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我学术事业的转折之年，4月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出站，5月入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这一年始终伴随着兴奋感，忙忙碌碌，却也有些收获。年初写完了出站报告，又断断续续完成了三篇文章，讲授了一门本科生新课，读完了十余本专著。年末收到毕雪飞老师布置的任务，便欣然接受，希望乘此机会在对本年度学术阅读作一小结的同时，亦与众师友分享5部于我而言颇有启发的著作。需要说明的是，受限于个人学术旨趣，部分书目溢出了东亚研究的范围之外，故而不以“东亚”设限，而仅以“阅读书目”为题，还望读者见谅。
站在新的人生阶段回望，我深感任何具体研究都难以脱离其背后的知识秩序，首先推荐的是文韬教授的《知识分类与中国近代学术系统的重建》，这也是我今年在思考“近代中国的神话知识重构”问题时最重要的参考著作。这本书直击一个核心困惑：我们今日所持的学术概念、领域与问题意识，其“现代形态”从何而来？它从根本上揭示了，这一切并非天然，而是晚清以来知识系统被深刻重构的结果。
若想理解近代中国学术的根本变革，“知识如何被分类”是一个精微而关键的入口。这部巨著的核心追问在于：当中国参照西学重分类别时，所改变的远非学科名称，而是认知世界的整套逻辑。它超越单一学科史，呈现出一场知识“物之序”层面的整体地震，指出西方学科体系实为一种需在后殖民语境下检省的文化权力实践。当“经史子集”被“文理法工”取代，被重构的是思想的坐标与意义的尺度。
本书方法论极具启发性，采取“纵横联动”策略：向上透视作为支配性力量的分类逻辑本身；向下精细钩沉学科概念、系统结构等节点，编织成动态网络。读者将亲历从“格致”到“物理”“化学”的定名之争，到“文学”概念的收缩转型等关键现场，每一案例都揭示着两种文明认知体系在深层的碰撞与协商。正因如此，本书价值远超一般学术史，它在帮助我们把握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的“转型与再造”的同时，亦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了对西学的接受过程。对东亚文化研究者而言，它的启示尤为深刻：许多关于东亚传统文化的“特质”论述（如“中国神话零散”或“历史化”），很可能并非自古皆然的客观事实，而是在近代知识系统的“整体平移”中被特定分类滤镜所塑造的问题。理解这段历史，即是理解我们自身学术视角的由来，从而获得一种更为清醒、自觉的批判立场。
最终，这部著作引领我们进行关于知识、权力与文明对话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平等交流与学科互动，必须始于对各自知识体系生成历史的谦卑审视，始于对潜藏于思维深处的“分类”无意识保持永恒的警觉。这或许正是其留给当代读者最珍贵的遗产。
而对于近代中国而言，知识的更新与重组绝离不开取径日本完成的对西学的翻译。在围绕“文化翻译”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两部重量级专著：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与乔治•斯坦纳的《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重构”过程中，学科框架的移植与概念语言的翻译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文韬教授从宏观的“分类”逻辑揭示了知识秩序的重组，而若想深入这一过程的微观肌理，探究具体概念如何在跨越语言的实践中被发明、协商与固化，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便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判透镜。对于东亚研究而言，这部著作尤为重要，因为它将近代中国与日本共同置于一个跨语际的意义流通网络之中，迫使我们将思考的单元从孤立的“民族国家”扩展至相互参照的“区域知识环流”。
刘禾此著的核心创见，在于其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研究范式。她犀利地指出，不同文化间的概念翻译，往往建立在一种“虚拟的等值关系”之上。这种“等值”并非天然的对应，而是在权力不对等的语境下，通过主方语言（译入语）对客方语言（源语言）的挪用、篡改与驯化而被建构出来的。这一过程绝非简单的“移植”，而是一场充满张力的意义创造。例如，书中对“个人主义”“国民性”等话语的精彩剖析，揭示出它们如何在翻译中脱离西方原初语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焦虑与本土资源中生成全新的、甚至悖反的内涵。刘禾特别警示我们，不应将某种语言中“对等词的缺席”轻易视为该文化的“欠缺”——这种思维本身即暗含着话语的霸权。这直接呼应并深化了我们对于“神话”概念东渐的思考：并非中国“缺少”神话，而是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强势参照下，我们固有的、散见于史籍与民俗中的神圣叙事，被迫进入了一套陌生的分类与阐释体系，从而被“发现”或“塑造”为符合其标准的“神话”。这一过程在东亚内部同样上演，日本通过对“记纪神话”的现代阐释确立了自身的体系性，而这反过来又成为中国学者焦虑与仿效的对象，构成了东亚现代性自我形塑的复杂镜像。
如果说刘禾的研究为我们绘制了概念跨语旅行的精确地图，那么乔治·斯坦纳的《巴别塔之后》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场旅行本质的深邃哲学图谱。斯坦纳将翻译置于人类沟通与文明存续的核心，将其定义为一种根本性的“解释学行为”。他提出的理解与翻译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精妙地描述了意义在跨越语言边界时所经历的冒险：从初始的“信任”可译性，到不可避免地“侵入”并拆解原文，再到将异质成分“吸收”纳入自身体系，最后试图以创造性的方式对原文进行“补偿”。这一动态模型超越了“直译/意译”的古老争论，将翻译视为一种能动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创造行为。将其置于东亚语境，我们便可看到，近代中日两国对西学的“吸收”与“补偿”方式迥异，这不仅源于不同的“主方语言”结构，更深植于各自文明内部应对冲击与进行自我更新的传统机制。
