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辉丨摇摆不定的认同感——明治日本人的上海体验

“上海”向“日本”输入“近代”的这种情形，以明治维新为转捩点，发生了完全的颠倒。在“大陆雄飞”的浪潮中，怀揣不同目的来到上海的人，最终大多沦为帝国日本的追随者。然而“上海”之于他们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上海的日本人或者生活在租界，或者生活在县城，跟不同的空间接触，形成了根本不同的上海体验。刘建辉老师以大陆雄飞的先驱者岸田吟香、海军大尉曾根俊虎、汉学家冈千仞和政治家尾崎行雄为例，阐明上海不同的空间体验对他们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使得他们在追随帝国与兴亚联盟之间反复摇摆游移。

“明治”脱离者的“大陆雄飞”

在本章的开头，笔者提到,曾经在幕末时期向日本传播各种“近代”信息的上海，在明治国家成立之后，它的意义完全被颠倒了过来。具体来说，明治维新成功后，日本已经开始了“近代国家”的进程，上海的“近代”经验几乎失去了意义。

对于追求以天皇为顶点的具有彻底向心力的“国民国家”的日本而言，依然处于“杂糅：混沌状态的上海，毋宁说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甚至是一个“有害”的地方。不断追求“均一性”文化空间的日本。与两种不同文化空间相拮抗的上海之间的“落差”，使两者曾经有过的关系颠倒过来，也使得众多从那种“均一性”空间脱离出来的日本人选择渡海来到上海。

▲1876年三菱商会上海航线收费表http://www.shanghaikanko.com/

除一部分军人、政府机关、商社等派遣的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不管是否自觉，都被认为是想脱离明治日本、追求所谓“大陆雄飞”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堕落的人。而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一旦踏上了上海这块土地，不知不觉地又“回归”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的认同。虽然脱离了“均一性”的明治日本，但结果又成为明治日本最大推动者之一的军部的帮手，这种例子非常多。

但是，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精神活动与“上海”无关。毋宁说，这种被两者搅在一起的体验，使他们的上海体验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不管有无上述精神上的纠葛，访问上海的人也许面临着同样的“选择”。那就是，偏向“租界”与“县城”这两个相抗衡的空间中的哪一方？虽然在很多时候决非势不两立，但只要在心中微妙地倾斜于某一方，那么就决定了他接触“上海”的角度。有时候甚至有可能改变他那种上海体验的意义。

▲1911年上海的外国人租界http://www.shanghaikanko.com/下面，在我们举一些例子的同时，看一看这些明治日本人的具体上海体验。在大陆寄托“梦想”的岸田吟香

除外交官和商社的驻在员，如果要举出明治日本人之中最为频繁地访问上海的某个人，也许非岸田吟香莫属。他前后共八次来访上海，并以上海为中心开展了各种事业。

冈山县人，日本第一代企业家，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机关乐善堂的老板。17岁开始学习汉文典籍。因帮助美国传教士编辑《和英辞典》获赠眼药水秘方。曾作为《东京日日新闻》主笔，随日军到台湾活动。后在东京开设乐善堂药店，贩卖书籍，兼办广告业务。光绪四年（1878年）赴上海，开设乐善堂药店上海分店。经营眼药水，开设印刷厂，用铜板印刷诸子百家袖珍典籍，获利颇巨，在沪三十年间，结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沪上名人。乐善堂药店暗中成为日本军事间谍和特务的过往客栈。1886年资助日本陆军中尉荒尾精在湖北汉口设立乐善堂药店分店，成为华中地区的日本情报据点。被日本情报部门称为开辟对华情报活动的“先驱”。1905年去世。晚年编成《清国地志》，为日本侵华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在此意义上，岸田堪称是所谓的“大陆雄飞”的先驱者。因此，为了更加明确他的足迹，兹将这八次来访按年代顺序罗列如下。

1.1886年9月—1887年5月，在美华书馆印刷黑本的《和英语林集成》。

2.1868年2月—3月，购买轮船。

3.1880年1月—7月，开设“乐善堂”药店的分店。

4.1882年3月—?，销售科举考试手册的缩印本。

5.1883年11月—1884年12月，在苏州开设药店分店。

6.1885年6月—?，计划向中国出口蝙蝠伞。

7.1886年2月—?，计划举办“上海博览会”。

8.1888年春—1889年?月，设立“玉兰吟社”。

在今天，知道岸田吟香究竟是何许人也的人恐怕不多。但如果加上一句：他是油画家岸田刘生的父亲，那么，也许反而使许多读者更容易明白。在幕末时期，岸田吟香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1864年与从美国回国的漂流民彦藏一起创刊日本最早的报纸《新闻纸》的是他，首先开设横滨—东京定期航线的也是他。

