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城市规划图如何在纸面之外延伸为帝国空间的实践逻辑？一段关于“地方”的叙事又如何通向“世界经验”的生成？文学中的历史追问，是否能够撬动既定的国家记忆？与此同时，一个家喻户晓的童话为何会在战时转化为动员工具？围绕“中国尺度”的提问又如何暴露跨文化认知的内在张力？而试图超越既有体制逻辑的经济思想构想，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时代困境？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于4月18日举办了题为“世界中的东亚表象”工作坊。本次工作坊的两场六次专题发言，正是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深度回应。学者们以严谨的实证材料为基础，分别从不同维度切入，展现了东亚“表象”的复杂生成机制。
第一场：空间、实证与历史建构
本场研讨以历史空间的物质性建构、跨国叙事中的经验流动、战后历史认知的解构为核心线索，强调以档案实证、田野踏查与文本细读为基础，破除殖民时代遗留的历史谎言，还原东北在近代全球格局中的真实位置，同时审视战后文学如何对战争记忆与国家叙事进行批判性重构。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蒋蕾教授的发言以近年来在长春开展的实地踏查与档案新发现为基础，直指近代日本殖民东北叙事中一个流传甚广的谎言：即“新京（长春）是日本人在空地上建起来的”。关东军与满铁的规划者以“国防”与“卫生”为名，将原有的村落、河流、墓地强制拆迁、填埋，用暴力清除原住民的生活痕迹，为殖民城市的“现代化”让路，研究通过对比旧地图与口述史料，还原了被抹除的村屯位置，揭示了城市扩张背后无数家庭流离失所的创伤记忆。蒋蕾教授深入剖析了殖民规划如何将统治意志嵌入城市肌理。“新京”的规划以放射状广场与主干道为骨架，每一个广场都是权力的节点。新发广场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是军事暴力的核心，大同广场则聚集了伪满政府、中央银行、满铁会社，成为行政与经济掠夺的中枢，而安民、顺天、兴仁等广场则以带有规训意味的命名，试图从精神上控制民众，贯穿全城的大同大街被规划为“满洲华尔街”，金融机构、情报机关、商业巨头鳞次栉比，成为经济侵略的大动脉，这种空间布局绝非单纯的美学设计，而是殖民权力的物质化表达，企图实现对城市居民的全方位控制。进一步聚焦建筑与工程的细节，关东军司令部采用的“帝冠样式”，屋顶模仿日本天守阁，大门宽到可容坦克并行，这既是军国主义的象征，也是随时准备镇压反抗的军事堡垒。而承载着本土信仰的般若寺被反复拆迁，日本的东本愿寺则被赋予特权，成为文化渗透的重要场所，这种对比暴露了殖民规划中文化压迫的本质。自然水系被强行改造，本土花系被刻意重塑，殖民者试图通过改变自然印记，从环境层面彻底切断本地居民的文化记忆，建立全新的殖民秩序。
档案与踏查的结合是还原这段历史的关键，蒋蕾教授不仅查阅了满铁与伪满政府的官方档案，还收集了大量民间口述史、家族回忆录，甚至是城市改造过程中出土的建筑遗迹，这些来自底层、被官方叙事遮蔽的声音，与冰冷的规划图纸形成对话，共同拼凑出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新京”——一个被暴力建构、充满创伤记忆的殖民城市。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晓丽教授的研究从空间实证转向理论视野，以“全球地方”为核心视角，跳出传统“边疆”“边地”的叙事框架，重新审视东北在全球史中的位置，揭示这片土地上被忽略的、跨文明流动的复杂经验，打破了东北历史研究长期被“边缘性”“地方性”所定义的刻板印象。她指出，东北并非一个封闭、孤立的内陆区域，而是自近代以来就嵌入全球资本、政治与文化网络的关键枢纽。从明代北方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到近代列强地缘政治的争夺焦点，再到日俄殖民统治下的文化碰撞，这片土地始终处在多重力量的交汇点上，其历史叙事也因此被打上了鲜明的世界烙印。在她的梳理中，不同文明的文本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东北形象，殖民书写带着外来者的傲慢与偏见，将东北描绘为有待“开发”的蛮荒之地；而跨境流动的移民、商人、文人则留下了充满韧性与生存智慧的记录；欧美旅行者的游记又为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异域想象的浪漫滤镜，这些多元的叙事共同构成了东北“世界经验”的拼图，东北作为能动的主体，在与全球力量的互动中，不断塑造着自身的历史轨迹，无论是移民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还是跨文化交流催生的文学、艺术表达，抑或是殖民统治下的抵抗与适应，都体现了这片土地对外部力量的回应与重构。