尤为启发性的是斯坦纳的“文化拓扑学”视角。他将文化本身视为一系列“常量”（如主题、母题、形式）通过翻译与变形而构成的拓扑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跨越媒介、语言和时代的“半转型”（如诠释、模仿、戏仿）中不断生成新的形态。这一洞见让我们得以将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视作一场宏大的“文化拓扑”运动：传统的“常量”（如经学思维、文章体例、宇宙观念）在西学新“函数”的映射下，发生了扭曲、折叠与重组，从而呈现出全新的学术地貌。推而广之，整个东亚近代的知识景观，亦可被视为传统“常量”（如汉字文化圈的共享经典、儒学观念、叙事母题）在西学“函数”的强力映射下，发生的既相似又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扭曲与折叠，最终形成了彼此关联却又路径分明的现代学术地貌。
综上所述，文韬、刘禾与斯坦纳的著作，分别从知识秩序的结构、概念翻译的政治与跨文化理解的哲学三重维度，为我们破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之谜提供了关键工具。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极具解释力的工具箱，不仅适用于中国个案，更能引导我们重新审视东亚共同经历的、从“天下”到“万国”的知识与价值体系的重组历程。它们共同指引我们认识到：现代中国的人文知识，并非对传统的简单断裂或对西方的被动接受，而是一场发生在“分类”框架与“翻译”地带上的、充满能动性与复杂博弈的创造性重构。理解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澄清历史，更是为了在今日的全球化学术对话中，获得一种更为清醒、更具批判力与创造性的主体位置。
承接前文对知识转型中翻译与接受机制的讨论，若欲在具体的历史案例中检验上述理论框架，我推荐邹振环的《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宋念申的《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两部著作，均为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证领域。《世界想象》一书聚焦于明清之际，此时期是西方地理知识与中国传统天下观发生实质接触并开始融合的关键阶段。在阅读中，我深感其论述与我对明代《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的研究密切呼应（参见刘雪瑽：《明代人的海外异国想象——以〈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为中心》）。该图一方面吸纳了利玛窦所传的“亚泥俺国”“意大利亚”等域外地名，另一方面却依然坚持将中国置于图面中央，并将海外大陆描绘为环绕周边的岛屿；它还将《山海经》所载的“长人国”“羽民国”等想象族群，与真实的“日本国”“暹罗国”并列于同一海域之中。这种虚实交织的图景，并非源于认知的缺陷，而正是邹振环所揭示的“会通”机制的具体体现——一种基于自身文化框架，对外来知识进行主动筛选、调整与重构的实践。我多年来关注《山海经》在日本的“文化变异”相关问题（参见刘雪瑽：《日本〈山海经〉接受研究》），核心在于解析“文化滤网”的运作机制；而邹著则通过对更长时段、更多元文献的梳理，为理解此种知识接受与转化的普遍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脉络和案例支撑。
当空间知识的具体内容如何被重塑得到澄清后，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随之凸显：我们用以界定宏观空间单元的概念本身，其历史构成如何？宋念申的《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正是对此问题的深刻回答。本书有力地论证了，“亚洲”并非一个先验存在的地理实体，而是在近代由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竞争与现代民族国家等多种权力关系共同“建构”出来的观念产物。宋著进一步揭示，类似的建构逻辑在近代被更强大的权力结构所运用，其尺度扩展至整个“亚洲”，并借助科学制图学的权威使之自然化与合法化。我此前的研究曾探讨过日本是如何将中国的“天下”话语工具化，并将其镶嵌进自身的神国意识之中（详见刘雪瑽：《重构大和的“天下”：〈风土记〉中的天下观》）；宋著则系统展示了，东亚世界内部原本多元且流动的传统空间观念（如中国的“禹迹”、朝鲜的“天下图”、日本的“南瞻部洲图”），如何在近代全球知识重组中被逐步规训，最终被纳入一个同质化的、西方中心的大洲划分体系。两者共同促使我们反思：空间观念的生产如何与权力实践交织，并深刻地形塑着文明对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框架。
因此，邹振环与宋念申的著作，为我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学术语境与参照系。它们协助我将对单一文本（如一幅地图、一部地志）的微观分析，置于知识全球流动、观念范式转移与文明互鉴的宏观历史进程之中加以审视。从明清时期基于汉文文献进行的“世界想象”实践，到现代“亚洲”概念的生成与被接受，再到我所持续关注的《山海经》知识在跨文化传播中被分解、重组与再创造的过程——贯穿于这些现象的核心线索，正是知识在跨越语言、文化、政治诸边界时，所必然经历的流动、筛选、协商与创造性转化。在具体文献的细节中探寻这种思想运动的轨迹，正是人文研究的一项根本任务。
总之，以上五部著作分别从知识秩序的结构性重组、跨语际实践的政治性，以及空间观念的历史建构性三个维度，共同提供了一套理解近代东亚思想转型的精密坐标系。它们不仅照亮了过往知识迁徙的复杂路径，更赋予我们在当下全球对话中，进行批判性思考与创造性重构的宝贵自觉。
作者简介
刘雪瑽，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曾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雅博士后。北京大学日语系本科，台湾政治大学文学所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神话学、妖怪学、民间文学。出版有专著《日本〈山海经〉接受研究》，并于《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项目多项，同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社科重大等项目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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