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泰三丨《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结语

20世纪60年代是战后日本社会剧烈震荡的时代，是一段必须正视的历史，安田讲堂事件，又是风起云涌的60年代的一个高潮。

本书是一部“青春史诗”，它不仅再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1969年1月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内外，青年学子以血肉之躯对抗高压水龙与催泪弹的悲壮画面——而且深入反思和挖掘了这场运动背后的历史背景、思想脉络以及革命乌托邦想象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关系。安田讲堂事件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校园冲突，更是面对战后日本教育体制僵化、国家权力结构的弊端等发起的多重挑战，是当时青年一代自我觉醒与抗争的集中体现。

本书作者为安田讲堂事件的亲历者，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讲述那段历史，展示了当时的青年们对自由、正义与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用行动诠释的“以命相搏”的崇高与悲壮。

东大斗争期间，大量“传单”被制作出来。不同的党派、团体、个人，几乎每天都在印制传单。——走笔至此，我忽然觉得，比之今日，那些传单就是类似于电子邮件、网络留言板之类的东西。但是在当时，制作那些传单并非易事。

写草稿。若干人一起阅读、讨论。把蜡纸铺在钢板上，用铁笔刻字。把蜡纸誊写板放在纸上，推动油墨滚轴印刷。不过，那尚非工作的结束。还要站到人群中去，要参加集会，即使是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要向其散发传单。而且，散发完传单，工作依然没有结束。要停留在那里，如果对方有人站在那里不走，要进行交谈，展开激烈辩论。或者说，唯有传单，才是建立直接的同志关系的人际交往手段。

或者是使用标语广告牌。无数的标语牌竖立在银杏大道上，密密麻麻。但是，从制作到守护，尚有若干让人感到惊奇的工作与斗争。那时候，信息交流不是通过现在这种可以随意书写、随意发送的便利的电子邮件或网络，斗争行动本身就是信息交流方式。

斗争并非仅仅是游行或者与警察机动队的冲突，毋宁说，唯有这种交流方式，才是斗争的本体，才是斗争自身。东大斗争，即为信息的大量积累。如果当时的传单能够原封不动地全部保存下来，将会拥有多高的历史价值啊！

在当时，持此种想法的人就有很多。在当时，就不乏剪切这些传单的断片向媒体高价出售的商业高手。但是，传单太多、传播范围太广，仅仅依靠商业高手而将斗争传单全部收集起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东大斗争结束之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有人完成了那种十分困难的工作。

高崎通浩告诉我：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整理了东大斗争过程中的数千种资料，存放在国立国会图书馆。高崎是在安田讲堂里斗争、坚守到最后时刻的学生中的一员。

高崎说：“那项工作花费的时间超过七年。我只是在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为山本先生提供了帮助。”资料集正式出版发行，已经到了1992年。即使是从1970年算起，也花费了22年。

听了高崎的介绍之后，去国立国会图书馆成了我最大的心愿。但是，一直犹豫不决。首先整理我拥有的资料，是更为重要的。当时，被称作“积极分子”的青年们，随着斗争日趋激烈，或者潜入地下，或者积劳成疾。整理、保管多位那种青年人留下的资料，最后成了我的工作。那些资料，整理出来之后装了7个纸箱。37年间，那些资料被转移到不同地点，隐藏、保存至今。如果就东大斗争动笔写作，打开那些箱子、整理相关资料，是首先要做的工作。这是因为，那是当时的伙伴们共有的资料，而这种工作被给予了我。因此，必须首先唤回当时的记忆。

但是，记忆却怎么都无法唤醒。M是在钟楼坚守到最后者之一、我高中以来的同年级学生，我试图求助于他、与他交谈，但是，他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好像很痛苦。

他说：“记住的全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弄不清楚那是真的曾经发生过，还是自己希望相信是那样。那是因为当时的资料全都遗失了。”

在那方面，我也曾经是如此。东大斗争开始之际，终止了长期的记日记习惯。不想在被捕的时候留下证据，而且，觉得自己的言行会全部保留在传单和新闻报道中。而且，太忙了。没记日记，因此，某一瞬间自己在思考什么，并没有个人性的即时记录。

