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就要过去了，逝者如斯，倏忽一瞬。很惭愧，并没有读几本书，所以只能仔细搜罗阅读的痕迹和印象，方才能回忆起关于读书的点滴，但真正想记录的大多是不务正业之读，愧何如之。
2025年读的第一本书，是兰佩杜萨的小说《豹》，讲述的是19世纪中叶意大利统一背景下西西里巴勒莫地区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这部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杰作甚至并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却凭借内中泛溢出的某种神秘力量使读者不忍掩卷，上一次有这种体验还是多年前读匈牙利小说家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所谓“神秘力量”，盖指小说牵引读者的叙事动力，推动我读下去的问题是，法布里契奥亲王的家族在1848年意大利革命之后的命运几何，其中包括家族共同体的命运，也包括亲王及其身边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命运，“何以至此”，是在阅读过程中常常思考甚至沉思的问题。
故事发生的巴勒莫地处意大利以贫困著称的南方，小说第四章专门通过亲王之口阐述兰佩杜萨所认识的南方：西西里人固守着这片土地，无论经历怎样的历史变迁或受到何种新思潮的影响，都会拒绝外部力量的干涉。这不由得使人想起葛兰西著名的“南方问题”论断，葛兰西认为“南方”既是地理概念，又是一种从属社会论述，他认为作为统一之前“残余”的“南方”必须被纳入到作为整体的意大利中才能被赋予活力。相比之下，兰佩杜萨对“南方”持悲观主义态度，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种政治能解决“南方问题”，其中隐含的是贵族世界向资产阶级世界的转变之难， 他在小说中通过萨利纳亲王的言行与内心独白， 透露出对变革的疏离与怀疑，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北部资本主义与南部封建残余“抗衡”的复杂性。
《豹》的中心人物法布里契奥亲王，是对历史、现实和未来都充满忧愁的迟暮者形象，他常常失眠，深感年龄带来的体力不支以及对岁月流逝的无能为力，加之将生命的归宿与西西里的归处合二为一，更显清冷悲凉。对亲王的刻画，弥散着萨义德所谓的“晚期风格”，而所谓“晚期”，又何尝不是小说作者兰佩杜萨的文本投射？兰佩杜萨漂泊半生，满怀深情完成一部杰作，内中既刻画了以祖父作为原型的亲王形象，又在此形象的镜像中真真切切描摹着自己。难能可贵的是，如萨义德所言，兰佩杜萨的“晚期”“具有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本真和一种强硬的苦行原则，排除了多愁善感的怀旧”，这也是“神秘力量”的另一种表现。
《豹》也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别样的历史小说。之所以说“别样”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言及意大利史，脑海中浮现的都是文艺复兴和二战史，而忽略中世纪和19世纪史。以至于读到《豹》勾连出的19世纪后半叶历史，既兴奋又好奇，所以又找了几部意大利史来读，比如《命运之力》《意大利历史10讲》和《剑桥意大利史》等，其中泛溢出的史观可以作为阅读或理解《豹》的背景或切口。此外，史蒂文·史密斯在《现代性及其不满》中专辟一章阐述《豹》的“政治教诲”，也相当精彩，值得一读。
10月初，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拉伊·拉斯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又重读了他的成名作《撒旦探戈》。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部小说的圣经书写问题，但碍于文章篇幅未及展开，那时候也不知道拉斯洛本人是一位天主教徒，后来闲读《圣经》及刘意青、陆扬等老师关于圣经文化之作，尤其是重读弥尔顿《失乐园》之后，越发觉得这部小说与圣经及圣经故事的隐秘关联。比如撒旦，是一个在《圣经》《神曲》《失乐园》《浮士德》中都出现过的形象，《撒旦探戈》中究竟谁是撒旦？我一直认为是“大骗子”伊利米阿什和他的随从，可是重读发现，原来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骗子”，以至于撒旦可以被理解成是共同体形象。再如，小说中存在大量雨的描写，寒雨、湿雨、冷雨、秋雨、暴雨等，不一而足，而《创世纪》中言，“我要降雨在地上七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灭除”，又言，“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其指向显然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所谓的“末世般的恐惧”。
