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以来，基于几个相关的课题，开始集中关注日据时期在朝鲜半岛活动的社会科学者。战前、战时期日本在殖民地、占领地以及伪满洲国设立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调查研究机构，系统、广泛地收集了关于亚洲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以西欧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为依托、以坚实的数据基础做支撑的一套高度抽象概括性的知识话语。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与无条件投降，不仅是“帝国”的版图急剧缩小，支撑“帝国”对外扩张、进行殖民地统治的知识网络也趋于崩溃。2025年正值日本战败80年。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策划的网络特别展览“帝国日本的萎缩过程：投降、复员、遣返”为代表，“外地”日本人社会在帝国解体后的处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日本遍布亚洲的知识基础设施在1945年崩溃之后所引发的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很遗憾未被纳入讨论之中。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通常从战争责任的角度出发，对关于亚洲的社会研究持整体批判态度。1990年前后，随着殖民地研究在日本的兴起，日本知识分子对殖民地、沦陷区的认识被重新置于帝国主义侵略史的宏观图景下。开启这一潮流的，是浅田乔二在1985年出版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殖民地认识》（校仓书房，1985年）。本书虽未强调社会科学，但研究对象是“十五年战争”时期，日本言论界的3个关于亚洲社会的论争：殖民地论、满洲经济论争与中国统一化论争。作者指出，包括矢内原忠雄、细川嘉六等人在内的最早的殖民地问题研究者在论争中逐渐确立了三个殖民地支配的核心论点：土地支配、铁路支配与金融财政支配。在关于其他两个论争的介绍中，作者的方法论依然沿用聚焦代表性人物的路数，分析了中西功、大上末广、尾崎秀实等人的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论。受时代的局限，本书对帝国秩序的理解带有鲜明的二元对立论的色彩，并且缺乏对殖民地人民主体性的关照。但是作为最早在社会科学与帝国秩序之间建立联系的先驱，本书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出版的《近代日本的社会科学与东亚》（武藤秀太郎著，藤原书店）在结构上与浅田一书颇为相似，同样聚焦于代表性社会科学者（主要为经济学者）对东亚邻国的认识。武藤一书所涉及的时代跨度从明治中期至战后，所选取的代表性经济学者包括田口卯吉、福田德三、吉野作造、河上肇、山田盛太郎以及宇野弘藏。武藤首先展示了西方社会科学在日本落地生根、并逐渐自发生长的“优等生答卷”。他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明治时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首先在日本流行，其背景在于旧有秩序的瓦解与思想流动空间的出现，但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基础尚未为其充分展开做好准备。随后，在明治20年代后期至大正时期，德国社会政策学派逐渐主流化，“社会的发现”由此发生，社会问题浮上水面，围绕这些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开始出现初步结合。接着，武藤将20世纪30年代至战后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社会科学中的全面主导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在战前及战时能够称为“主导”，尚有商榷空间；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试图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有机结构加以把握的视角，的确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战后，上述思想遗产最终发展为以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等学者为代表的、在日本社会现实中本土生长出来的原创性社会科学。
上述单线性的成功叙事，是至今为止关于近代日本社会科学的共识。武藤认为，近代日本的社会科学与东亚的相遇，恰恰是成功叙事的正反面。如果说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促使日本更为准确地把握了自身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了相对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在同样作为社会科学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日本对亚洲的理解在武藤看来却构成了一种悖论：随着日本近代社会科学日益以“日本如何对标欧洲社会的发展”为核心取向，亚洲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被逐步忽视，日本社会科学最终也因此丧失了正确认识亚洲的分析框架。
