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春天，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肆虐。大多数国家采取限制出行、减少经济活动的手段，试图抑制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日本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呼吁国民避免外出。东京都也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期间发起“stay home”运动，号召都民稍作隐忍，丰富在宅生活，熬过眼下的居家隔离期。然而，长期持续一种“非正常”状态，很快让人们感到筋疲力尽。还不到五月，“自肃疲劳”的相关新闻在日本的大小媒体泛滥。“黄金周”刚结束，虽然感染人数仍以每天五十人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但政府逐步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日本迅速恢复到“新常态”。
这并不是日本第一次“社会性地”终结一场处于进行时的灾难。二〇一一年冬天，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到十个月，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到四号机组尚未达到安全指标，高浓度污染水不时被排入海中。瓦砾和垃圾的处理、灾民重返工作毫无头绪。时任首相的野田佳彦在十二月十六日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已得到了有效控制。
大多数人或许会认为，宣布疫情或灾难的收束是永田町与财阀之间的政治博弈结果。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事件背后隐藏着共通的社会心态，这就是人们对“常态”的依赖。美国著名的日本史学家约翰·W·道尔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提出一个想法：某些历史性事故和灾难会打开一个瞬间，颠覆人们以往的认识，促发人们用创造性的方法重新思考一切。如果急于恢复常态，逃避“临界状态”的不适感所伴随的思考机遇，这个瞬间将迅速关闭。在新书《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〇二〇年）中，孙歌正是在寻找“临界”这种生存感觉所蕴含的思想能量。在探求过竹内好的“火中取栗”，鲁迅的“不容己”和加藤周一的“局外人精神”所体现的主体性之后，孙歌发现了唤醒东亚主体性的另一种源泉：“临界状态的生存感觉”。这种感觉在冲绳与朝鲜半岛出身的社会运动家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一、作为思想方法的“临界状态”
在战后东亚的政治格局中，美国的军事介入与各种反作用力在多个方向角逐，形成了两个长期处于“临界状态”的场域：冲绳与朝鲜半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琉球处分”以来，冲绳一直是天皇制国家日本内部的一个异数。一九四五年的登陆战役使冲绳人为东京的决策付出了最惨重的牺牲。一九五二年，日本以出卖冲绳为代价，重新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直到一九七二年，冲绳施政权才由美国返还日本。即使在返还之后，冲绳在天皇制的日本仍有抹不去的违和感。譬如，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后，为树立象征天皇与国民同甘共苦的形象，曾走访日本各地巡幸。唯独冲绳之行，直至一九八九年昭和天皇驾崩始终未遂。这意味着，在象征国民统合与战后经济腾飞的“巡幸”地图上，冲绳是唯一的“化外之地”。
冲绳的社会运动家在争取和平、诘问自身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颠覆了近代以来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一些政治框架。冲绳诗人川满信一于一九八一年起草《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主张冲绳需要复归的不是作为现实国家的日本，而是和平宪法下的日本。川满的这一提法可谓是思想上的创举，因为他在“冲绳独立”与“复归运动”之外，找到了对国家权力的另类想象。川满的战友、评论家仲里效也尝试以另一种逻辑来建立国家认同。仲里效提出，冲绳的反战运动不存在“球形内部”。这意味着运动思想的主流并不欢迎“冲绳独立论”这类复制国民国家逻辑的斗争方针。此外，由于冲绳处于各种权力的边缘交界地带，也就是复数中心权力之间的“临界状态”，冲绳的反战运动家养成了一种“大于冲绳”的斗争视野。他们的斗争目的，不仅仅是将美军赶出冲绳一地，而是让美军基地无处落脚。他们绕过国民国家的框架，直接寻求民众层面的跨国连携，欲以草根的星星之火，达成全球反战浪潮之大势。
除了冲绳人以外，帝国日本的扩张与衰亡形成了另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群体，这就是在日朝鲜人（简称“在日”）。一九一〇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因留学、自主务工、劳务募集等原因从朝鲜半岛流入日本的人口，到“二战”结束时达到二一〇万。一九五二年，《对日旧金山合约》宣布，原本拥有日本国籍的朝鲜人及配偶、子女的日本国籍无效。从此，在日朝鲜人必须在动荡的半岛局势与日本社会的歧视、排挤中寻求斗争的道路。
是一部基于美籍韩裔作家李敏金的同名小说拍摄的电视剧，讲述了1910年至1989年一个在日朝鲜人家庭四代人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前行的故事。
与冲绳人异曲同工，一些在日朝鲜人活动家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临界状态”具有的潜能。无国籍“在日”诗人丁章在诗集《阔步的“在日”》、《属于萨郎的地方》（萨郎=朝鲜语中的“人”）都着力表现在日朝鲜人“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然而丁章没有停留于失去故乡的哀叹与无路可走的迷惘，而是在国家=单一民族=单一语言文化的表象之下，探索逸脱边界的存在所具有的特殊力量。
