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由于培养“国别学”研究人才的需要，我担任了“日本与日本人论”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阅读了一些相关书籍，在此与大家分享。
总所周知，201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把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学科方向定义为外国文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018年、2020年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先后出版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进一步明确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边界。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宣布设立“区域国别学”为一级学科。202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未来十年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列出了时间节点，要求我们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这些决策显示在“新文科”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对日本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国别与区域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这从《武士道》《菊与刀》《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等学界泰斗对日本论、日本人论的研究成果中便可窥知，该学科内涵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日本人论或日本文化论的学术观点会因研究者所处的历史时期、政治立场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下面按作品出版的时间顺序，介绍“日本论”“日本人论”方面的几部经典著作。
新渡戸稲造(1862年-1933年)是国际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曾担任国际联盟副事务长，创办了东京女子大学，是印刷在5,000日元纸币（1984年-2004年）上的人物。
1894年11月21日，日本在甲午战争之际进行了旅顺大屠杀，该事件被英国《泰晤士报》及美国的《世界报》连续报道。从此，西方国家认为日本人是披着文明外衣的怪兽。以新渡戸稲造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为消除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负面印象，开始用英语著书，为日本辩护，宣扬日本独特的伦理道德。这便是新渡戸稲造于1899年用英语在美国出版《武士道》的目的之一。
为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新渡戸稲造在《武士道》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学典故，把武士道与西方的骑士道、基督教教义等主流思想做比较，还援引中国的孔孟之道和王阳明的哲学观点，从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几个层次展开论述，阐述了日本武士阶层的行为准则及处世哲学，用武士道解释了日本崛起的精神动力。该著作竭力美化武士道精神，为武士道及军国主义思想做了辩护，达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该书被译成日语、汉语、法语、德语、俄语、波兰语、挪威语、波西米亚语、匈牙利语等多种语言，在“日本人论”中占有显著位置。在我国有以下译本：
•张俊彦 译《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
•周燕宏译《武士道》，上海三联书店，2011.
•徐颖译《武士道》，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贾宁译《武士道》，译林出版社，2015.
•朱可人译《武士道》，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总之，《武士道》是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读物，书中有很多美化武士道的辩护词，我们要批判性地阅读。
蒋百里（1882年-1938年），浙江省海宁人，是中华民国著名军事教育家、军事理论家，1903年创办《浙江潮》，宣传革命思想。他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1年-190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天皇佩剑的奖励。1906年赴德国学习军事理论，1912年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为中国培养了张治中、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妻子是日本护士佐藤屋登（蒋佐梅），钱学森是其女婿。
1923年，蒋百里出版了《日本人》，他从自然、地理、风土、人种特征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日本的自然条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日本政治、财政经济、外交，认为日本民族会走到极端，欲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但最终“缺少像长江、黄河这样宽阔的胸怀，乃总是很难如愿以偿”。该著作深入剖析了日本的国民性，成为一本社会人类学的范本。他提出的前瞻性观点，在当时对中国了解日本和应对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37年蒋百里出版了《国防论》，提出了“寓兵于农”、国民“全体性战争”等全民抗战的军事人口学思想；主张把沿海、沿江的兵工企业迁往内地，保存实力；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要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的优势，在中国地理第二棱线（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在蒋百里提出上述论点之后，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同样提出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思想。
2025年，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庆典活动，重读上述著作，能够再次学到蒋百里的睿智，感悟到抗战的艰辛。
戴季陶的《日本论》是一本关于日本社会、文化的书籍，它深入剖析了日本的各种现象以及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本书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戴季陶（1891年-1949年），四川广汉人，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理论宣传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担任孙中山秘书。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五四运动期间，戴季陶思想激进，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是，1925年他开始反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形成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1927年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派遣戴季陶到日本，会见元老西园寺公望，说明中国国民革命的目的。他在日本停留了一个半月，进行了共计八十多次的讲演和私人会谈。这些会谈内容大多数是劝告日本政府放弃武力侵略的方针，但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由于日本之行的刺激及自己的学术兴趣，1928年戴季陶出版了《日本论》，试图从日本文化研究的角度解答现实政治中遇到的问题，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些值得反思和借鉴的地方。该著作后来被多次出版，包括2011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版本、2013年岳麓书社的版本以及2014年九州出版社的版本等。我认为该著作对于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风俗习惯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变迁有很大的帮助。