言及“末世”，自然会勾连出匈牙利经历的多个“末日”。一旦进入小说的纵深，考虑到拉斯洛的匈牙利作家或东欧作家身份，并旁及自1526年到1956年的匈牙利历史，有理由相信其小说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或政治隐喻，1526年莫哈奇战役之后王国不在；1848年革命之后仍然“委身”于奥地利；1918年领土丧失；1945年沦为前苏联卫星国；1956年更遭重创，前前后后的创伤形塑的是一个又一个独属于匈牙利的“末世”。
虽然是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非评判一位作家的唯一标准，但再读时还是会不时发问，拉斯洛何以获奖？“末世”恰是答案之一。在一个后现代主义创作爆炸的时代，拉斯洛始终如一的持续性创作和最终“脱颖而出”显然既指向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又指向当时代的社会与历史问题，换句话说 ，《撒旦探戈》圣经书写延伸的终点是20世纪匈牙利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小说讲述的确乎是一场骗局，小镇中既受伤又受难的人们苦等“复活”的“救世主”，最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故事看上去极为简单，所以朗西埃言之除了一场骗局之外什么都没有，然而朗西埃似乎忽略了小说在象征或隐喻层面讨论了极为复杂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赤字。《撒旦探戈》充满了等待、争吵、窥视、隐瞒和欺骗，小说中任何一组人物关系都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人人都是自私鬼，人人又都想不劳而获，数十年乡里乡亲，毫无感情可言可信，悲乎哉，可悲也。问题之二是小说作者萧索的愁绪，如果将《撒旦探戈》的村庄“事件”理解成是一种国家象征，那么1954年出生的拉斯洛恰好见证了匈牙利政府轻信西方国家导致的债务危机，其内核与村民轻信伊利米阿什如出一辙。问题之三人类普遍的生存危机。从对匈牙利或东欧的思考发散开去，拉斯洛更为关心的是当时代人类的命运，如卡夫卡和加缪一样，《撒旦探戈》同样具有预见性，后疫情时代、经济大衰退、无端的战争、人心之不古，这个看上去活生生的时代又何尝不是新的“末世”？因此可以说，《撒旦探戈》看上去是一场“骗局”，但是历史上作为民族国家的匈牙利之遭遇及其所结构其间的未来世界，哪一个又不是骗局？
除了小说，也读其他书，常常边读边忘，但也多有让我眼前一亮之作，日本关西国家大学现代社会学部刘争老师的《“例外”的个体：论加藤周一及其思想》就是其中之一。“例外”是加藤周一的核心概念，刘争老师以此为逻辑原点立论，尝试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将“战后”和“现代性”问题化并尝试超越这一逻辑的知识大潮中，加藤周一的“例外”思想具有何种独特性，对一系列日本战后社会的课题具有何种启示。
作者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论述：一是将加藤周一置于日本“现代”进程中，呈现或凸显出他作为战后知识分子的位置和独特性；二是从“杂交种文化”和“本土世界观”出发，以《日本文学史序说》为核心深掘加藤周一所谓的“例外”状态；三是着重讨论作为“例外”知识分子原点的山上忆良及其创作所伴生的“本土世界观”；四是在加藤周一与丸山真男及竹内好的比较中呈现出他对后二者思想的延伸；五是借助萨特对克尔凯郭尔的阐释旁论“杂交种文化”与“多元性”“复合文化”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归结起来，其意在说明加藤周一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作为一位独立、深刻且具有综合视野的文化批评家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并阐发其思想对于理解日本文化特质、思考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与知识分子角色等普遍问题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其实，刘争老师处理的是一个非常艰涩的话题，但她却如“讲故事的人”一样娓娓道来，将复杂的理论难题做了看上去朴实无华实际上充满巧思的处理，使读者流连忘返。因为收益颇多产生兴趣，读过了《“例外”的个体》之后，我又找来加藤周一的书，择其要著精读。其中之一当然是《杂交种文化》，读过其中的几篇文章之中，更加了解“杂交种文化”的细节；之后又读《日本文学史序说》，对其中的“文学相互影响论”深信不疑，转过身在再读《“例外”的个体》，一些困难也算是迎刃而解。