日本近代美术史上首屈一指的西洋画家，也是一位经历了独特的艺术探求之路的孤傲艺术家。他一生研究、创作油画，在风景画、静物画、肖像画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代表作《丽子像》《道路、土坝与围墙（山间小道之写生）》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遗产。岸田吟香的四子。

除此之外，岸田还在明治日本的对中关系上留下了各种“事业”，例如，不仅为日本知识分子策划各种交流计划，而且还致力于开办当时日本在中国搞间谍活动的两大据点———“日清贸易研究所”和“东亚同文会”。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photo/AS20220922003389.html

从上述的岸田来访一览表中可以很好地证实，以明治维新为分界线，“日本”与“上海”的地位倒了过来。也就是说，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来访，以印刷《和英语林集成》和购买轮船为目的。不消说，他是想从“上海”这个更为先进的地方引进“近代”，这虽然是他个人的行为，但也可以窥见隐藏在他背后的“日本”的现实。

在上海印制的《和英语林集成》（初版） — ▲《在上海印制的和英语林集成（初版）》

岸田吟香在日本《邮便報知新闻》刊登到中国销售精绮水的插图广告 — ▲《岸田吟香在日本邮便報知新闻刊登到中国销售精绮水的插图广告》

但是，第三次以后，他的来访目的完全倒了过来，毋宁说，他想把日本更为先进的“产品”出口到上海乃至中国。特别是第七次计划举办“上海博览会”是充满野心的。如果联想到曾经从上海舶来的中文杂志向日本传播了伦敦和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情形，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上海转换角色的时间是多么的短。

摇摆不定的认同

如果从前面所述的偏向“租界”与“县城”哪一方来接触上海的视角看岸田的行为，那么，虽然他提倡联合亚洲，但很明显，他用“租界”（即资本主义）的逻辑来对比两个上海。在那里，他如实地显现出一个“近代人”的面貌，例如，第五次来访时他给《朝野新闻》（明治十七年[1884年]十月二十五日）写的上海通信中表达了如下感想：

在上海，日本人有一种奇风异俗，经常被中西各国人士嘲笑。这并非没有道理。除领事馆的官员和一两个公司职员，大家都不穿西服，而是穿着棉制的短单衣，系上一条三尺长的腰带，或者是光头戴上大森出产的麦秆草帽，光脚穿上木屐，嘎吱嘎吱地在虹口一带满大街地溜达着。即便是在偏心眼的日本人眼里，这些同胞的穿着打扮也是极为令人羞耻的。而葡萄牙人、印度人穿的衣服和举止要比日本人得体得多。

这是一篇批判那些“脱离”了日本，但还不放弃日本“装束”的日本人的文章，尽管如此，写下这篇文章的岸田的认同是非常摇摆不定的。也就是说，一方面，他非难那些“伪脱离者”，而另一方面，他作为这些人的“同胞”而深感羞耻，这正好显现出他自身的那种虽然“脱离”但又不能完全“脱离”的摇摆立场。

当然，指出他的这种“摇摆”，也许有点过于苛刻。但是，只有在“上海”这个“杂糅”的地方，才能够有这种体验，这也是指出这种“摇摆”的意义之所在。

与亚洲合作的“大事业” 在岸田吟香追求“梦想”、在中国逐步扩大自己事业的明治十年（1877年）左右，与他的方向稍有不同，另有两个日本人以上海为据点追求各自的“浪漫”。其中的一人是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另一人是汉学家冈千仞（号鹿门）。

曾根俊虎出身于旧米泽藩，在江户修习英文之后，于明治四年（1871年）加入了海军。明治七年（1874年），为筹措军需品奉命出差到上海达一年。以此为起点，为筹措谍报和军需品，实际上他前后共六次出差到中国，时间较长的一次在上海逗留了近两年之久。

作为一个军人，曾根俊虎究竟在上海追寻怎样一个“梦想”？很遗憾，在他留下的两本中国旅行记《华北纪行》（发行者不详，明治八年[1875年]）和《清国漫游记》（绩文社，明治十六年[1883年]）中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因此，几乎不可能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生于日本旧米泽（今山形县南部）一个蕃士家庭，幼名小太郎，号暗云，中国名为曾啸云。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位非常神秘而复杂的人物，他作为职业的军事间谍，是日本军队的一员，却长期披着“兴亚”活动家的身份在中国活动。

