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卫丨通过翻译，接轨世界：中国第一本百科辞典的诞生

一、引子

有关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以往的各种书刊及论文大多称其为中国现代第一部自己编辑的百科大辞典。无论是早期研究百科全书的钟少华，还是后来由陈平原、米列娜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2007），海内外学者的论述中，几乎都将这一点坐实。又鉴于编者黄人在文学上的创作与贡献，相关研究不断深化，相辅相成，更是对此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黄人的曾孙黄钧达2016年发表于《常熟日报》¹上的文章也是全面嘉赏这一百科辞典的出版事业：

1911年5月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是黄人应上海国学扶轮社主人沈粹芬之邀负责编纂的，全书共计15册，约120万字。涉及现代学科66门，黄人以渊博的学识、百科的趣味、世界的眼光，中外兼收了各类词条12000余条，特别是引进了大量国际上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新词（如涉及光学、声学、电学、重力学、化学、比较文学等方面的新知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郭世荣研究员曾说：“作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百科全书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其开创之功不可没，黄摩西和国学扶轮社等作出的贡献也应载入史册。”

江苏常熟人，现任中国南社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批评家、南社社员黄摩西的曾孙。

近年来，随着概念史研究的蓬勃兴起，也有学者常利用到《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一是由于其编辑出版在辛亥革命前夕，具有时代意义，成为民国的开山之作，具有时代意义；二是因为该辞典收录的词条，其概念和定义已经趋于近代学科分类下的内容，成为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个范例。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之视为近代学科成立、新词诞生和接受西学新知的一个风向标，并利用其作为描述近代概念及语词定义的重要依据来展开论述。

的确，辞典是反应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一面镜子，也是时代的写照。可是，该辞典应该如何定位？是作为中国人在已有的近代知识积累之上独自编纂的百科辞典呢？还是另有底本所依呢？如果是前着，那可以视作我国近代知识转型的一个依据。如果是后者，则是我们引进和介绍近代知识并与世界接轨的一个媒介。在这里，我们直接给出的答案是后者，这实际上是一本通过翻译接轨世界、急就而成的百科辞典，虽然也包含有黄人独自编写的条目，但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三。

近代作家﹑批评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振元、震元，字羡涵，又字慕韩、慕庵，中年更名黄人，字摩西，别号江左儒侠。江苏常熟浒浦人。黄人被清末学林称为一代奇人，是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型工具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编纂者。

二、百科全书——《人类知识的新工具》

钟少华的《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研究》（1996）是国内研究百科全书的开山之作，该书对百科全书的历史意义和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做过详细的描述，特别还与日本的百科全书做比较，在关注到两者的相互关联以及影响的同时，也注意到两者的不同。因为作者是抱着中国有无百科全书这一问题意识来从事研究的，所以在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百科全书作出分析后，得出的判断是我们也有自己编辑的百科全书，而且作为“百科辞典型”的就是这本《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称“其内容广录博取，近代概念准确，重视国内外新知识，并且反映编者思想倾向，可谓接近现代文明水平。”²

承此说，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将之视为未完成的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称“这是近代中国最好的一部百科全书”。她所说的“未完成”是指该辞典的传播时间短，没有完全发挥出作用来。有关这一认识，本文后面也会涉及。她就当时的大背景解释并强调说翻译是知识引进的快捷方式之一：‍

传统类书无法満足现代化的需求，这为外国工具书的输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中国学者很快发现一种快速获取现代知识的重要资源——西方和日本的现代百科全书。首先，接受外国百科全书看起来非常容易，其方式之一就是直接翻译。早在 1870年代，日本已开始仿照西方编撰现代百科全书，在 20世纪的前十年里，其中的十来部——至少有四部是关于法律制度的——也确实被翻译到了中国。³