从这日语的列岛/从那乌里玛鲁（朝鲜语）的半岛/无可名状的大力汉之手/迅速向萨郎伸来/咔嚓一声/被握碎了吗/顷刻间被划拉到/他们的囊中/要活得像个萨郎/就要扛得住这对峙/只有萨郎（=人）玛鲁（=语言）/才是力量。（丁章：《属于萨郎的地方》，二〇〇九年）
丁章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和文化认同均不确定的“局外人”，或许能够提供“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以外的思考模式。在文化层面，丁章提出 “在日萨郎玛鲁”（在日朝鲜人的语言）概念，试图超越语言的“纯粹性”神话。在政治层面，他也贯穿了“临界状态”的思想逻辑，自愿选择成为无国籍者。丁章认为，大国间的军事冲突和政治博弈造成朝鲜半岛处于南北分裂分裂的“非正常状态”，摧毁了在日朝鲜人的精神故乡。只有当南北政治分裂结束，他才会加入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国籍。
西方近代的国家想象所具有的暴力性，在“帝国边缘”的冲绳人和在日朝鲜人身上留下清晰而惨烈的痕迹。而丁章与川满等社会运动家正是由于身处“临界状态”，才能以流动性的感觉来营造每一天的生存感，进而超脱常规逻辑来对抗西方近代化强加给东亚的历史负担。而对于我们这些远离东亚和平斗争第一线，安居于国民国家框架内的人来说，冲绳和朝鲜的经验绝不是他人事。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黑船来袭”给东亚带来了新的经济生活样式与政治制度，同时也将东亚编入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与西方中心观的文明等级秩序。西方对东亚的入侵与“内在化”，在军事政治方面表现为欧美列强对东亚诸国的直接侵略，以及东亚各民族间的冲突、对抗与敌意。在思想和认识论方面，则表现为东亚在叙述自己时的主体性缺失。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需要注意的是，“主体性的缺失”并不是说东亚人缺乏叙述自己的欲望和机会，而是缺乏“东亚的”思考方式。近代化的历史逻辑侵入东亚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学科无不是从欧美的历史经验抽象而来。西方的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东亚的问题。而我们目前尚未找到一种“亚洲的原理”或“东亚的原理”，来反思自身的历史，找到有效解释东亚问题的逻辑。因此，从思想与话语的角度来看，近代东亚始终处于自我寻找、自我确认而不得的“临界状态”。冲绳人与在日朝鲜人的斗争智慧在这一意义上给所有东亚人提供了另类的思想工具和想象力，来重新获得东亚的主体性。
二、“临界状态”与东亚主体性精神的复权
大江健三郎在一九六七年出版了一部带有神话色彩的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的弟弟、左翼学生运动家鹰四在“六十年安保斗争”失败后，回到了家乡“谷间村”。鹰四背着家人奸淫智障的妹妹，至其怀孕后诱其自杀。谷间村的商品流通由人称“超市天皇”的在日朝鲜人老板掌控。鹰四效仿曾祖父的弟弟、当年策划幕末暴动的一名首领，集结村里的年轻人，计划奇袭超市。结果行动失败，鹰四在青年游击队里的威望大跌。他在混乱中坦白了对妹妹犯下的罪行后饮弹自尽，倒在满地的霰弹的血糊中。
这部小说因同时处理两个穿插的时空，又富含寓言元素，关于文学技巧的研究已有很多。有趣的是，柄谷行人在《大江健三郎的寓言》（一九九〇）中，将问题意识引向另一个维度：“亚洲”的主体性在战后日本思想空间内的缺席。柄谷犀利地指出，作者自身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其小说中出场的“反西方近代价值观”的人物，譬如跟朝鲜人发生种族纠纷、械斗致死的S兄，提议烧死全村养殖鸡的“超市天皇”，以及战死在大陆的主人公的父亲，均跟“亚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柄谷进而主张，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表面上看似拥抱西方启蒙价值观与认识论体系。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始终有一条隐秘的思想水脉，这就是被剥夺了自我言说能力、由于主体性的模糊而显得神秘可怖的“亚细亚”。（柄谷行人：《大江健三郎的寓言》，一九九〇年）
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战败粉碎了日本对亚洲（尤其是东亚）的侵略。帝国的解体也终结了在国策层面上对亚洲相关知识的需求。但纵观二十世纪，在地理学、社会学、地质学、农学、政策学等多个学科，日本都对亚洲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同时，亚洲的经验也反哺了帝国的知识生产，塑造了这一时期内日本学术史和精神史的风貌。毋庸置疑，日本的亚洲论述在资料搜集方面的缜密与理论关照方面的自觉性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日本制造的“东亚话语”内含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日本关于亚洲的知识生产寄生于帝国武力扩张的过程中。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内含暴力、支配的欲望以及伪装巧妙的人种秩序观。第二、与日本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相似，近代日本的亚洲研究也依附于西方理论提供的理解框架。尤其是二十年代中期以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开花，触发各路中国学者开始打着“科学的研究”这一旗号，积极将马克思社会形态论和涂尔干、滕尼斯等欧洲社会学者的学说导入日本的亚洲研究。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曾经试图挑战近代西欧的霸权体系，建立一套彰显东亚主体性的亚洲话语。然而，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不断膨胀，导致对东亚主体性的探索误入歧途，成为臭名昭著的侵略理论。