不过，整理7纸箱资料，记忆被激活。开始阅读《朝日新闻》的缩印版之后，唤起记忆的新线索随即产生。盯着缩印版上细小的文字，从1968年1月1日开始，一天一天往下读，边读边做笔记。这是十分繁重的工作。每天的例行工作，笔记在增加。而且，读到1969年1月31日的时候，记忆苏醒了。

稻川慧的那捆资料中，从当时的法院传票到周刊，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清楚地感觉到有风吹过来—时间之壁裂开一道缝隙，35年前，那个岁月、那个时代的风吹过来。

不仅如此。冲击性的事件接踵而至。

石井重信曾在2004年12月与我联系。“我在医院。请用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这是平日那种礼貌的语调。但是，他在2005年1月去世。并非仅仅是“觉得想见个面”，而是已经约定见面。但是，我的电话打得太晚了。

在完成这部书稿之前，我之所以决定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原因即在于此。

通读稻川的资料与《赤旗》的时候，那个时代的鲜明轮廓呈现在我眼前。在完成第一稿之后，我奔向国立国会图书馆。

《东大斗争资料集》被汇聚在一起，印制成23卷A4尺寸的红色封面精装本。这些资料几乎全部是蜡纸钢板油印的手写体。即使到了现在，也能清晰地看出是谁“刻了钢板”。而且，甚至会直接与当时自己的手工成果面对面。全神贯注地读下去，即陷入难以自拔的记忆沼泽地。

关东地区进入梅雨季节，小雨不停地飘落的日子。那个午后，我充分而又尽情地与那些无边无际的资料进行了对话。

尽管如此，山本义隆，以及和他一起试图将这些材料传诸后世的人们，已经做了认真、细致的工作。

据说，山本义隆有言：“此后百年间，如果有研究者，使用这套资料集，哪怕仅仅是撰写一篇硕士学位论文，那么，我做这些工作大概也就不是无意义的了。”——他曾留下这样的话。不过，他的言辞毕竟太谦虚了。这些材料作为历史资料，是第一流的。

曾经，人们用手抄写书籍。书乃“根本”、源泉。被印刷之物并非书。被整理得整整齐齐、能够被清晰地阅读，还能让人从中能够接触到在其他地方无法触及的事实或思想的文稿、史料，才是“书”，才是“根本”。那是日本人共有的财产。

还有其他被使用过的资料。去年去世的那位上原重男（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教授），也把当时的资料托付于我。甚至连大学当局的资料，他都完整地收集了。如果没有他的存在，这大概是无法想象的。

收集当时的出版物、周刊、照片资料，以及我的越南访问，都是借助“中公新书”系列丛书编辑部酒井孝博先生的大力帮助而变为现实的。得以在越南的土地上循着胡志明的足迹探访，是托酒井先生的福。对于音像编辑专家土方裕雄先生我也想表达谢意，是他帮助我搜集了越南战争等特殊时期的影像资料。那些影像作为对于历史现象的活生生的感觉唤起了我的记忆。

眼看着与我共有那段战斗岁月的伙伴们一个又一个离开人世，我感到痛苦。他们原封不动地留下青年时代的风貌离去了，正因为如此，我也怀着担忧——这本书确实传达了他们未能表达的事实吗？

这本书，充其量不过是执着地对于记忆彼岸的事实进行确认的焦虑、挣扎的痕迹，不过是尽管当时在场但毕竟是单个人的证词。但是，度过了那段岁月的青年们，任何人都有权利留下自己的证词。与“化天”^①相比，不过仅仅是瞬间光芒的“人生五十年”已经成为过去。从今以后，应当是谁都能够自由地生存的社会。

给予了我完成本书的力量的，是青年们。他们或许不记得当时的情景，或许当时刚刚出生、尚未出生，但真诚地对我说希望知道当时的真相。与心灵的某个角落里隐藏着某种隐痛的我们这一代人相比，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用远比我们纯粹的好奇心来看待这不为人知的事件的。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将那些年轻人作为预设读者的想法，时常存在。

