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阳明学十讲》丨周志文：日本阳明学的发展与现况

阳明学对整个东亚文化影响深远，是东亚文明互鉴文化互涉历史上不可忽略的经典之一。《阳明学十讲》是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周志文先生基于讲稿整理而成的新作。该著对阳明学之前儒学的历史进行溯源，分析了阳明学出现的背景，对阳明人生与学术进行了精到论述，铺陈了王门后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里节选该书第十讲第二节，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在邻国日本阳明学的发展与现况，从而思考历史时空中中日两国文化空间的共建与延承。

说起日本的阳明学，可能要从僧人了庵桂悟（1425~1514）说起。传说了庵曾于正德四年（1509）奉当时日本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澄之命出使中国，当时了庵已八十五岁。过了三年，了庵访问了宁波的阿育王山广利寺，据说在寺中见过阳明，并与之交谈甚契。了庵回日，阳明写了《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此文转载于不少日本史料中，又说真迹藏于日本山田博物馆，今《王阳明全集》未收）。假如所记正确，这应是阳明本人或阳明学与日本发生关系的开始。日本近代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6~1944）说过：“桂悟亲与阳明接触，为哲学史上不可看轻的事实。”但了庵是僧人，对阳明学的兴趣可能不高。

要谈到阳明学影响到日本，得从另一人说起。

晚于了庵近百年，日本有位下层武士名叫中江藤树（1608~1648），脱藩（指武士脱离所属的本藩成为自由人）之后，在家乡办了个藤树书院讲学。中江藤树原来是宗朱学的，后来转向阳明学，据说他讲学的内容就以阳明的良知学为主。他的学生有各式人等，有武士、农人、工匠，非常像阳明门下，尤其如泰州一派的光景，当时人给了他个称号，叫他“近江圣人”。在日本讲阳明学的，中江藤树可称为鼻祖。

日本德川时代初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日本阳明学派的创始人。名原，字惟命，通称与右卫门，号顾轩，门人称之为藤树先生。被世人称为“近江圣人”。他根据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注重学问的实践，开创独特的日本藤树学。其高足有熊泽蕃山、渊冈山等。著述甚多，主要有：《孝经启蒙》、《古本大学全解》、《大学解》、《中庸解》、《中庸续解》、《论语解》等，收于《藤树先生全集》中。

中江藤树于四十一岁盛年早逝，但他的讲学影响不小。死后，他讲的阳明学分成了两派：一派倾向于继承阳明学的心学传统，称为“德教派”；另一派主张发扬阳明的事功实践，称为“事功派”。讲事功的一派出了个大人物，名叫熊泽蕃山（1619~1691）。他一生讲学、著述不断，德业俱佳，极得当时与后世的钦服，对王学的张扬做出了很大贡献。日本后来的汉学家荻生徂来（1666~1728）对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盖百年来儒者巨擘，人材则蕃山，学问则仁斋（指另一位儒者伊藤仁斋），余子碌碌未足述也。”对蕃山评价之高可见一斑。熊泽蕃山死后，王学在日本沉寂了一阵子。

明亡后有位大儒因抗清失败而流亡日本，他就是朱之瑜（字鲁玙，号舜水，1600~1682）。朱之瑜跟阳明一样都是浙江余姚人，但他不是阳明一派的学者，他的学问比较倾向朱子。明末他曾参与了地方的抗清活动，失败后逃往日本筹饷（当时汉人禀民族大义，不屈于清而乞师或筹饷日本的很多，黄宗羲即有《日本乞师记》一文），又辗转舟山、闽粤沿海，还一度帮助过郑成功、张煌言等人反清复明，但朱之瑜历经数年努力无果，最后只得居住日本。在日本，他很受知识界的敬重，德川家康的后人曾迎他到江户（东京），并且以弟子礼事之。后来他死于日本。日本人对他以国师相待，优礼有加。

朱之瑜，字楚屿，又作鲁屿，号舜水，明代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明末贡生。因在明末和南明曾三次被皇帝特征，未就，人称征君。明朝学者、教育家。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朱之瑜看到清政权日趋坚固，复明无望，毅然辞别国土，流亡日本。他的学问和德行得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礼遇和尊重，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聘请他到江户（今东京）讲学，执弟子礼，许多著名学者都慕名来就学。朱之瑜死后，他讲学的书札和问答由德川光国父子刊印成《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

尽管朱之瑜的学问不宗王学，但他重履践、轻玄虚的学风，极受日本学者看重，连带使得汉学（中国学）受到重视。日本的王学在他之前广泛流行于较低阶层（如中江藤树的学生），此时因他而慢慢提升了地位。说起来有点可笑，清朝是王学很不受看重的时代，清朝的学术中心不在思想，而在考据名物，但在同一时代的日本，研究与接受阳明学说的人很多，这些人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学问的区块，后来影响到19世纪中晚期日本的维新运动。

