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桥川时雄丨《民国时期的学术界》

桥川时雄是近代日本知名的汉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前在北京生活了近三十年，1920年代初在北大做旁听生，认识了蔡元培、陈独秀、章太炎等中国学者，听过李大钊、胡适、黄节、鲁迅等教授的课程。桥川生前最重要的事迹是主持编纂目录学著作《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书收录的各篇，来自一个日本人眼中民国学术界的方方面面。亦旧亦新的时代，思潮、主义、学派，各擅胜场，这些触动作者心绪的率直写照，既来自第一现场的观察，也包含作者个人的学术趣味与志向，不失为研究民国时期学术史的一批绝好资料。

本书的日语原版由京都临川书店刊行，是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已是六年前之事。这次该书为江苏凤凰出版社的樊昕先生所看中，并由他翻译成畅达的中文版出版，真是可喜可贺。距今数月前，樊先生通过京都大学的道坂昭广教授向笔者寄送了译稿，征求意见。翻阅后我记得其无微不至的译文大致都很正确，只对极少数之处做了订正并返还。

本书的著者桥川时雄在1918年来到北京，生活了近三十年，作为东方文化事业部的总务委员署理，几乎独自一人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事业倾注了全力。桥川只以福井师范学校毕业的身份西渡中国，虽然其生涯与日本国内的学统无缘，但滞留北京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机会深培了学识，可以称得上是独学之人。特别是通过“东方文化事业”的推行与中国的学人有了广泛且深厚的交谊。同时也与访问北京的日本学者广泛交际，到北京必访桥川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惯例。如此多方面的人脉，是由桥川诚实的应对与清新的感性所构筑起来的。

▲『桥川时雄（右）与孙人和』图源：『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東京：汲古書院，2006

实话说，笔者只闻知桥川其名，关于其人的学问并未深切注意。已是十七八年前了吧，从北京一位先生处得知有人寄给桥川的信件在北京被大量出售的消息。来自中国学人的通信已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有，剩下的都是日本人的信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需要斡旋，结果这批约三百通的书信有幸为笔者收藏。逐一检视这批书信，可知桥川广泛的北京活动之一端，可以作为宝贵的学术史资料。遗憾的是过半的书信尚存在著作权的问题，时至今日也不能予以公布。但多亏入手了这批书信，逗引起我对桥川本人的兴趣，于是便有了搜索其遗文的机缘，我的搜查甚至涉及未公开发表的材料。本书所收的《天津、济南及长江地方学事视察报告书》和有关中国学界的两种“大事记”便是这种搜索的结果。

若说到遗文，听说桥川尚存有相当数量用中文书写的著作，被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首的中国国内诸机构所藏。以本书的刊行为契机，不论是已刊或未刊的，我都希望桥川的著作能重见天日。

▲《满洲文学兴废考》桥川时雄著，孟文树译，1982（内部资料）‍，高田时雄｜二〇二二年十月于京都阵南书室｜编后记

本书乃将原长期居住北京的桥川时雄(1894—1982)所写的中国学术界的人物及其动向的文章集为一编。其中除桥川在战前向各类杂志报纸投稿之作外，还包含有未刊的报告书以及在极其有限范围内流通的作品。因多数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术文化有关系，故书名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对于中华民国时期的学术与文化之实际情况，并非一定要给予全面性的介绍与评价。本书所收的各篇，乃是映入一个日本人桥川时雄眼帘的，触动其心绪的对民国时期学术界的诸多侧面的率直描写，在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的学术方面，不失为一批绝好的资料。

桥川时雄明治二十七年（1894）生于现在的福井市酒生町。大正二年（1913）从福井师范毕业后，虽任职小学，对汉学的志向未断，大正七年游学北京，不久就在日系的汉字报纸《顺天时报》等当记者。昭和二年（1927）三月，从顺天时报社辞职，受其援助，从事《文字同盟》杂志的编辑刊行。这一由中文与日文刊行的双语文艺杂志，经常组织特辑，刊行附刊等，其编集乃出自桥川自己独特的视点，绽放着异彩（有1990年汲古书院的影印本）。昭和三年一月以后，他便致力于以庚款即义和团事件的赔偿金开始的“东方文化事业”，其中心事业是《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编纂，不久他就作为实质性的责任者担负其运营，一直到战争结束。至战后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归国，近三十年在北京亲身体验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特别是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编纂过程中，与很多中国学者交往甚深。其中有所谓的清末以来的老儒，也有标榜文学革命的新近锐气的论客等，包含了极其多彩的各色人等。本书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界的人物与现象的描写，完全来自桥川本人最直接的体验。