以近代中国百科辞书的研究为例，最初是米列娜因为研究晚清小说，关注黄人的小说理论，从而延展到其所著《中国文学史》及其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由此激发出对晚清百科辞书进行研究的想法。陈平原与米列娜主编的中文本《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2007年率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米列娜与瓦格纳主编的英文本《中国新全球知识百科全书（1870-1930）：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加以扩充后，亦由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于2014年刊行，由此成就了汉学研究界的一段佳话。

也就是说百科辞典的研究作为近代知识转型、思维方式的转变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得以重视，另一方面，作为上述中文版的代序，陈平原从“启蒙生意”的角度来看辞典的作用，他援引参与编纂《新字典》和《辞源》的高梦旦（1870-1936）的话：“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具备，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并强调重点在后者：“欧风东渐，学术进步，百科常识非一人之学力可以兼赅。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时又不可或缺。夫文词如是其浩博也，学术如是其繁赜也，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⁵

在此意义上，更凸显出百科辞典对改变近代中国知识结构的重要性。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

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是清末民初文化教育建设的主要需求，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长后，与高梦旦合议编纂辞书之事，并取名为《辞源》。1908年，商务印书馆创设辞典部，陆尔奎任部长，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辞书编纂家”，其主编的《新字典》（1912）被称作“《康熙字典》问世250年后最早的、第一本革命性字典”，“我国第一部收有现代科学新字的字典”；其主编的《辞源》（1915）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兼收语文、百科的综合性新型大辞典”，首次明确区分出字典和词典两种辞书类型。

正如米列娜前述，中国最早翻译的百科全书多出自日本，且工程浩大，1903年就译出了百卷（100册）刊行， 在当时是极大规模的出版事业。邹振环和京都大学石川祯浩都对这一时期的百科全书做过研究。石川在“日中近代的编译百科全书”一文的第三节中专论会文学社版《普通百科全书》，称其是以明治时期刊行的数种百科全书型丛书为底本翻译编纂而成的：⁶

会文学社版《普通百科全书》虽然共有100卷，但并非分成100个专业领域，而是根据难易度分为三个阶段（初级学类17卷、普通学类21卷、专门学类62卷）。更具体地说，初级学类是从历史、地理到数学等18个领域的入门书（问答书），普通学类是21个领域的概论，专门学类是更加细分后62个领域的专门解说书。与其对应的日文版原著（《普通百科全书》各卷的名称与日文版原著基本相同）中，初级学类是完全分册翻译富山房1894～1898年刊行的《普通学问答全书》系列；普通学类多是翻译富山房《普通学全书》系列（1891～1894年出版），专门学类完全翻译博文馆《帝国百科全书》系列（1898～1910年）。

也因此，研究中国百科全书史的钟少华评价《普通百科全书》说：形式上还属于丛书领域，是“过渡期的产物”。⁷

实际上，除翻译百科全书之外，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还试图半价发售第十版《不列颠百科全书》（1902-1903），同时还做了大量广告。然而，尽管如此，和日本 5000多本的销售量比起来，中国的销售情况实在相形见绌，这部英文著作当时在中国仅卖出了几百本，此后也再没有下文。⁸“同是一部有价值的百科全书，在日本和中国的出售数字，竟然相差十倍左右，这恐怕会出乎伦敦书商的预料吧？”⁹

《不列颠百科全书》（又名“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物，发起人为当地书商和印刷工人科林·麦克法卡尔（Colin Macfarquhar）和雕刻家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该书第一卷于1768年12月出版，直至1771年，三卷全部完成，总计2391页。由于第一版相当成功，后续诞生了更多版本。其中，第九版奠定了《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的基础。至第十版止，《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重要文章的篇幅往往比现代的百科全书来得长，且更具学术性。

也正是经历了翻译和引进百科全书这一过程， 1911年由上海国学扶轮社校印的这本《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冠以“新”来区别会文学社版《普通百科全书》，被誉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百科辞书。