虽然武藤的论点对日本社会科学的亚洲叙事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批判，但从研究对象的选取来看，以上两本书体现了日本的“帝国知识建构”叙事的一种典型范式：聚焦帝国中心的知识精英，对其进行批判性审视，却对位于帝国边缘的被压迫群体缺乏基本的关照。这一范式集中体现在岩波书店于2006年出版的讲座系列《“帝国”日本的学知》（全8卷）。从自然科学技术，到经济学、语言文学及区域研究，这套系列丛书广泛涉猎了日本在战前、战时期在各个领域对殖民地和沦陷区的调查研究和话语建构。毋庸置疑，该系列在帝国日本的知识史研究中具有程碑式的意义。然而不论是从该系列的作者阵容，还是从所选取的研究对象，都看得出十分明显的所谓“theimperialgaze”（可被意译为从殖民者的角度凝视殖民地）的色彩。亚洲（除去日本）成为无法代表自己（cannot represent themselves），必须被叙述、被定义的他者。
2014年出版的《帝国日本与殖民地大学》对上述范式进行修正及补全的重要基础研究之一。本书是编者酒井哲哉和松田利彦基于两个基金项目的成果：科研费项目“关于殖民地大学的综合研究：制度、功能、遗产”以及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京都）的共同研究“帝国与高等教育：在东亚的视野下”。本书着眼“外地”的知识空间，厘清了京城帝国大学（朝鲜）与台北帝国大学的创设史、院系（包括附属研究所）建设的制度化以及1945年去殖民化之后的整改历史。虽然这里也收录了关于个别法学者（清宫四郎、尾高朝雄）的专题研究，但本书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从制度史方面对“外地”知识分子身处的环境做了全面彻底的梳理。从殖民地研究的视角出发，本书将同属殖民统治体系、却分属不同管辖域（jurisdiction）的朝鲜与台湾并置为比较研究对象，从而超越了以单一地区为中心的区域研究惯常模式。从资料价值的角度而言，本书特别编制了长达五十余页的附录，系统收录了殖民地大学相关年表、文献目录与档案资料介绍，信息扎实，资料性极强。
从上述基础研究出发，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在最近10年内组织了两次国际共同研究，成果分别为2019年出版的《殖民地帝国日本的知与权力》（松田利彦编，思文阁出版）及2025年出版的《殖民地帝国日本与全球知识循环》（同前）。前者的问题意识，在于试图在两种既有研究范式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是强调殖民地暴力的军事与经济侵略的既有叙事；另一方面，则是受欧美后殖民主义影响、经由“语言学转向”而发展出的、以话语分析为核心的研究路径。通过揭示知识生产背后所依托的赤裸裸的暴力基础，该论集将知识生产的建构本身视为殖民地暴力性展开的一个新领域，并由此进一步拓展了对殖民地暴力形态的理解范围。除去研究现状的介绍，本书共收录23篇关于殖民地知识生产的论文，涉猎地区横跨朝鲜半岛、满洲、台湾，涉及领域法学、文学、宗教学、医学、经济学、农林业、文化人类学等。值得注意的事，近一半作者或出身于日本的旧殖民地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研究机构。
后者从成书背景及出版形式来看，似乎是前者的姊妹篇，但其问题意识实则指向了另一个维度。编者指出，随着“帝国史”（imperial history）这一研究范式在日本学界的流行，冠以“帝国”之名的研究著作大量涌现。然而，其中的大部分仍然局限于双边国家关系的分析之中，从而出现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原本旨在超越一国史框架的帝国史研究，反而被困于“帝国”这一分析单位之内，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叙事结构。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推动下，本书试图突破上述困境，更为明确地揭示日本殖民地知识生产与20世纪上半叶全球知识传播（global knowledge circulation）之间的内在勾连，更加重视台湾、朝鲜等地的本地知识精英，从而将日本的殖民经验重新置于跨国、跨区域的知识流动之中加以理解。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推动下，本书试图突破上述困境：一方面，通过揭示日本殖民地知识生产与20世纪上半叶全球知识传播（global knowledge circulation）之间的内在勾连；另一方面，通过将分析重心转向台湾、朝鲜等殖民地社会中的本地知识精英。由此，日本的殖民经验得以被重新置于跨国、跨区域的知识流动之中加以理解。与其姊妹篇相同，本书亦由18篇关注不同知识领域的论文所组成，其作者群体在学术背景与研究取向上同样体现出多样性。
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这两本论集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们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领域，如心理学、博物学、医学以及农林业等——这些学科在既有研究中往往缺乏系统而成熟的“内史”叙述。其二，得益于作者群体中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所具备的背景优势，两部论集显示出对殖民地社会及其思想脉络的深刻理解；而这一层面的理解，往往是仅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较难充分把握的。作为一名关注知识产生之制度条件与社会功能的研究者，笔者认为，这两部论集本身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实践，也同样值得加以考察。通过引入背景多元化的作者群体，尤其是让来自旧殖民地地区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参与讨论，这种共同的知识生产实践在本体论层面动摇了知识生产中长期存在的殖民性结构，可以说在该研究领域内具有革命性意义。