完全是私人性的事情，但这里也说一两件。

安田讲堂攻守战终结多年之后，某一天，母亲曾经用郑重的语调询问我。

“那件事——在安田讲堂被捕，你后悔了吗？”

母亲用这种语调说话是少见的，我想大概是有什么事情，但当即回答说“完全没有后悔”。这是发自内心的回答。

“喔。是嘛。如果没有后悔的话，那倒也……”

母亲2004年7月以95岁高龄去世，她的长子是否对其人生的出发点感到后悔，好像唯有此事是她无论如何也想在生前最后确认的。

完全谈不上后悔。即使当时死去也不后悔。不过，幸存至今，能够把应当传达给后世的事情说清楚，又是幸福的事情。即使是到了年近花甲的人生的暮年，我也不后悔。在历史的一个层面上，能够承担理应实现的道义的一部分，那是我人生的欣喜。

本来，“义”不过是所谓的大和魂，不过是“不违反约定”这种日常的心理状态。在东京大学，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拥有大和魂的日本人并没有绝种。

我的内兄平野明，当时身处航空自卫队第四技术学校教师的位置，但是，却给被捕、入狱的我当了保人。因为此事，他断送了自己作为军人的高升之路。他一生都是我的后盾，而且，恰恰是因为从幼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玩伴，所以，他一直使我的心境变得明朗。借此机会，我想再次向他致以谢意。

拙荆节子尽管惊讶于事件的过程与结局，但一直给予我守护。我这个丈夫一改以往写作猿学论文的风格，无论是在阅读资料的时候还是在撰写文稿的时候都神情严峻。她说：“只是把事实写下来。所以是可以的。”而且，我没有经济收入。这里，感到的唯有欣慰！

对于日本人，在什么地方能够持续保持信任，是由于有这种同胞。而且，留在安田讲堂中的青年们也同样是那种人。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即使是在那些人当中，最为纯粹的人们即使到了晚年，也一直痛苦着。不过，无须安慰。当我们在黑暗中战栗的时候对我们发出“唱歌吧”的呼吁、给予了我们勇敢地站出来之契机的T先生，现在又发出“请不要采取非自然的死亡方式”的呼吁，如其所言，不能不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任何一位同胞发出保全生命的祈求。

通往“义”的路不止一条。无论选择其中的哪条路，如果面对祖先、子孙、同胞的时候不感到羞耻，那就行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那也并非值得骄傲自满的事情。

人生道路上有必须贯彻“义”的时刻。不过，并非每个人都会遇到产生那种时刻的事情。毋宁说，能够与那样的时刻相遇是幸运的。

^②胡志明（1890.5.19—1969.9.3），越共创始人之一，共产国际重要成员，长期担任越南国家领导人。1942年8月中旬从越南到中国从事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因为身份特殊在广西被国民政府羁押，辗转广西13个县的18座监狱，直至1943年9月中旬被中国共产党方面营救出狱。胡志明自幼接受汉学教育，精通汉语，在狱中创作了许多诗歌，总题曰《狱中日记》。参阅《胡志明主席传略》，越南外文出版社（河内），1970年；《胡志明狱中诗注释》，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李家忠：《胡志明传奇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译者注

^③诗中的“向方”即“方向”，“不你忘”即“不忘你”，胡志明原汉语诗稿如此。胡是为了押韵而颠倒字序。

岛泰三，1946年出生于山口县下关市。就读于东京大学理学部时参与东大斗争，因安田讲堂事件入狱2年。京都大学理学博士。历任房总自然博物馆馆长、《日本猴》杂志主编、财团法人日本野生生物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等职，现为NGO日本指猴基金的代表。出版过《拇指为什么粗？逼近两足直立行走的根本原因》《指猴之谜》《以鱼为食的人类史——从非洲到日本列岛》等多本自然科普著作。

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4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学，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邀研究员。主要著作：《“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茫然草——日本人文风景》《东张东望》《寻访“日本老八路”》《鲁迅形影》《撄心者说——论鲁迅的政治与美学》。译著：《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建国大学”的幻影》《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国家与祭祀》《何谓“现代的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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