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刘幸丨《杜威东亚书简》

杜威是美国知名哲学家、教育学家，他于1919—1921年携妻子访问东亚，广开演讲，对整个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期间，杜威夫妇留下了丰富的书信资料。这些书信忠实记录了他们的见闻和感想，折射了当时东亚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呈现了中国社会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沧桑变化。杜威夫妇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与中国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

本书由教育史学者刘幸近十年来在美国杜威研究中心及其他多家公私收藏中寻访到的1919—1921年杜威夫妇的书信资料及相关史料汇编而成，并附有详尽的注释，全面再现了杜威来华这一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1919年4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及其夫人爱丽丝·奇普曼·杜威（Alice Chipman Dewey，1859-1927）乘坐“熊本丸”号邮轮抵达上海码头，受到了学生胡适（1891-1962）等人的隆重欢迎。杜威原本是受邀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其间这个消息传到中国，杜威的弟子胡适、陶行知（1891-1946）等人陆续行动起来，延请老师顺便到中国一游。杜威允诺了，但对于自己究竟要在中国做些什么，要在中国待到什么时候，其实并无清晰的规划。

不过，学生的准备远比老师想象得充分。在杜威抵达中国之前，胡适等人就在《新教育》杂志推出了一期“杜威专号”，初步介绍杜威在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等方面的理论。5月3日，杜威在上海初次登台，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旋即产生了巨大影响。6月，杜威北上讲学，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教育部等处讲演，其影响力由此遍及全国。杜威访华，恰值“五四运动”爆发，他见证了中国学生在这场伟大运动中的表现，让他和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结，也让他一次次推迟了自己返回美国的日程。

随着影响力的渐次扩大，杜威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邀约，他也抱着好奇心走遍了中国从沿海到内陆的十余省份，广开演讲，结交了从知名教授到贩夫走卒在内的无数中国人。杜威的演讲文字，先是刊于报纸，而后集结为书，风靡一时。最终，杜威夫妇从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7月29日，在中国足足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影响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很多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西方学者，在中国生活如此之久，与中国产生如此深刻的情感和学术上的联结，恐怕既是空前，也会是绝后的。（中略）

作为这批书信的整理者和翻译者，我并不想借撰写这篇序言的机会，来垄断关于这批资料的解释权。我期待未来会有教育史、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投入到对这批书信资料的研究中来，共同加深学术界对“杜威来华”这个关键议题的深入理解。

我只想从一个经手者的角度，谈谈自己翻译后的一些感受与思考，这或许可以成为将来审视杜威这批书信的一些必要角度。

首先，杜威的这批东亚书信，是“眼见”与“耳闻”的交织混杂。从1919年到1921年，杜威在华两年多，亲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信中所写，有很多都是“亲眼所见”或者“亲身经历”。尤其让我个人很感慨的是，杜威夫妇亲眼见到了很多女生勇敢参加五四运动的场景，并且在书信中赞扬：“我们刚刚看见了好几百名女生从美国教会学校中出来，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为在街头演讲而被投入监狱的男同学。如果说在中国的生活令人激动，那是实话。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是伴随着艰辛的。”（见1919年6月1日信）这是他们对中国人千真万确的真情流露。但另一方面，杜威不通中文，又是在准备极为仓促的情况下，临时起意到了中国，因此很多时候都要靠中国的学生和朋友为他安排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中国的各类情况，从中国知识分子那里，以“英语”的方式听来的，自然不少。例如，在致信美国友人巴恩斯的时候，杜威表示，“中国政府好的一点是，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资金，所以交通部现在非常有钱，而别的部门则濒临破产。”（见1921年3月13日信）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是杜威靠他自己积累的知识或者他在中国的观察就能讲出来的话。反倒是特别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胡适致信范源濂（1875-1927）的时候，讲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胡适说：“现在中国政府有一个怪现状，就是各部的收入都成了各部的私产。当此国立各大校窘迫万状之时，而交通部方大兴教育事业。交通大学也，铁路职工师范学校也，铁路职工演讲员讲习所也，ーー这些计划，有已实行者（其演讲员养成所本月毕业第一班），不但教职员薪俸无亏，而且学生每月得津贴十八元。” 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想是，胡适刚把这件事讲给杜威听，杜威转头就转述给了远在美国的好友。因此，对于这批书信，需要非常审慎，甚至带有批判性的利用，不能将书信中所言，全部当作杜威所亲见的历史。

其次，杜威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见证者。1919年，杜威是在一个完全有些偶然的情况下到了日本和中国。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1919年，对这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尤其对中国而言，这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份。杜威亲身感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漫长余波，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判断。在这方面，学者言之已详。但其实，杜威还见证了一个关键的历史变化，那就是中国人的对日感情发生的急竣变化。作为一个在那个年代难得的，同时深度游历过中日两个国家的美国人，杜威难免要对中日两个国家进行一番比较。尽管最初花钱邀请杜威的是日本学界，但杜威显然没有沉醉在日本人的觥筹交错里，转而是清晰地意识到了日本朝野在天皇制下走向集权，并且对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野心愈加膨胀的过程。在东北的游历，更是让杜威夫妇对日本关东军治下的南满铁路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杜威也直接地感受到，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明显的恶化，甚至过去多如过江之鲫的留日学生，也急剧萎缩。关于那些曾经的留日学生，杜威的感受是，“大多数听众都曾经在日本接受教育——他们恨日本，但他们的教育体系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抄自日本”（见1919年5月9日信）。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讲，即便是那些曾经到日本留过学，受过日本教育熏陶的人，也渐渐变成了反日派。相反，杜威的书信见证了胡适、郭秉文（1880-1969）、陶行知等一代留美学者的强势崛起。而在山东，杜威听闻的是，“这个省过去每年都要派遣六十名学生到日本，现在他们准备派遣四十名到美国，二十名到日本”（见1921年7月25日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预示着中国教育已经在这个时期从过去学习日本，转向了学习美国，由此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杜威恰恰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