一九四五年，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悬挂着佩里旗的“密苏里”号上，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从此开启了美式强权和平（Pax Americana）支配亚洲的时代。在战后日本的反美和平运动背景下，竹内好、中西功、小野信尔、沟口雄三等新一代中国研究者重新启程，尝试以中国“挣扎”“抵抗”的近代化为楷模，找寻日本以及东亚在西方入侵过程中逐渐模糊的主体性精神。竹内好揶揄日本追随型的近代化多有妙语，如“奴隶根性”“优等生文化”等概念早已脍炙人口。而本书注意到，竹内好在一生的两次关于翻译的论战中，特别讨论了翻译这种“临界状态”对于激发主体性精神的作用。竹内好在两次关于翻译的论战中所表现出的姿态，都可用鲁迅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这是鲁迅译著《文艺政策》中的句子，比喻在接受外来新思潮时，自己内部的挣扎与苦斗。
第一次翻译论战发生在一九四一年，是竹内好与支那学者吉川幸次郎围绕中国同时代白话文的日译问题发生的交锋。第二次发生在五十年代，是与松村一人、竹内实等日本共产党系知识分子辩论毛泽东《矛盾论》的翻译问题。在第一场论战中，吉川作为学风严谨的前辈学者，对明治以来日本学界模仿西学心切，往往流于囫囵吞枣和断章取义的粗糙作风提出了批判。吉川认为，译者，或者说外国文化的学习者，应该努力深入对象文本或对象文化，以达到自我的完成。在第二场论战中，松村也力求准确通俗，将毛泽东著作完整地呈现于日语的语境中。
从技术的标准与治学的态度来说，吉川与松村似乎无懈可击。但激怒了竹内好的，正是自持代表“科学精神”，高高在上对文本与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审判的姿态——这也是战前日本的“支那学”与五十年代日共系知识分子共通的典型姿态。竹内好与其论敌的本质性分歧在于，竹内好关注如何主体性地通过翻译来进行思想生产，而吉川与松村等人则抱着“世界已经完结”的态度，仅仅满足于在母语语境中准确再现翻译文本中的各种关系。竹内好认为，翻译这种行为，是“最有效地破坏自我与他者自足性的手段”。因为他者（待译文本）必须进入主体（译者）的内部，并成为主体自我否定的媒介。译者不可能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意志，译者必然要追求自我否定。这里的自我否定，不仅否定了主体本身的自足性，同时也否定了他者的自足性。
竹内好对吉川和松村“科学、客观、准确”的翻译态度之不满，也一直贯穿于他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当中。正如翻译的主体置身于两种语言文化间的“临界状态”，近代东亚被强行编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和话语体系时，东亚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直面的，正是外来西方文明与本土东亚文明相互角力所形成的“临界状态”。竹内好认为，亚洲的主体性，正是在西方的入侵与亚洲对入侵的抵抗这一过程中逐渐获得的。竹内好从鲁迅的“挣扎”中看到了东亚建立主体性的希望：东亚只有以“挣扎”的方式不断自我否定，并在否定中自我坚持，才能在西方的入侵中进行真实的抵抗。（竹内好：《鲁迅》，一九四四年）
一九七七年，竹内好去世。他的战友与论敌们也在前后几年中辞世。代表“战后民主主义”的一代知识分子逐渐从历史的舞台退场。然而，我们当下依旧处于前辈知识分子与其长期苦斗的“临界状态”中。借用酒井直树的说法，就是“西方负责生产理论，亚洲负责生产经验”的后殖民主义陷阱。更令人遗憾的是，众多的东亚知识生产者对自身所处的“临界状态”无动于衷，太过安逸和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置身于某一种业已完结的立场和状态，居高临下地对分析对象进行“科学的”解剖。正如西川长夫所说，“每当我看到那些毫不反省自身的不足，仅仅满足于堆砌实证性研究成果就沾沾自喜的研究者时，总是苦恼于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或者说，对于这些无视自己内部殖民主义立场，却以正义一方自居，谴责殖民主义的非正义和加害性的研究者，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们。”（西川長夫『植民地主義の時代を生きて』平凡社、2013年）西川长夫想要提醒的是，对殖民主义立场的批判，不可能通过利用身份政治，或对殖民者进行居高临下的批判而被清算与瓦解。这就好比想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摆脱奴才状态，本身就是充满奴性的思考方式。
东亚在抵抗西方入侵的斗争中获得了不同于欧洲的历史经验。“窃别国之火，煮自己的肉”，东亚知识分子应变被动为主动，将“被强迫的现代化”这一经验作为共同的思想资源，贡献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思维形式。换言之，只有当东亚在“临界状态”的思想场域，通过抵抗与自我否定重建自己的主体性精神时，才能完成普遍历史叙述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补全世界史意义上的一种新的普遍性。（孙歌：《普遍与特殊：何为“亚洲性”》，二〇一八年）
原文刊于《读书》2020年第9期。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周雨霏
大阪大学毕业，社会学博士，现为日本帝京大学讲师。研究领域为日本社会科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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