加藤周一和日本文学都不是我的术业，所以一些时候只能囫囵吞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便如此，所谓“杂交种文化”和“例外”状态都为我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充分支撑的可能。比如，在重思新中国史电影问题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突破独立的电影史“事件”，将其纳入到冷战或全球语境中，寻找全球性和在地性关系中的中国电影，使一些看上去在电影史上已有定论的问题生成新的理论增长点。再如，重读达姆罗什创生的“超级经典”“反经典”“影子经典”等表述，会勾连出这三个概念与“孤高的系列”“例外”之间的关联，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反经典”作家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也都是“例外”？与之相关的思考都是承蒙刘争老师对“杂交种文化”的阐释所得。
《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是赵瑞蕻的旧作，在出版40多年后又再版。之前读这部著作的困惑是，如何厘清鲁迅思想和赵瑞蕻解说之间的差异，因此这次重读的同时也重点关注两者的区别。深入其中才发现，鲁迅的原著解决的是核心层问题，而赵瑞蕻的注译解决的是外围层问题。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作者是从诗学意义上阐释《摩罗诗力说》的，所以才称之为是“我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并情文并茂，意味深长；所向披靡，令人神往”，换句话说，如黄乔生所描述的那样，赵瑞蕻对鲁迅的敬意在于其“心灵感应”和“精神继承”。
在同样敬仰作者扎实的注释功夫和浪漫主义解说的同时，我更为关心的是《摩罗诗力说》在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蒙昧阶段扮演的身份角色，毕竟，这篇具有檄文性质的文章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早期比较文学的样本。那么，鲁迅在这个意义上所关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如众所知，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在淹留日本期间开始关注并译介弱小民族国家文学，所以《摩罗诗力说》专门介绍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人，周作人后来回忆说选择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进行译介都是有意为之。说来也巧，陈独秀1921年也提到了“弱小民族”的概念，他以太平洋会议为中心告诫在美中国留学生不要再做关于帝国主义的“迷梦”，认为受列强压制的中国、朝鲜及西伯利亚都属于“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足见当时知识人已经注意到“小国”和“小国文学”等概念。鲁迅假道《摩罗诗力说》译介小国文学并力推之的原因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得以发生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方面，在日本屡遭白眼的鲁迅已经充分认识到，即便晚清政府仍以“上国”自居，当时的中国也如波兰、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家一样沦为“小国”，这些国家的文学也就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样本，何况，所谓“摩罗诗人”都具有文学性和革命性的双重品格，作为“革命者”的裴多菲之所以受其重视，盖因其兼具“启蒙”和“救亡”双重属性。