最后，杜威的书信见证了思想史中的一些潜流。杜威到北大演讲，文章汇编为《杜威五大演讲》，一时洛阳纸贵，这样的事件肯定是会永远写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不过，这样的事件就像是大江大河上泛起的耀眼浪花，荡漾在最外面一层，而潜藏在浪花下面的，还有无数湍急的潜流。是这些相互竞逐的潜流，最后托举出了上面的浪花。思想史上的潜流很不容易被人注意到，又很容易被人遗忘，因此，从来都是最不好被捕捉的对象。杜威的书信都是在当时情景之下写的，描摹的都是当事人具体而微的感受，时过境迁之后，反而能够让我们看到很多涌动的暗流。譬如，刚刚到中国才一个月，杜威就感觉到了，“胡适很想要哥伦比亚大学夏德教授所在的系空出来的那块儿地。当然，不是明年，而是后一年。他担心这里的政治煽动会让他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他想要从中脱身出来。”（见1919年6月1日信）很多人觉得胡适回国之后顺风顺水，肯定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但在我看来，杜威显然更懂他自己的学生。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从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席教授上退任之后，胡适很有意愿去接下这个席位，恐怕也和杜威深入交换过意见。到了8月，杜威致信哥大友人，“如果哥伦比亚大学想要给他提供一个中文的教授席位——如果这个席位还是空缺的话——我想，他应该会乐于接受，至少是在一定时间内。”（见1919年8月1日信）坦率地说，这其实就是在为胡适运作了。当时的胡适一方面有种种学问上的抱负，另一方面也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各方角力中疲惫不堪，他想要回到哥大做做学问的心思应该是真的。但可惜的是——同时也可以说，幸运的是——，这件事并没有运作成功，胡适还是留在了北大。胡适本人自然事后也就不再怎么提这茬儿了。但是，这些暗暗涌动的心思是我们理解当事人的一把钥匙。杜威的书信，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见证者。

杜威所记录的历史是百年前的历史，听着仿佛非常遥远，但我看整本书信集里涉及的人物中，最后一位辞世的，大概是张謇的大孙女张非武。张非武生于1916年12月12日，到2016年9月9日辞世，享年一百岁。在杜威的文字下，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三岁的小姑娘，穿一件中国式的裤子，还套着一件日本制的美国裙，边上有刺绣花边，脖子上挂着漂亮的大珠宝”（见1920年6月16日信）。估计这个三岁的小女孩自己也想象不到，未来的她，会经历家国丧乱之痛，但也会有投身“抗日义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壮举，最后会定居台湾，享有高寿。杜威所亲历的这段暗流涌动的历史，其实和我们并不遥远。（中略）

过去数年间，因为求学、工作、生活的原因，我在广岛、东京、筑波、重庆、北京、澳门、威海、哈尔滨等几个城市都长长短短地生活过。漂泊无定之日，翻译这本书就成为了我念兹在兹的寄托。书里的很多字句，是我在辗转不同地方时，在数不清的咖啡馆里一个个敲出来的。这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广岛大学、澳门大学三所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进行这项工作的主场，它们给我提供了安静的翻译场所，以及一个随时可以检阅相关资料的学术空间。澳门大学伍宜孙图书馆每天开放到深夜十二点钟，是我在那里客座时最钟爱的容身之所，让我得以身心从容地打磨书稿。每天深夜，我结束工作，背起书包，跨出图书馆大门，迎面拂来温和的海风，那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我从心底里怀念在澳门大学教育学院的时光。

在过去这些年里，我受益于无数友人的关怀，我也深知任何一种致谢都只会挂一漏万。我在这里只能感谢那些为我这本小书的编译直接提供过帮助的师友。他们包括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Larry Hickman、Matthew Brown、Kenneth Stikkers、Randall Auxier、Nicholas Guardiano，Göttingen University的Dominic Sachsenmaier，创价大学的伊藤贵真、大沼正树，广岛大学的丸山恭司、中村和世，早稻田大学的藤井千春，名古屋大学的Sarkar Arani、早川操，关西大学的山田直之，以及国内的施克灿、郑国民、张斌贤、石中英、孙邦华、周慧梅、丁道勇、张华军、蒋佳、彭姗姗、郑振伟、刘正伟、刘云杉、顾之京、赵林涛、维舟、李林、冯康乐、韦昭、李彦仪、黄彦儒、张楠等。东西文化交流史的大家、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内田庆市为本书题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了我的编译计划，我非常感念。

本书是我所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杜威来华新见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号：EOA220549）的成果之一。

从2017年开始着手修订工作，到2025年全部完成，这份稿子随着我辗转多地，漂泊了太久。如果从2015年初逢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一书算起，我为研究杜威来华一事，已经投入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人生没有几个十年可以挥霍。做这一项研究，对我自己而言，近乎一场豪赌了。但愿这一次，我的运气不会太坏。

刘幸

2025年8月1日夜

于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

西条老乡编辑

夏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