《日本论》由多篇短文组成，结构清晰，内容详实。戴季陶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实例，论述了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性、日本的神权与国体、君权神授思想、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及社会阶级、武士生活与武士道、明治维新、政党政治、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中日关系与日本南进北进两政策、日本的政治家等。
《日本论》论述日本问题的出发点是日本人的民族思想、国体观念与神权思想的关系。戴季陶认为，日本人“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他指出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他说：“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选的‘神选民族’。” 戴季陶认为，武士道“只是一种‘奴道’。……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认为日本的地缘政治政策是蝎形政策，其民族性格可以归纳为尚武、团结、人情、爱美。
戴季陶在该著作中宣传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但也流露出对共产党的偏见和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但在研究“日本论”的学术史上，它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年-1948年）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1946年出版《菊与刀》。二战末期，日本即将战败，美国面临如何管制战后日本的问题，美国政府与军方委托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类学的调查法、比较研究法，通过采访在美国的日本人和日本战俘，完成了调查报告，这是《菊与刀》的由来。
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是武士身份的象征。作者认为日本文化具有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认为，相对于欧美的“罪感文化”，日本文化属于“耻感文化”。“耻感文化”强调外在的约束力，自己犯了错，并且被发现，才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自己才会感到耻辱。假如错事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会产生来自社会的压力。耻感文化中的个人，其所作所为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社会的评价，以受人赞许为荣，以他人排斥为自己的耻辱。“罪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涉及人与宗教的关系，而“耻感文化”则是人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论述了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日本人在家里学习各种礼节，从婴幼儿阶段开始学习如何尊敬父兄。鞠躬者承认受礼者对自己的行为的干预权，受礼者承担自身相应的责任。在社会生活中，日本人的等级观念表现得更为充分，使用敬语，同时还要鞠躬或跪拜。在国际交往中，日本人也同样持有等级制度观念。二战期间，日本希望自己居于国际等级秩序的顶端，希望亚洲在其领导下构建“大东亚共荣圈”，把国内的等级制度观念转移到了国际社会交往中。
本尼迪克特建议美国政府保留日本的天皇制，这样可以避免日本人因战败所产生的耻辱感，有利于美国行使正常的行政管辖权。这些建议使得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既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暴力反抗，也没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美国的对日政策制定及其后来产生的效果印证了本尼迪克特的判断，因此，《菊与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本尼迪克特没能亲自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加之她不懂日文，对日本历史也缺乏了解，有时会忽视了历史背景的探讨，造成许多资料分析上的错误，其论述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当然，读者要进行批判性的阅读，自身也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例如，《菊与刀》第十章引用了两个《圣经·新约》中的典故。其一是“在敌人头上堆起了燃烧的木炭”，意为“以德报怨”。其二是关于“绵羊和山羊”的讨论，典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称与牧羊人区分绵羊和山羊类似，耶稣将聚集在他面前的民众分为应该称赞的人和应该诅咒的人。再如，作者混淆了生麦事件和萨英战争，她说：“1862年，一个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藩（鹿儿岛县）被杀”。实际上，这起事件于1862年9月14日发生在横滨生麦村，史称“生麦事件”。当时，四名骑马的英国人遇上萨摩藩大名岛津贵久的仪仗队，有一匹马受惊闯入仪仗队。武士挥刀砍杀，造成一死二伤。因为是萨摩藩武士砍死了理查森，本尼迪克特误以为该事件发生在萨摩藩。英国为惩罚萨摩藩而炮轰其港口，史称“萨英战争”。再如，该书指出“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当时遇到的问题征询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实际上，木户孝允1877年5月26日已病逝，伊藤博文是在1889年派金子坚太郎子爵去英国会见斯宾塞。
1946年《菊与刀》正式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1948年长谷川松治把它翻译成日文，受到日本国民极大关注。1951年，《菊与刀》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菊与刀》迄今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我国的译本有：
•秦墨 译《菊与刀》，开明出版社，2018.
•黄道琳 译《菊与刀》（中英双语本） ，译林出版社，2018.
•山药译《菊与刀》，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何晴译《菊与刀》，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田伟华译《菊与刀》，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南星越译《菊与刀》，南海出版公司，2010.
•一兵译《菊与刀》，武汉出版社，2009.
•刘锋译《菊与刀》，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
•北塔译《菊与刀》，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廖源译《菊与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3（2012增订版）.
•孙志民等译《菊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黄道琳 译《菊花与剑》，中国台湾华新出版有限公司，1974.