文字同盟》创刊号（1927年4月） — ▲《文字同盟创刊号（1927年4月）》‍

桥川晚年几次谈及自己的这些经历。东方学会策划的座谈会“学问之追忆：围绕桥川时雄先生的座谈”（《东方学》第三十五辑，1967年）及以阿部洋为责任者的特定研究“作为‘文化摩擦’之一环进行的采访”（采访记录E—4，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国际关系论研究室，1981年）即是。这些资料此后为今村与志雄编《桥川时雄的诗文与追忆》（汲古书院，2006年）收录。又桥川殁后二松学社召开的座谈会（“座谈会·追忆故桥川子雍先生”，二松学舍大学出版部，昭和五十八年九月）也成为了解桥川的参考。对桥川的相关经历有兴趣的读者，可在其中看到相关信息。

以下，就本书所收的相关文章，如初出杂志名及底本的来源等，加以若干说明。

※《天津、济南及长江地方学事视察报告书》，昭和六年一月，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刊。

※《北京的著作界》，《书香》第一号（大正十四年四月）、第二号（同年五月），大连“满铁图书馆”（以下同）。

※《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书香》第四号（大正十四年七月）。

※《北京的出版界》，《书香》第七号（大正十四年十月）。

※《北京著述界的近况》，《书香》第八号（大正十四年十一月）。

※《北平书讯》，《书香》第三五号（昭和七年二月）。

※《北京史迹杂话》，《协和》第二六○号（昭和十五年三月），大连：“满铁社员会”。

※《中国学界的趋势与北平文化的崩坏》，《蒙满》第一八年第一号（昭和十二年一月），大连：中日文化协会刊。

※ 《北京文学界的现状》，《朝日新闻》昭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号，东京：朝日新闻社。

※《北京的学艺界》，安藤更生编《北京案内记》，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北平：新民印书馆刊。

※《江叔海学行记》，《斯文》第一九编第三号（昭和十二年三月），东京：斯文会。

※《章太炎先生谒见纪语》，《制言》第三四期（昭和十二年二月），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

※《京山李维桢传考》，《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创刊号，昭和十二年。

※《杂抄二则》，《中国文学月报》第二三号（昭和十二年二月），东京：中国文学研究会。

※《从中国典籍看朝鲜典籍》，《书物同好会会报》第一〇号（昭和十五年十二月），京城（首尔）：书物同好会。

※《民国二十三年（昭和九年）中国文化大事记》，昭和九年十二月，北平：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

※《民国二十四年（昭和十年）一月至八月中国学界大事记》，昭和十年九月，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

这些文章中，最初刊载的《天津、济南及长江地方学事视察报告书》，是昭和六年的夏天，桥川考察中国南方的报告书。旅行的目的，是考察北京以外的中国学界的状况，探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实现的可能性，进而找寻提要的撰写者。像其在绪言的末尾注以“本报告书中叙及个人之毁誉，有笔者直率批评之处，此记录甚惮他见”那样，桥川颇为率直的意见随处可见。此报告书寄送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后，由该事业部打字印刷并盖押“绝密文件”之印发布给各相关机构，留存今日者很少。又本书最后的《民国二十三年（昭和九年）中国文化大事记》《民国二十四年（昭和十年）一月至八月中国学界大事记》，是桥川作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总务委员撰写的公务报告书，虽未署桥川之名，但不折不扣是出自桥川之手，桥川自己在上述的座谈会与采访中言及并认定。后者被付诸印刷，颇有留存，前者流传则极其稀少，这里所用的是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包含在东方文化事业文件中的版本。如同题目所显示的，由于是按时间顺序详细记述从该年起的中国学术界的事件，其中有用的记录也很多。