刘晓丽教授的研究也回应了当下东北研究中的核心争议，即如何在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找到平衡，既不将东北的历史简化为全球史的注脚，也不陷入狭隘的地方主义叙事，而是承认东北的地方性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世界经验，每一条商路、每一次移民浪潮、每一场文化碰撞，都让这片土地的历史与世界紧密相连。所谓“边缘”往往是多重力量交汇的前沿，所谓“地方”也可能是理解全球史的关键窗口，唯有正视东北叙事中的世界经验，才能还原一个立体、多元、充满活力的东北。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研教授的研究将视野延伸至战后日本文学，以当代作家奥泉光的长篇小说《神器》为核心文本，探讨文学如何以虚构之力，解构日本战后长期存在的战争责任回避机制与军国主义国家神话。奥泉光作为战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始终将“战争记忆清算”“国家暴力批判”作为创作核心，其作品以跨体裁的叙事实验，直面日本社会至今未能妥善解决的历史认知危机。在他的文本中，战舰不再是军国主义的荣耀符号，而是被转化为承载着死亡与创伤的批判空间，天皇与“神器”的神话也被用荒诞化的手法消解，暴露出其虚构本质与军国主义的暴力内核，这种书写方式让他的作品成为对抗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力量。奥泉光的历史追问，本质上是战后出生一代对“战后日本国家叙事”的解构。战后日本主流话语常常以“和平国家”自居，刻意回避侵略历史，而奥泉光则通过文学叙事撕开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被压抑的战争记忆重新浮出水面。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多声部的对话与复调叙事，拒绝提供单一的历史真相，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与记忆碎片，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此对抗国家叙事对历史的简化与收编。奥泉光的创作也体现了一种“作为方法的文学”的自觉，他并不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聚焦于个体的创伤记忆与日常经验。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与破坏，让读者得以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与重量，也让战争记忆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文字，更是鲜活的、与当下息息相关的存在。
刘研教授的研究进一步联系当下日本社会现实，指出奥泉光的文学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近年来日本社会右倾化趋势抬头，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沉渣泛起，试图淡化甚至否认侵略战争罪责。奥泉光以文学为武器，持续追问战争责任、重构历史记忆，不仅是对战后历史认知困境的回应，更是对历史遗忘与正义缺席的警惕。
第二场：表象、媒介与思想谱系
本场研讨转向文化表象的生产、媒介符号的意识形态操控、近代东亚知识人的思想博弈，聚焦通俗文化、教育媒介、经济理论与跨文化对话，揭示战争与殖民背景下，国家权力如何塑造文化符号，知识分子又如何在时代夹缝中展开思想探索与身份协商。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杨天运的发言聚焦于战时日本文化宣传中的符号编码机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形象与基础语言教育素材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民间文化与启蒙内容如何被国家权力改造并异化为军国主义宣传工具的微观过程。研究指出，传统的叙事逻辑被强行置换，原本充满童趣的文化形象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隐喻，直接服务于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而看似单纯的语言启蒙内容，实则暗藏规训逻辑，成为文化殖民与战争动员的隐蔽武器。这种改造绝非孤立的个案，借助教科书、广播及电影等等媒介，政府与媒体通过对民间文化、语言教育的全面收编，构建起一套覆盖全民的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将侵略战争的正当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揭示了近代日本国家权力操控文化媒介的深层逻辑，也引发我们对文化表象中立性的反思——那些看似无害的文化载体，一旦被权力收编，便可能转化为极具伤害性的意识形态武器。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东旭博士的发言以日本中国学研究者橘朴与中国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交集为线索，探讨橘朴提出的“中国尺度”命题，展现近代东亚知识分子在殖民扩张、社会革命与文化启蒙的夹缝中，对中国道路、东亚未来的复杂思考与内在挣扎。他的发言从橘朴的特殊身份与研究立场出发，指出这位长期生活在中国、以记者与研究者双重身份介入现实的日本知识分子，刻意偏离主流学界聚焦儒家文化与王朝政治的传统路径，转而深耕民间社会、地方组织、道教信仰与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试图从中国社会自身的运行逻辑中理解中国的变革与未来。这种以本土社会为中心的观察视角，本身就构成了对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优越感的双重反思。橘朴虽与鲁迅的现实交集不多，但其文选中多次谈及鲁迅，且主动向日本知识界推介鲁迅作品，呼吁抛弃蔑视中国的陈旧观念，正视中国底层力量与民族革命的深刻潜能，这正是这一认知尺度的鲜明体现。此外，赵东旭博士也客观呈现了橘朴思想内部的复杂张力与历史局限。橘朴曾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体制，同情中国民众的生存境遇与反抗行动，在满铁调查室聚集一批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试图在殖民结构的夹缝中探索农民自治与乡村改造的可能，却在九一八事变后受时局裹挟，一度依附关东军并参与伪满意识形态的建构，陷入理想与现实、批判与妥协的深刻矛盾，直至晚年通过阅读中国共产党文献才重新校准认知，转向认可中国革命的本土适应性与历史必然性，其思想轨迹深刻折射出近代东亚知识分子在殖民霸权、民族革命与思想启蒙之间的艰难求索。