中根千枝（1926年-2021年）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藏学家，国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国际人类民族学会副会长。
中根千枝曾多次到中国藏区考察，试图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社会，并撰写了多部相关著述，如《吐蕃崩溃后的西藏》《关于西藏史中年代标准的确定》《松潘地区唐代藏汉关系》《西藏中部自耕农的农业耕作情况》《论西藏农民的实况》。
中根千枝于1964年出版了《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当时日本经济正在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结构正在重构，战后日本人的思想处于恢复自信的阶段，因此，中根千枝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比较研究了中国、日本、印度及欧美的社会结构，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日本的社会人际关系是纵式的观点。她把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属性作为基准而构成的集团称为“资格型”；把不问资格的异同，仅以一定范围划界（即以某一地域、所属单位）而构成的集团称为“场所型”。她认为日本的“场所型文化”是理解日本社会人际关系的关键点。
在书中，中根千枝以日本的各种现象为素材，比较分析社会人类学的“社会结构”，指出所有现代国家除了一套广泛使用的制度和组织（如学校、行政机构、官僚制度、企业组织等）“显性结构”之外，还有一套无形的、潜在的“隐性结构”，它在规定人际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该书把日本公司描述为没有底边的三角形，形象地展示了一个最高的领导人物处于顶点的位置，并从这一顶点往下发展出一系列的纵向关系。
该书提出的隐性结构理论虽然有助于理解日本社会的纵向关系，但可能无法全面解释所有社会现象。例如，即使在一个公司内部，除了纵向的等级关系，还有同一职级人员之间的横向关系。该书于1964年出版，现在的日本社会与当时的情况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的理论可能无法解释现在新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 综上所述，《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本具有独特见解和理论价值的著作，但在应用其理论时需要考虑到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
李御宁（1933年-2022年）是韩国作家、文化评论家，曾担任韩国政府文化部长官，因其学术贡献，先后获得过大韩民国猛虎勋章和绿条勋章。
1982年，李御宁出版了《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奖，该书后来被译介到法国、美国、中国等地，中文译本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张乃丽翻译。该书通过迷你盆栽、饭团、扇子、人偶、庭园、和式房间、器皿、家电、礼品、文库本等大量的文化表象及一寸法师等小人物，深入分析了日本社会的深层问题，主要阐释了日本社会及日本文化中的“缩小”意识。
三浦展（1958年-），是日本著名的消费社会研究者，明治大学教授，著有《下流社会》《第四消费时代》《孤独社会》《“家庭”与“幸福”的战后史》《简约一族的叛乱》《爱国消费》《为了今后的日本论“共享”》《今后郊外的去向》等。
《下流社会》中所说的“下流”并非指社会底层，而是指下游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足够温饱，但却在物质、精神等各方面失去了向上发展的动力，甘于躺平。对人生缺乏热情，不喜欢与别人接触，在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方面全面下降。下流社会的典型群体有鱼干女、酷女型、便装女、SPA族、LOHAS族。
这本书不仅剖析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消费模式和思维差异，还揭示了社会“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悄然形成，反映了后现代工业社会中一部分人娱乐至死的文化氛围与理想缺失的困境。影响“下流”阶层形成及其解决之道的重要因素不仅取决于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奋斗意愿等个人主观因素，还包括两极分化拉大、社会阶层固化、上升渠道阻塞等在内的社会客观因素。
研究日本论、日本人论的名著还有很多，如：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藤原正彦的《国家的品格》、内村鉴三的《代表的日本人》、冈仓天心的《茶之本》等，在此不能一一介绍。
纵观前辈大作，都在试图解答“日本人是什么”、“日本社会是什么”、“日本文化是什么”的问题。明治维新时期，新渡户稻造、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的论著主要在向西方解释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特点，旨在美化日本，希望脱亚入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迷茫悲观，丧失了文化自信，这时出现了一批否定性的日本人论，其代表性的论著是《菊与刀》，这个时期的日本人论为日本比照美国实施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度发展，学者肯定日本文化的特性，探讨日本经济发展的奥秘，其代表性论著有《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等。
我们研究日本论、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既要看到日本文化的多重结构，分析日本固有的文化、外来文化；也要透过文化表象，找到文化同一性的“根”，这个“根”不会因为古代受中国文化，近现代受欧美文化的影响而衰变，这样的研究不会因为日本的战败而一味贬低其文化，也不会因日本经济的成功而一味歌颂其文化。此外，现在是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日本的文化包含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稻作文化、麦作文化、渔猎文化、畜牧文化等，我们不能拿某一种文化类型的刻板印象去看个体鲜明的每个日本人。
作者简介
张正军，浙江省嵊州市人，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教授。浙江省优秀教师（2007年）。主讲《日本与日本人论》《中华文明史（日语）》《日本概况》《日语语法》《日本历史》《日本历史专题研究》《日本文化概论与研究方法》等课程。研究方向为日本古代文学、日本民俗学。曾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已结题）、二项省部级项目（已结题）。参与日本的文部省项目3项（已结题）。主持上海市重点课程1门。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部、合著2部、译著9部、教材1部、教辅9部。新出版教材《日本概况》（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23年）。
春生编辑
夏生、TINKEN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