其他大体都是刊载于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刊载于《书香》杂志上的有五篇，除了最后的《北京书讯》作于昭和七年外，其他都于大正十四年所作，我认为可能与桥川的同乡友人、任职于“满铁图书馆”的桥本八五郎有关。

《书香》以外的刊载杂志，国内与外地各居一半，刊行年次涉及从昭和十二年到十五年。说起昭和十二年乃是中日战争开始的年份，《中国学界的趋势与北平文化的崩坏》等文反映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同时，桥川对北京与北京文化的沉思，也是很好的文字。

所选文章有若干不同的，是以下三篇。先是《江叔海学行记》，乃值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研究员江瀚（1857—1935）去世一周年祭时桥川所写的年谱及其学术的介绍。《章太炎先生谒见纪语》，前述《学事视察报告书》已言及，为昭和六年（民国二十年）在上海访问章炳麟（1869—1936）的笔谈记录，此乃用汉文书写。又同为汉文的《京山李维桢传考》的撰成经过如次：当时来北平图书馆交换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Dolléans女史，遵照其师Pelliot的指示研究明末学者李维桢（1547—1626）的事迹，由于北平馆所藏的李氏《大泌山房集》已南迁，无从查阅，便经人介绍得以询问桥川。桥川因《大泌山房集》中不载李传，特意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其他藏书中检出数条与李氏传相关的材料提供给她。

《朝日新闻》所载的《北京文学界的现状》，素描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潮流，这里所列举的大多数人名，今日知道的人已不多了。

《北京的学艺界》因为旅行指南《北京案内记》所载，作为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概观，归纳得非常之好。已被上举的《桥川时雄的诗文与追忆》收录，作为本书主题不可或缺的一文再度收录。

《杂抄二则》刊载于竹内好等在东京主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杂志。一为谢灵运《登池上楼》诗的相关异文的杂感，一为与章炳麟的笔谈记录（上述文的日译）。

《从中国典籍看朝鲜典籍》，可能是当时在京城的书物同好会的谈话记录，叙述朝鲜本特质的有关印象。虽然有与本书不太相称的一面，但作为类似桥川风格的文章勉强收录。

以上是对本书收录文章极其简单的解说，最后还要说明一下关于本书的文本。原文假名用片假名的场合，现将其全部换作平假名。又除有时将逗号改为句号外，促音的假名也按照现今的习惯作了微调。这是为了方便阅读而做的技术性的变更。另一方面，汉字保留正体字，假名也一仍其旧。底本，特别是外交史料馆所藏的见于东方文化事业文件中的打字原稿，随处可见的错误不少，但凡注意到的便已改正，关于这些订正并没有特别加注。又对杂志刊载当时的原文，有执笔时间和桥川的头衔，也全部保持原貌。

关于本书的出版，很早就得到桥川家族的承诺，因编者个人的原因迟迟才完稿，尤表歉意。又在此期间，特别是商谈各种事宜的桥川先生次子桥川润氏，未及等到本书付梓便已去世，在此谨祈祷冥福。

高田时雄

译后记

本书日文版名为「民國期の學術界」，由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编集，京都临川书店2016年11月出版发行。原收录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1894—1982）在不同场合发表或未发表的报告、文章二十篇，今取其中十七篇译为中文，介绍给国内的学术界与读书界，以期引起对这位不太为今人所熟知、却又在近代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史上起过特殊作用的学者的关注。关于桥川其人及这批文稿的情况，高田时雄教授在本书中文版的前言与编后记中已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复旦大学石祥教授曾撰《学问吟咏之间——〈文字同盟〉与中日学术交流（1927—1931）》（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增补版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对桥川时雄在北平主编的《文字同盟》及与中国学界之交流作了披露；近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陈言研究员撰有《作为“锚定点”的桥川时雄：他的交游与北京书写论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1期）一文，也利用到本书所收录的部分篇章，概括出桥川本人的东亚文化史观具有“内在于中国、充分中国化的特质”；而关于桥川全方面的诗文造诣、学术业绩、个人回忆录、同僚后学追忆访谈及年谱长编等等，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其婿今村与志雄教授所编《桥川时雄的诗文与追忆》（「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汲古书院，2006年）一书。