不过，在此前后，他曾经为创立以培养兴亚志士为目的的“振亚社”（明治十年[1877年]）和以与亚洲合作为目的的“兴亚会”（明治十三年[1880年]）而四处奔走。从他这些行动之中，大致可以推测这个“梦想”的实际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曾根俊虎于明治十九年（1886）向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提交了一篇“陈情书”，他在文中指出了列强“弱肉强食”的现实，表达了为了与列强相对抗，必须投身到与以中国为首的亚洲进行合作的“大事业”之中的决心。可以认为，这是他目睹了上海的“租界”对“县城”进行压迫而触发的感想。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推测。但是，作为“大陆谍报”的排头兵，他一直在追求与大陆的“合作”。如果说，在他的精神结构里，多年的上海体验完全没有意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烟毒与科举———冈千仞对中国的批判

虽然冈千仞与曾根俊虎的立场稍有不同，但是，通过对中国尤其是对上海的体验，进一步加强了“兴亚”的决心，在这一点上，冈千仞与曾根俊虎是相同的。冈千仞出身于仙台藩，年轻时在江户昌平黉学习，明治维新后曾在修史馆工作过，但主要的工作是开办私塾。

生字振衣，号鹿门，原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等职，后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塾，名绥猷堂，前后有“弟子三千”。冈千仞对当时世界局势深有认识，作有《尊攘纪事》、《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著述达三百余卷。当时驻日公使如何如璋、黎庶昌以及其他使馆成员、曾游历日本的文人王韬等均与其有密切交往。志向高远，性情豪放，为人耿直，平生尤其好论时事。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校评过诗稿。‍‍

在王韬访日期间，冈千仞曾经招待过他。明治十七年（1884年），为访问王韬，他来到了上海。但是，在这里，他突然被上海的畸形“繁荣”震惊。在上海鸦片流行的漩涡中，王韬变成了半个鸦片瘾者。冈千仞吃惊于这个事实，此后，他对烟毒和另一种毒害中国知识分子的东西———科举考试一同进行了批判，把两者视为中国的病根。

原名王利宾，字兰瀛。后改名为王瀚，字懒今。为躲避追捕改名王韬，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等，外号“长毛状元”。苏州长洲人。清末学者、维新思想家、文学家、报人。光绪五年（1879年），考察日本，写成《扶桑游记》。光绪十年（1884年），回到上海。作为第一代走向世界的江南知识分子，主张变法维新，倡导改革，是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巨大。编有个人诗集《蘅华馆诗录》、政论集《弢园文录外编》、书信集《弢园尺牍》、日记集《弢园日记》。其余学术著述被编为《弢园丛书》《弢园经学辑存》《弢园西学辑存》等。‍

1750年，英国不法商贩将印度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1950年中国彻底铲除了鸦片，在这两百年间，鸦片给中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本书描述了鸦片在中国的全景：种植与制作、内政与外交，政治经济与社会、烟民与烟馆，深入地探究了鸦片渗透到中国社会的种种原因以及在中国的复杂演变，对认识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其中讲到烟馆的名字，一般会选用两三个表示吉祥的字，比如“德”“利”“福”“安”“生”等，有些则委婉甚至不乏诗意，比如用“云”“霞”等。上海有一家著名的烟馆名为“绵云阁”。

另外，据他本人的旅行记《观光纪游》所载，在此之后，他主要以上海为据点，往北到过北京，往南到过广东，在李鸿章为首的许多人面前批判了“烟毒”和“六经毒”，大论“振起天下元气的兴亚方略”。在日本，他以“在野的批判者”自居，使他如此奋进的原因，也许是他看到了中国尤其是上海的“混沌”状态。只访问过中国一次的他，也许其梦想在这里完成了一种“自我实现”。

憧憬与轻蔑的交叉

其实，在冈千仞访问上海的明治十七年，另外还有一位在野的活动家来到了上海。他就是后来担任东京市长的尾崎行雄。当时，他是《邮便报知新闻》的评论记者，正巧，为采访该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他以特派员的身份被报社派遣到上海。到上海后，他马上开始例行其使命，在《邮便报知新闻》上连载一系列《上海特报》和《特别通信》。也许是由于战况没有什么进展，此后，他似乎扩大了取材的范围，在报纸上连载《特别通信》的同时，还在同一版面连载他观察上海的日记《游清纪略》。

