了香港尊孔讀經之盛，而「金制軍」在管理香港的文功武略上的確有他的一手。金文泰既是學者、更是殖民管治者，他不僅深懂中國人的人情世故與文化信仰，同時也深諳中國文化體系裏「文以載道」傳統下「文」的威力。

姑勿論金文泰本身的中國文字造詣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有多深厚，但他勤習中文而編譯中國通俗文字，最重要是推動經史文化教育，發展官立漢文中學及港大中文學院，這些都反映他對於中國「文」化知之、好之、樂之，更使傳統「文」教進入中國域外之地的官方制度，登上最高學府的大雅之堂，應合在地華人「世變而道不變」的文化理想，發揮「文」以載道的政治軟實力。

金文泰於1930年離任後，羅旭龢提議繪製一幅金文泰穿着校監 (Chancellor) 袍的畫像掛於香港大學。經港大校方及金文泰本人同意後，羅旭龢將金文泰的校監袍寄到新加坡，並由俄國畫家Schister 親自到新加坡為金文泰繪製畫像。現時此畫像懸掛於香港大學陸佑堂

然而，當1930年金文泰離港後，香港大學便着手改革中文課程，希望與中國大陸的中文教育體制看齊。賴際熙及其門生──官立漢文中學校長兼港大中文學院課程設計者之一的李景康，儘管他們堅守舊體文書寫以及經史之教的意義，但他們在面對新文學新思潮在香港擴散的問題上往往只能是有心而無力。儘管一大批「守古」「衛道」的華人紳商與前清太史主導着香港的文教發展，但他們在1935年卻以隆重、盛大的儀式熱情歡迎訪港的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訪港。胡適在香港享受着國家領導人般的貴賓待遇，與港督貝璐同臺獲頒「榮譽博士」殊榮，也公開向社會各界大談白話文、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意義。此情此境，讓我們看見了香港這座城市流變不居的意想不到的面貎。甚至讓人感到是無關新舊、只有與時俱進的城市本質。

對於時局最為敏感而能夠與時俱新的，莫過於一群佔據香港上流社會要津的華商總會領袖。不論是新文化還是傳統舊文化，只要能夠幫助社會向前發展、有助應合時需的人材培育的，都會受到趨新者的青睞。

四、「文」在香港，情依中國

上文提及的屯門青山「香海名山」牌樓，上書一幅對聯曰：「遵海而南，杯渡情依中國土；高山仰止，韓公名重異邦人」。此聯由前清遺老陳伯陶撰寫，一方面抒發了自身境遇與顧念家國之情，另一方面頌揚了遠離文化中心而南放至潮州任職的韓愈所創下的不朽在地功勳，是如何深獲人們頌揚的，而這反過來同樣也是自剖心跡，以杯渡與韓愈為喻，自勉或弘揚佛法，或實踐儒家教化，不論身在何處都是有益生民的。

除了陳伯陶的對聯外，曾任民國總理的梁士詒也在牌樓石柱上同刻一副對聨，其中一句如此說：「湖山如此，何時返錫到中原？」陳伯陶的「情依中國土」與梁士詒的「返錫到中原」，說明了不論是遺老還是曾為民國的新貴的不同立場的人，身處香港以盡其之力以造福一方，但念念不忘的卻是何是重返家國，寄情於千里外的文化中原。同樣的心跡與情志，也見於1949年來港的唐君毅。唐君毅一生中最年富力強或學術文化思想最燦爛的時刻都是在香港度過的，他最出力的人生事業──興辦新亞書院教育，也是在香港完成的。但是，他只是借香港這個地方成就他的教育事業與文化理想，目的是為傳續中國文化道統而爭取時間培養文化種子，盼望有天重回中國大陸建設祖國。

新亞書院，便是唐君毅用「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建立的文化教育機構，但這個機構本身並不是為了香港而建。唐君毅滿目所見的是中華文化飄零、儒門收拾不住的慘像，故他寄居香港而為中國「自植靈根」，目的是要掀起文化回流反哺運動。因為這種心境，他賦予新亞書院乃至香港另類的文化責任與時代角色。但也基於這種心境，致使他這種寄身香港而又為香港本地高等教育貢獻了近三十年光陰的學界領袖，因為只是注目於中國大陸，故而對香港始終表現出若即若離的情態。他說：

新亞書院最初創辦時，大家師生夢魂繚繞的，是綠野神州的山川廣陸，古今人物；大家所望的，只是早日重返家園，將自己之所學，貢獻於我們原來所在之中國社會。香港「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是大家當時共有的情懷。②