本书的翻译，得到京都大学道坂昭广与高田时雄两位教授具体细致的指导。笔者每译完一篇即向道坂教授提交样稿，经他答疑批改、往复讨论，直到全书译竟，再经由高田时雄教授审核润色一过，并赐下中文版前言。翻译具体文本时，或因桥川当时便记录有误，或因日文版整理成书时的误录，造成书中不少人名或书名的错误，以第一篇《天津、济南及长江地方学事视察报告书》为例，“丁稼氏”当为“丁稼民”之误；刘承幹字“幹贻”当作“翰怡”；孙德谦《刘向雠学纂微》当作《刘向校雠学纂微》，《中国文学通志》当作《中国文学志》；马裕藻字“幻渔”当作“幼渔”；苏州“王季烈，字同愈”实则为“王同愈，字文若”，虽同为苏州人，但前者是清末民初物理著作翻译家，后者乃此一时期著名学者、藏书家，桥川时雄拜访的显然为后者；王宝莹“字欣夫”，实际上他是当代著名文献学家王欣夫的祖父；南京“吴光炜”当系“胡光炜”（即胡小石）；庄有可“字大可……其著《大可遗稿》”，当为“字大久，其著《大久遗稿》”；河南大学校长“许扞震”似当为“许心武”（字介忱，扬州人，1931年适任河大校长），凡此等等，均承蒙本书责编徐迈女士一一指出，但因高田教授在编集日文版时有云“但凡注意到（错误）便已改正，关于这些订正并没有特别加注”，因此在翻译成中文时，笔者一以贯之，也未予以说明；只是对于文中一些特殊用语或事件，约略注之，这是要向读者说明的。此外，编有人名索引，以便稽核。

在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承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张剑教授热情无私地奖掖举荐；京都大学道坂昭广教授、高田时雄教授精心指导并联系版权诸事宜；南京大学金程宇教授惠赐重要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吴真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陈言研究员予以支持鼓励；本书责编徐迈女士不惮烦难，核查文献，指疑攻错，改正了大量原书与译稿的讹误，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就在写下这篇“译后记”的几天前，从高田时雄教授处得知，授予该书中文翻译与出版权的桥川时雄长子桥川潜先生已于今年六月以九十七岁的高龄驾鹤西去，先生未及见到中文版的面世，于此谨致哀悼之忱。至于翻译中所产生的错误，概由译者承担。

此书的翻译肇因于我三年前夏秋之间的一次野外访幽之旅，其时正值第一次疫情告歇。回想当时心境，似颇与桥川时雄1973至1975年的某年夏天在长野县信浓町山居所作二首汉诗有同频共调之感，兹录以作结：

游一茶道人墓下二首

落魄江湖市隐今，策丘来读瘦蛙吟。

俳谐寺古扫苔坐，般若汤携墓下斟。

又

是寺清闲客醉稀，读碑人带夕阳归。

池蛙脚瘦虽无力，蹶我草间随处飞。

樊昕

癸卯七夕前一日谨识于缺甃室

・原文选自《民国时期的学术界》一书。

・感谢出版社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桥川时雄(1894~1982) ，字子雍，号醉轩，笔名醉轩潜夫，1894年生于日本福井县足羽郡酒生村。自1918年来到北京，前后寓京近三十年。先后进入共同通信社、《顺天时报》社，并创办个人杂志《文字同盟》；1928年进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组织编纂《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日本战败后回国，任京都女子专门学校（后为京都女子大学）、二松学舍大学教授。著有《陶集版本源流考》（1931年）、《满洲文学兴废考》（1932年）、《楚辞》（1942年）等，译有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冯至《杜甫传》等。

编者简介

高田时雄，1949年生于日本大阪，197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1976年留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事敦煌遗书的语言史研究，1980年获该院博士学位，2005年获京都大学博士学位。后任小樽商科大学、京都大学教养学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现为京都大学荣誉教授。著有《敦煌资料所据中国语史之研究》（1988年）、《敦煌·民族·语言》（2005年）、《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2018年）等。

译者简介

樊昕，1980年生于江苏南京，文学博士，现为凤凰出版社编审。从事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整理出版有《唐艺研究》（2013年）、《赵烈文日记》（2020年）、《谭正璧友朋书札》（2021年），译有《乐府的历史性研究》（2022年）；在《文献》《词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书评、译作等三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