赵东旭博士的发言跳出简单的善恶评判，还原了橘朴的思想的张力与历史定位的复杂性。在殖民、革命与启蒙交织的年代，近代东亚知识分子的选择往往充满妥协与挣扎，而他们对“本土尺度”“文明出路”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王瀚浩博士的发言从文化思想转向经济思想史，围绕日本学者福田德三在20世纪20年代的访华演讲与思想体系展开系统论述，揭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区分、对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深刻警惕，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探索，为理解近代东亚经济思想的复杂图景提供了重要补充。王瀚浩博士的发言首先厘清福田德三最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即将资本主义明确划分为“对内资本主义”与“对外资本主义”两种形态。前者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经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历史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后者则是以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突破主权边界为特征的侵略性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经济形态。作为近代日本重要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身处一战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他对这两种主流发展模式均持批判态度，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既拒绝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与殖民掠夺，也不认同苏联式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专政，主张以经济整合为先导、以政治自主为边界，推动中日等东亚国家构建平等的经济共同体，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区域发展，避免战争与冲突。这一构想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性，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和平与平等的追求，而他“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定位也使其思想在近代日本知识界独树一帜，为后发国家思考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另类思想资源。
王瀚浩博士进一步指出福田思想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他虽批判对外资本主义，却未能触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制度根源；主张东亚经济合作，却忽视了日本国内日益激进的对外扩张政策，缺乏现实落地的政治基础；试图调和阶级矛盾与国家冲突，却没能找到可行的实践路径。最终，福田德三的构想因1923年关东大地震与个人投身政界而中断，其思想价值却依然为今天反思殖民经济、批判霸权资本、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
总结、展望与致谢
本次以东亚表象与历史反思为核心的学术研讨圆满落幕，六位学者从空间实证、全球叙事、文学解构、符号政治、思想尺度与经济批判等多维视角，共同构筑起一场兼具历史深度、理论锐度与现实温度的思想对话。会议以殖民都市遗产为切口，以东亚近代转型为纵深，将微观踏查与宏观视野有机融合，既直面殖民暴力、战争记忆与权力建构等沉重议题，又致力于在被遮蔽的历史中打捞真相、在复杂叙事中重建主体性，为东亚研究打开了跨学科、跨文本、跨地域的新路径。
与会嘉宾的认真思考和真诚交流，吸引了北京多所高校的师生。学术之路因思想相遇而更加开阔，因共同追问而更有力量。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在东亚历史与现实的探索中深耕不辍，以严谨治学与人文关怀，共筑更具深度与温度的学术共同体。
作者简介
我是一条鱼（健康），学术履历无，代表作品无………
对世界有很多意见，手里的证据却总是慢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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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