另一方面，彼时的鲁迅也在思考关于“世界”问题，晚清以降，天崩地裂，“世界”观念重塑“夷夏”观念，同时也改变了鲁迅认识世界的态度和认识，以至于在他早年的几篇文言论文中，“世界”已经取代“天下”，提示读者“天朝大国”在鲁迅的内心渐次趋从于浩浩荡荡的“世界”发展潮流。二者相叠，《摩罗诗力说》的创作足以证明鲁迅如何看到“小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又如何试图通过民族文学创作重构“世界文学”空间的等级结构，这些，亦可勾勒出20世纪初期“世界文学”进入中国的隐秘线索，也是重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比较关心的问题。
后来的历史证明，《摩罗诗力说》完成了彼时“小国文学”的初步“中国化”，在译介的过程中，“摩罗诗人”成为“他者”，随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需要葆有各个时代的文学品格；而且，鲁迅藉此也开辟了“世界文学”的“在地性”道路，“摩罗诗人”“抵达”并影响中国必着中国之色彩，作为作家的裴多菲在美国评价与在中国的评价一定不尽相同，其中所见“中国性”可以被认为是超越文学概念边界的世界属性，从中可见“世界文学”的历史复杂性。
如果说前述几本书尚在计划阅读之中，那么《欧洲的黄昏》则是一部邂逅之书，本因等时放在书包里，不想读起来手不释卷。作者伊万·克拉斯特耶夫是保加利亚杰出的政治学家、索菲亚大学自由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是《金融时报》《卫报》《纽约时报》等媒体的特约评论员，所以文风晓畅优雅、深入浅出。那么，“欧洲的黄昏”，所谓何指呢？
克拉斯特耶夫认为，欧洲一体化并非“一往无前”，金融危机、难民潮与英国脱欧等冲击证明，欧盟可能倒退甚至解体，其赖以生存的“开放边界”与“共同规则”正遭遇全面挑战。究其原因，他认为移民问题带来的 “人口恐惧”与“文化身份危机”使西欧白人恐惧主权丧失，这导致欧盟 “开放价值观”与民众“封闭需求” 产生根本对立。而且，欧洲民众通过民主程序（如公投）选择反欧盟、反自由主义的政策暴露出 “民主与自由主义” 在欧盟框架下的内在矛盾。这诸多要素都导致“欧洲的黄昏”，其内在揭示的是，欧盟在追求“开放社会”理想时，遭遇了民众对“封闭身份”的强烈反弹，而这一矛盾可能使欧洲陷入漫长的政治僵局与价值迷茫。
因为近些年来一直关注匈牙利文学的缘故，所以我比较关注的是作者作为保加利亚学者的东欧视角，这种视角的核心在于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造成西欧和中东欧的分裂，东欧人则更加怀疑布鲁塞尔的难民政策，这种不信任从欧盟过渡到自己的国家，加之历史遗留导致的种族多样性、苏东剧变产生的身份危机、后冷战时代的人口外流、东欧国家与吉普赛人的间隙、东欧国家没有殖民“原罪”，导致东欧政府和公民对欧洲一体化及其未来的认识与西欧大不相同。作为东欧公共知识分子，克拉斯特耶夫是发声筒，又是扩音器，他在有意识地提示读者，在哈布斯堡王朝解体100年之后，欧洲将面临新的“坍塌”。如今，上距克拉斯特耶夫思考此问题几近10年，欧盟内部矛盾虽然纷争不断，但尚坚挺。当然，英国脱欧、经济低迷、难民代价、公投失效如何重塑欧洲，我们只好拭目以待。
不知道为什么，读《欧洲的黄昏》，总是能想起雷蒙·阿隆和托尼·朱特的书，尤其是后者的杰作《沉疴遍地》，如果说《沉疴遍地》侧重道德哲学和社会经济分析，讨论的是20世纪的欧洲问题，那么《欧洲的黄昏》则在其延长线上思虑21世纪的欧洲，更加强调政治心理学和地缘政治，以及解构欧盟的内部文化冲突与制度悖论。朱特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道德与政治危机，比如新自由主义主导下欧美社会经济不公、服务退化，伴随而来的是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衰落，他呼吁重建新的社会契约。遗憾的是，新的契约尚未塑形，欧洲又产生了克拉斯特耶夫所关注的新的问题。但也应该相信，虽然未来无法期待，但是老欧洲的贤能政治和新欧洲的知识精英相互配合补充定能在或短暂或遥远的未来解决好他们自身的问题，这是对欧洲的信心，也是对世界的信心。
伊万·克拉斯特耶夫在本书最后写到，“生存有点像写诗，甚至连诗人都不知道它将如何结尾”，亦可以这句话为本文做结，既然人生常有不可逆料者，那么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吧。新年快乐！
作者简介
符晓，文学博士，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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