从内容编排上来看，《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全书计两函15册，第1册封面为“宣统辛亥/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校印”，后有严复手书的序言一篇；然后是黄人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接着是凡例18条;本书之特色13条；最后是学科分类及略称。之后便是以汉字笔画为序的总目录；正文12册由子集至亥集按笔划排列。其余两册分别是：按学科专业的分类目录和以汉字笔画为序的异名目录合为一册；最后一册是220条补遗和附表（国别附表、中外度量衡表和中外货币兑换表）。封底为：宣统三年五月出版[普通百科新大词典 全书十五册定价洋八元]/编辑者 昭文黄摩西/校印者 中国词典公司/印刷者 作新社/发行者 中国词典公司/发行所上海棋盘街和平里中国词典公司/分售处 各阜大书坊。

现存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所藏的初版本缺分类目录，共14册，即总目录1册，子丑寅卯……各集共12册，补遗1册。而东京都立图书馆实藤文库所藏的第二版，共15册（两帙），上函自总目录至巳集共7册；下函自午集至补遗，共8册；其中第14册为分类目录；由此来看，同为第二版的现哈佛燕京学社本用铅笔将分类目录标为15，反倒把带有版权页的补遗标作14是颠倒了次序。

天理大学所藏的第三版则又有所不同，它是将分类目录置于总目录之后，即成了第2册。所以，同为两帙，上函止于辰集，共7册，下函则始于巳集，共8册。且封底为“宣统三年五月初版/宣统三年六月再版/宣统三年七月三版”（底线为笔者所加，下同）等于是每月加印一版。而且国学扶轮社刚开始没有自己的发行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初版、再版均由中国词典公司代为发行。但是第三版的最大变化在封底版权页上，将发行所改为国学扶轮社，地址与发行者同为上海棋盘街和平里。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号称“一百数十万言”，收录一万余词条，以往研究一般认为页数是1400页，这其实有误，按第三版重新核实一遍，结果如下：

¹总目录11＋166;²分类目录105＋17;³子160;⁴丑105;⁵寅90.5;⁶卯84.5;⁷辰78;⁸巳82;⁹午87;¹⁰未71;¹¹申83;¹²酉107.5;¹³戌88;¹⁴亥54.5;¹⁵补遗30＋39;共1460×2＝2920页。

当时所用“叶” 即一张，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两页，等于是近3000页的鸿篇巨制了。根据钟少华（1996）所附的分类表（表1），可以一览当时的学科分类及收词数量。

如上所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分为“政治”、“教育”、“格致”、“实业”四大类，前两类为社科人文；后两类为理工农林。然后又进一步分为53个学科和14个次级学科。在每项词条底下会以略字标明其所属学科。全书共收有11856项词条。¹⁰

政治类中包括法律、经济、军事。法律方面的词条比较齐全，颇为丰富，下分八类；而诉讼法下又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经济学使用的是严复的译词“计学”，统计学和簿记学是附在财政学后的；然后是“军政”，所收词目最多，可见当时的重视程度。

教育类包括整个文科，由此我们知道，这个时段的“教育”已经是统括文史哲的概念了。¹¹黄人在凡例中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地理和文学分为本国与世界，凡是后者，会在词条底下的略字之上加有“○”符号。这项举措显示了黄人认为在历史、地理和文学这三科上收词中外有别，特别是世界史学居然收词1593条，为该辞典专业之最。相比之下本国史学仅收196条，完全失衡。为何会做这种处理，我们后面要探讨其意图。除这三科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新的学科，宗教学中包括神学。“名学”仍是用严复的说法，现在称为“逻辑学”了。最后还有“图画学”，其下又附四类: 雕刻、音乐、装饰品、游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艺术类了。

以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词条约占5500条，近一半。但细分起来，正如米列娜所述，“关于儒家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条只占了根少的比例，大量篇幅让给了古希腊哲学这类知识的介绍。实际上，‘新知’成为这部辞书的核心概念：它包括西方（主要是欧洲的）自然科学（包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现代西方医学和药理学、教育、中国和欧洲的音乐、可视艺术、历史以及历史人物（包括日本明治时代的重要人物，不仅是军事家）等等。”¹²那么“大半篇幅给了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这倒是根符合那个时代急于追赶世界潮流的新学之士的学术趣味”。¹³