最后，笔者想介绍乔治·斯坦梅茨近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欧洲社会思想与殖民地经验的新著，作为他山之石。《现代社会思想的殖民地起源：法国社会学与海外帝国》（UP Princeton, 2023）。斯坦梅茨在此书中认为，在法兰西帝国向海外扩张殖民统治的历史语境中，社会学思想曾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从社会效果的层面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加深了对殖民地社会的认识；而从社会学自身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这一过程则深刻塑造了若干至今仍被沿用的社会学核心概念。前一维度长期以来已成为殖民地研究中反复讨论的主题，而后一维度则相对较少受到关注，构成了一个有待进一步展开的分析方向。为了揭示这一新维度在法国社会学中的具体呈现方式，斯坦梅茨将研究重点放在战后法国的“殖民社会思想”（colonial social thought）之上。（之所以聚焦于这一时期，主要在于有别于人类学传统的、较为系统的法国殖民地社会学研究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末逐步形成，并在法国多个殖民地展开实践，而这些殖民地又在随后不同时间相继走向独立：突尼斯与摩洛哥于1956年独立，几内亚于1958年独立，多数法属殖民地于1960年独立，阿尔及利亚则在1962年实现独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斯坦梅茨对四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乔治·巴兰迪尔（Georges Balandier）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殖民地经验进行了发掘与理论上的再诠释。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要介绍斯坦梅茨对布迪厄阿尔及利亚经验的分析。1955年，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背景下，布迪厄被派往当地服兵役，当时他尚任教于法国中部一所中学，教授哲学课程。兵役期满后，布迪厄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并在阿尔及尔大学任教哲学与社会学，直至1960年返回法国；此后，他仍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对当地开展田野调查。斯坦梅茨认为，布迪厄日后著名的文化社会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比如habitus（惯习）、 cultural capital（文化资本）、field（场域）等概念，都是在其阿尔及利亚时期形成的。“以文化资本”为例，斯坦梅茨认为，布迪厄是在观察进入城市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时开始逐渐将声望与荣誉理解为一种资源，亦即资本的形式。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érie*）第一版中，布迪厄提到当地原有的、以声望与荣誉作为价值砝码的体系，在殖民主义的促成的半强制的城市化进程中，以“非人格化、抽象化的货币价值”取而代之。（p. 341f）
在社会科学史协会（SSHA）2022年度大会上，曾围绕此书举行过一次小型讨论会。尽管有学者指出，斯坦梅茨对布迪厄阿尔及利亚经验的分析或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倾向，但参与讨论者一致认为，西方社会理论的自我认识建立在一种对自身历史有所偏颇的“失忆症”之上。这种失忆症尤其倾向于排斥有关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研究，进而掩盖或忽视其在社会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并非这一理论传统的自然属性，而是由这种学科性的“失忆症”所引发并不断再生产的。
这一结论与前述武藤秀太郎关于近代日本社会科学在理解东亚问题上的结构性无能之间，呈现出某种异曲同工之处。欧洲中心主义并非仅仅是欧洲国家所独有的问题，而更是一种深植于社会科学之中的认识论取向或思维模式。若如武藤所指出的那样，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执拗依附使日本社会科学失去了正确理解亚洲的分析框架，那么，从这种“失忆症”中对日本社会科学自身历史的重新打捞、发现与想象，不仅有助于重新思考社会理论的未来及其对亚洲社会的恰当认识，而且也可能在社会科学史层面，为克服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具有普遍性的难题提供来自日本经验的新的启示。
作者简介
周雨霏，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京都）特任副教授；大阪大学博士（人间科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科学史、日本经济思想史。在《史学月刊》、（日）《日本思想史学》、《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等学术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英文专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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