号咢堂，日本政治家，有“宪政之神”、“议会政治之父”之称。早年曾受到福泽谕吉赏识，曾在工学寮（今东京大学工学部）就读，1876年退学后开始从事新闻行业，21岁成为报社总编辑，23岁开始担任官职，但因政见与当权派相左而多有沉浮。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尾崎更隐居山庄，不去东京的帝国议会议政，尽管如此，仍能当选议员，并积极活跃地为其他候选人站台助选。他甚至在1943年（那时候仍是众议员）为候选人田川大吉郎助选时用一首短诗揶揄裕仁天皇治下的时局，差点以大不敬罪名陷入牢狱之灾。

战后，因为战前对待军国主义鲜明的反对态度，他的私宅前门庭若市，皇室亦招揽他起草新的日本国宪法。尾崎虽然于1946年5月退还勋一等旭日大绶章，表态退出政坛，仍受到三重县支持者的支持，在旧帝国议会末期及新的日本国会中继续保有一席之地。‍‍

这些日记是继岸田吟香之后比较详细观察上海的记录，由于前述的曾根俊虎和冈千仞没有留下详细的上海记录，因此，作为传播这个时期上海情况的资料，它是极为珍贵的。岸田吟香的《吴淞日记》到最后也没有出版过一本单行本，在这个意义上，在《邮便报知新闻》上连载的《游清纪略》是明治前半期唯一由日本人编辑的上海指南，它与明治十一年（1878年）出版的《上海繁盛记》（葛元煦《沪游杂记》的翻刻版）一起，给这个时期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尾崎行雄在《游清纪略》中记录的上海，正是我们曾经描述过的两个上海的不同“面孔”。在这里，他一方面不加批判地歌颂“租界”的繁华，另一方面则把“县城”的“粗恶”状况批判得毫无价值。下面引用一段他对这两者的看法。

支流在注入黄浦江的地方有一座木桥，它被称为大桥。大桥的西端沿黄浦江有一座公园，人称圆明园。（中略）从这座大桥至“界点”正好为四英里，路的两旁种着杨柳树。这是一条宽坦的大路，不似我国东海道和中仙道那样的凹凸不平，也并不是通往其他大城市的官道，它的长度仅四英里，这是为了供外国人散步用的特地向道台借地修筑的。（中略）在公园里，每天晚上聘请马尼拉的乐队演奏音乐。在郊外修筑散步用的大道，可以想象，西商在清国得到了多大的利益。

过了城门，街衢变得狭窄，横不过六七尺，街道上堆垒着大大小小的石头，虽然完全把泥土掩盖住了，但污秽之物散乱于石路上，稍不注意便有可能弄脏行人的衣服。而且，路两旁的商家都排放着数个大招牌，如同我国的药铺，因此，狭窄的街衢越发显得狭窄。恶臭充斥着街道，果然名不虚传，同行之人皆掩鼻而行。走不多远，见有一座桥架于小沟之上，沟的污秽与桥的狭窄，恐怕是生活在我国城市里的人们终身见不到的。^①

想必再也找不出如此鲜明的对比了。这里显示了以“清洁”和“广阔”为基调的“租界”与“县城”之间的优劣关系，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西商”与“道台”的权力关系。在这个时期，作为旁观者的尾崎行雄，在自我的意识中交织着对前者的“憧憬”和对后者的“轻蔑”。可以说，这自然地浮现出作为“租界”“新居民”的日本人的立场。从后来尾崎行雄本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对中国所取的强硬立场以及他作为“宪政之神”在第一次宪政拥护运动中所采取的自由主义立场，我们可以彻底认识到他这些行为的根源。

李维新在《上海乡土志》中曾批评上海县城内不卫生的情况：“城内虽有清洁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种，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1884年10月，尾崎行雄作为新闻记者访问上海。入城前，被驻沪的同行告知：城内污秽不堪，臭气熏天，建议入城后点香烟驱臭。不会抽烟的尾崎一行听此劝告，只好接连不断地吸烟。尾崎在游记中记载：入城，果然肮脏不堪，污物遍地，若干着红衣蓬头垢面之人，或躺椅而眠，或就地吸烟，稍不留意，衣服便被染上污物。而恶臭难忍耐，皆掩鼻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