理工科词条全部归入格致类。格致是传统的说法，如《格致汇编》之类。在这些学科当中，自然科学所占的比例略高，化学收词1005条，植物学收词1034条。其中病理学和药物学附在卫生学之后；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以及人种学在当时皆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 The Chinese Scientifical and Industrial Magazine），中国近代第一份综合性中文科学期刊，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2月9日由英国学者傅兰雅在上海创刊。在西学东渐和在科学传播的背景下，《格致汇编》以宣传科学基础知识为宗旨，作为一份专门性科学杂志，对西方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实业类收词总数不足200，却列出四大领域：农业学、畜牧学(附蚕业学、造林学、渔业、猎业)、工业学和商业学。但是，因农业学、畜牧学的简称都为“农”，上表没有标出畜牧学。最后的“商业学”却没有一词见于分类目录中，而是被编者统统归到第一部分“政治”类中的“商法”里去了。因为两者略称都为“商”。上表排在最后的“通用门”是总目录里没有的，为何多出一门呢？因为总目录里有很多专业略称遗漏的词，只好在这里将一些没来得及归类的词临时汇集到一起，所以从内容上看，根本不是什么“通用”，而像一个大杂烩，有点像是对总目录中的过失所做的一种弥补措施似的。由此亦可见其辞典编辑得多么仓促。

正如其凡例所云：“本书搜辑一切学语，调查种种专门学书籍为基础，中外兼赅，百科并蓄，以适用于教员考检，学子自修为宗旨”，该书重点在西学而不是国学。所以“其他的学科如植物学、地质学或化学一类的科目，则是具有放诸四海皆准、世界通行之规则。”¹⁴

黄人同年编就的《文科大词典》，与《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似成互补关系，它由清末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作序，编者黄人站在国学的立场上特意在凡例中表明：“不典雅暨一切新名词概不阑入。”以示该词典基本上是收录中文传统词汇，不收新名词。但其“分四十类，依日本索引表法另列一目注明某类在某画某字第几以便检查。”又可见日本的影子，说明在学科及意义分类上有依据日本材料的可能性。

就《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这一学科分类，给与了高度评价，认为“作为清末新出现的百科辞书的知识体系，已经基本与西方当时的知识系统接轨了。这些中文表述新知识的涌现，是己经有几百年的准备、只是缺乏涌现的环境条件和工具形式。”¹⁵是这样的吗？

在编辑该辞典时，据说“调查各种专门书籍有千余种之多”，这当然意味着参照了不少文献，看似独自编撰，但其中“吾国新名词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或“某词属某学科均仿东籍成例”之语也意味着学科分类等认识有来自日文文献的可能，亦或成为上述学科分类的依据。

‍

其实前人研究在这一点上也是表示怀疑的。比如实藤惠秀早就说过:“该辞典除了收录学习外国的新知识，新语词（主要采纳了日本译词）外，还收录了日本及西洋的地名、人名”¹⁶；陈平原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说，“至于世界史部分开列‘大隈重信’、‘大和魂’等条目，还有‘北清事件’（庚子事变）这样的专有名词，在在提醒我们日本辞典的影响。”另外从编纂百科辞典这一耗费时间人力的工作性质来看，“即此一端，就可明白，《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根本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著述。”“我想追问的，是问题的另一面——这两部大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国文学史》)，真的是黄人的个人著述吗？”¹⁷

日本汉学家、中日关系研究者，早年于早稻田大学以研究中国留学生史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多年来一直在其母校任职教授，并且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探讨。曾出版著译专书80多种，发表大小论文800余篇，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

这种怀疑当然并不是诋毁黄人编辑的功劳。但是该辞典到底依据了哪些日文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参考和采纳？至今都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更裘葛，成书一百数十万言”，以个人之力（尽管有不少协作者）来完成这本2900余页的大规模辞典，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编者黄人的序里刻意回避了具体的主要参照文献，让我们不知其所从，但从其以下经历来看，总是要怀疑一点：有没有日文辞典作为底本？