在明治维新之前，阳明学沉寂了一段时间，当时日本学坛，宗中国学的那一派又恢复了对朱学的尊重，而想要舍弃汉学的被称为“国学派”的学派又在兴起中。所谓国学派，其实就是以日本本身的学问为主的学派。这一派的兴起，显示了日本想在学术上展现自信与自主。另外一派是欧化派，他们设法建立一个学术流派，要让日本极力摆脱它属于亚洲国家的命运。当时他们憧憬的对象是欧洲的荷兰，因而有所谓“兰学”（“荷兰学”的简称）的产生，可见当时日本学术界的方向的分歧。

在19世纪初叶，日本出了个叫大盐中斋的人。大盐中斋（1793~1837），世称大盐平八郎，早年做过小官，三十七岁时辞去官职，隐居起来读阳明的书，对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问有深入研究。他非常自律，读书用功，有发愤起来十日不寐的记录。他学阳明早岁在“阳明洞”研读，辟了一个叫“洗心洞”的地方自修及讲学，又与当时另一位阳明学家佐藤一斋不时讨论，以独有的一套方式诠释“良知说”。他著有《洗心洞札记》与《古本大学刮目》等书，后死于率领农民起义夺粮的抗争中，是个既有学问又有行动力的人物。

大盐平八郎，名后素，字子起，通称平八郎，江户时代后期阳明学派儒者。大盐平八郎到处为穷人铤而走险，因而受到大多数明治维新志士的崇拜，他的英勇事迹鼓舞了志士的武力倒幕斗争，后来他被推崇为“民权的开宗”，成为自由民权论者攻击专制政府的一大精神支柱。

佐藤一斋（1772~1859），出身江户藩邸，在藩中的地位很高，曾担任幕府最高学府昌平黉的儒官（也就是总负责人），地位有点像中国的太学祭酒，弟子最多时达三千人。著有《言志四录》。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官学还是宗朱熹系统的，佐藤一斋对阳明的良知学心有独钟，所以有人说他是“阳朱阴王”。由于他地位高，年岁长（活了八十八岁），他之宗阳明学，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深。

不久到了明治时代，阳明学变得昌盛起来，这是由于阳明学并不提倡要有高深的学问——我心的良知是现成的，只要“致”了良知，平凡如我，也可以为圣为贤——这说法给一般人的鼓励很大，所以阳明学之兴都在旧社会崩解，新时代、新观念将立的时候。

佐藤一斋，名坦，字大道，号惟一斋，美浓岩村藩士，德川后期著名儒者。曾随中井竹山、林述斋学习，后任昌平坂学堂教授，因给经书加标点而博得“一斋点”美名。为学贵自得，于程朱陆王，主张兼取并容，而尤属意于阳明。

阳明是有事功的，“知行合一”鼓舞了力行实践的精神，这点最能迷住想要有所表现的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社会有种力量在涌动，希望国家能富强，社会弥漫着一种亢奋求进的气息。这时热衷于阳明学说的人很多，而且多是重要人士，其中有武士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学者福泽谕吉（1835~1901，思想家）、商人涩泽荣一（1840~1931，被后世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政治家伊藤博文（1841~1909，明治维新首任首相，也是日本政治史上的第一任首相）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能影响风气的风云人物。

当然阳明学的盛行跟日本社会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到了20世纪，日本接触到整个世界，阳明学在国防、商业乃至政治上的影响力就慢慢变小了，回归学术领域。20世纪之后，日本的阳明学者不算少，但限于篇幅，我在此只介绍一位有名的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

冈田武彦（1908~2004），日本九州人。他一生研究中国思想史，尤其精于明代思想，与同乡的荒木见悟被誉为日本近代明代思想研究的双杰。光看他的著作，就知道他是阳明学研究的领袖人物，其中与阳明有关的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现代的阳明学》《儒教精神和现代》《王阳明纪行》《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等。他不只毕生从事阳明学的研究，而且晚年奔走于中日两国，张扬此学，对后学影响很大。冈田武彦在日本到处募钱，帮忙修复许多有关阳明的古迹，今天在绍兴兰亭附近的阳明墓，就是他在日本募了资金帮助修复的。我曾两次拜谒阳明墓，其中一次是在清明节，未见到任何来此扫墓祭祀的人，只有我带着几个学生在墓前行礼，心中感触万千，自然想起日本的阳明学与冈田武彦先生了，我是怀着崇敬与感谢心情的。

本文节选自周志文著《阳明学十讲》“第十讲”。中华书局2022年7月出版。

感谢作者和中华书局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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