然而，唐君毅不是一個孤例，也不只是一個時代裏居港華人對香港的情感寫照，抱持這種心態的還有其他絡繹不絕的南來者。他們在香港工作、生活，甚至是佔據文教界要津，但他們沒有融入香港的社會的意願，對香港的事物也不感興趣，香港的前途是取決於中國的前途發展，這是他們的基本信念──類似這種對香港若即若離而心懷家國甚或是別國的，從過去到現在都有一大批這樣的人。這也是香港文化地圖豐富而複雜、人心惟危而又嚮往自由的特質所在。然而，要了解香港文化的底蘊，不可不知這特質。不過，我們更要了解的便是，香港正是在這種有意(鄒魯即在於海濱)無意(信美而非吾土)之間，竟然成為北學南移、承傳中國千年文脈的地方。

由汪明荃、任達華等領銜主演。主題曲由羅文演唱，由香港樂壇殿堂級人物顧嘉輝作曲、黃霑填詞。

香港，對於不同時期過境香港或在此長居終老的人而言，都是給予他們空間或場地展現文化理想或實踐政治抱負的地方。因此，我們不必把視野局限於某個機構或特定的組織而視之為一個文化空間，這個空間小至一個公園、一所學校，同時可以大至遺老筆下的那個「海濱鄒魯」的香港，是他們終老的人世淨土。當然，這個城市也曾被看作是被借來的空間，又或是港督金文泰筆下的中英文化交流樞紐。當然，它長時間來也被看作積存文化力量以為中國這個古老國家民族新生效力的地方。從唐君毅那個欲掀起文化回流反哺運動的悲願到今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時刻，香港的城市角色被不斷賦予新的定位，變貌不斷，莫之能禦。曾經風靡多年的經典劇集「家變」，其主題曲「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可謂是一語道盡香港的城市特質。

注釋

①查洪德：〈論元代文論的「文與道一」說〉，《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33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17-248。

②唐君毅：〈新亞書院之原始精神與同學們應自勉之一事〉，《新亞生活雙周刊》第1卷第2期，1958年5月，頁2。

第一章 緒論：人物、機構、空間一、文化香港，書寫傳奇

二、與「文」同在，存茲墜緒

三、郁郁乎文，融合新舊與中西

四、「文」在香港，情依中國第二章 區區小島，海濱鄒魯：宋王臺文化空間的建立一、重新進入歷史視野的「宋王臺」

二、抗戰時期眾相遊覽的「宋王臺」文化景觀

三、「宋皇臺公園」與戰後文化景觀的重建

四、結語第三章 被忽略的舊學旗手：李景康的文教之功與文白取態一、李景康：值得多加關注的嶺南教育家

二、李景康的教育事業

三、文白之用：以保存國粹為原則

四、結語第四章 與時俱變，無關新舊：華商總會領袖對「五四」的迎拒一、華商領袖對五四的態度：1919－1925

二、華商領袖對五四的態度：1926－1928

三、華商領袖對五四的態度：1929－1935

四、結語第五章 新舊共存、各適其適：胡適訪港的迴響與文化意義一、胡適訪港：行程與交際網絡

二、香港政商界對胡適的觀感

三、胡適訪港的迴響與意義

四、結語第六章 自生自滅的文教事業：香港私專院校的創建與轉型一、「手空空，無一物」：私專的創建與限制

二、一所用以收編私專的新大學的成立

三、私專的式微

四、結語第七章 花果飄零，靈根難植：唐君毅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批判一、香港辦學之難：港府的政治控制

二、面對收編：教育理想與現實局限

三、 喚醒民族國家意識的教育：對大學「地方化」、「國際化」的批判

四、 缺乏文化主體性——「中西文化邊緣地帶的教育」五、結語

第八章 結論 後記

陳學然，於廣東梅州出生，香港成長；哲學博士，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及副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文化史、東亞冷戰史、香港史。 著有《五四在香港：殖民情景、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該書榮獲2015 年第八屆「香港書獎」；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再造中華：章太炎與五四的一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編著《潮起潮落：五四運動的精神變調》(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 年)、《家國之間：五四在香港的百年回望》(該書榮獲2021年「香港出版雙年獎」[ 社會科學類]；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年)。學術論文另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台北《新史學》、《臺大歷史學報》、《臺大中文學報》、《漢學研究》、《清華中文學報》以及澳門《南國學術》、香港《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等等。

延伸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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