编者黄人（1866-1913），近代作家﹑批评家。原名振元、震元，后更名人昭，字羡涵，又字慕韩、慕庵，别号江左儒侠、野蛮、蛮、梦闇、梦庵、慕云。中年更名黄人，字摩西。江苏常熟浒浦人。1900年后任东吴大学文学教授，后入南社。并与黄谦斋、庞树松在苏州创办白话报纸《独立报》。1895年始，黄人寓居苏州，尔后10余年间往返苏、沪两地，善于利用作为东西文化汇聚之土地的上海，积极从事编着书籍，并与友人合营出版事业。1902年3月，他与张鸿、徐念慈创办《政学报》，并开始参与译述外国作品，1904年和1905年独自出版了日人押川春浪（1876-1914）的《银山女王》、¹⁸末广铁肠(1849-1896)的《哑旅行》、¹⁹《大复仇》、《日本剑》等小说。1907年(光绪33)1月，黄人成为小说期刊《小说林》的主干，该刊被誉为清末四大小说月刊之一。黄人博学多才，对文学史研究卓有成效。始编于1904年的《中国文学史》为东吴大学教学所用，共32册，约170多万字，也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真正具文学史意义与规模的巨著”。²⁰但实际上，据陈广宏指出，其理论框架多参照了日人太田善南的《文学概论》。²¹

《中国文学史》以“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为宗旨，立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是中国最早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它对于古典戏曲、小说研究的拓荒意义，业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推崇。对于这样一部体大思精，议论宏通，且多独创之见的学术名著，学界一直以未睹其全貌为憾。

由此可见，黄人应该是会日语的，但黄人何时开始学习英、日文字，确切时间已不能详考。当时上海东文学社（1898）、杭州日文学堂（1899）都开有日语课，入学学习半年即可译书²²。1911年前后正值所谓中日黄金十年的阶段，留学生回国，日本教习来华，江苏仅次于直隶、天津，日本教习数居第三位。²³江南一带的日语环境应该是浓厚的。日本的出版社也面向中国开拓市场，该辞典的印刷者作新社²⁴也是跟日本有着广泛联系的一家出版社，其出版物的译者也多为留日学生。

1896 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随后建立福州东文学堂（1898）、杭州日文学堂（1898）、泉州彰化学堂（1899）、天津东文学堂（1899）、厦门东亚学院（1900）、北京东文学社（1901）等一大批以教授日语为主的学堂。

国学扶轮社1902年创办于上海，有证可查的出版活动，主要集中在1909—1915年间，1916年以后，似乎就没有什么活动了。创办人沈知方（1882-1939），字芝芳，别署粹芬阁主人。浙江绍兴人，早年失学，在书店当学徒。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此后，一边在商务工作，一边与友人合作创办国学扶轮社、古书流通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另一位创办人王均卿，号文濡，别署新旧废物等，浙江吴兴人，南社社友，先后任国学扶轮社、文明书局、进步书局、中华书局编辑，其主编的《香艳丛书》《古今说部丛书》《说库》《明清八大家文钞》《续古文辞类纂》等，流传甚广。²⁵

世界书局创始人、藏书家。浙江绍兴(今绍兴市)人。字芝芳，别署粹芬阁主人。1912年与陆费逵等共创“中华书局”并担任副经理。1917年抽回“中华书局”投资，另办“广文书局”。1921年创办“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后盘进“广智书局”、俄商西伯利亚印书馆、“东亚书局”等企业。

李孝悌认为，1900年之后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西学“普及化”的趋向”，编者“共同为晚清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片崭新而醒目的新疆域，并借着一套新的书写类型，为近代中国建立了另一种可能的启蒙之道。他们充分掌握了时代动向和市场需求，一方面总结了前此的西学知识，一方面也为五四时代的科学、民主、男女平权，和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性等新思潮，作出发凡奠基和潜移默化的工作。”²⁶黄人以及《小说林》的同仁应该是其中的一员，钟少华将黄人归为新型文人，与主编《博物大辞典》的徐念慈、和编纂《万国近政考略》的邹弢相并。而黄人在思想上被称为是反清的，如后所叙，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编着的这本《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那么，他这本词典的编辑跟日本有没有关系呢?可能依据的底本是什么呢？

四、《国民百科辞典》作为底本的可能性

百科全书一词源于日语，前人认为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897）是首次使用该词的，但据王宝平考证，该书是根据东京书籍出版组合会的《书籍总目录》编辑而成的，只是照搬日本书名而已，还谈不上在中文的使用。²⁷邹振环曾对该词的概念产生和演变做过详尽的梳理。²⁸

日本对编纂百科辞典颇有积累，早在19世纪初期就有《厚生新编》的翻译，这是译自法国《家事百科辞典》的荷兰语版，前后历经三十余年，70卷。但该书只上贡幕府，没有刊印。真正开始普及的是文部省翻译出版的《百科全书》（1873-1883）。据石川祯浩的研究，该书译自当时的通俗版英语百科全书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由文部省主持配备人才和资金，动员了50人以上的专家，花费了10年光阴才终于将约1600页的英文原书2卷翻译完。但这主要是以分册的形式就各个学科的单篇概述。与前述1903年翻译成中文的《普通百科全书》同一模式。

同文馆编辑出版的《大日本百科辞书》为日本百科词典之嚆矢，以八大主题：商业、医学、教育、法律、工业、经济、农业和哲学为出版方向，等于是分科的百科辞典。其中《商业大辞书》（1906-1908）出版两册、《医学大辞书》（1906-1908）出版三册、《教育大辞书》（1907-1908）出版三册，可以作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参考;其他几种在1911年前尚未出全，同文馆便遭倒闭。

真正以词条为主按日语读音编为成的是《日本社会事汇》（経済雑志社，上下2卷本，初版1890～1891、再版1901～1902）和富山房的《日本家庭百科事汇》（1906）。当然必须要提到的是规模最大、最为正规的百科辞典便是三省堂出版的《日本百科大辞典》。但我们也留意到，这部规模庞大的百科辞典虽然第一卷出版于1907年11月底，1912年出完第六卷后倒产，再由后人集资一直到1919年才最终完成。所以，《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5）出版时，三省堂的《日本百科大辞典》最多只出版了三卷，不足三分之一，无法作为一部完整的辞典来参照。²⁹

主编“大隈伯爵”为大隈重信。编撰此书的顾问还包括久木龙一、井上哲二郎、田尻伊奈二郎、坪内雄三（正阳）、梅健二郎、松井直吉、古一木竹和三宅修，250多名各领域的专家被列为撰稿人。

于是，作为单行本的百科辞典只有1908年底出版的富山房《国民百科辞典》了，该辞典收录4万条目，1700页，插图1500幅，可以称为当时最为全面完整的了。据芳贺矢一编辑和长谷川福平主干的序言所云，该着是在1906年出版的《日本家庭百科事汇》(2卷)基础上邀请上百名专家学者增订而成的，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譬如井上哲次郎、芳贺矢一、上田万年、高田早苗、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等等。出版前一个月，《朝日新闻》广告上的宣传词就有：“现代社会最急需之书”，“博士大家百余名执笔”、“上下国民共通的精神食粮” “精巧艳丽之插图”等等。³⁰辞书出版后半年就销售了10万部，成为当时最为红火的百科辞典。《朝日新闻》号称：“本书一举售罄十万部，破出版界纪录，为普及国民教育之宇宙万有的常识之源泉。不知本书者没资格做文明国人。”³¹之后很快又出了增订版、学生版等。

富山房是日本一家重要的出版教科书等普及知识读物的出版机构，自19世纪末在中国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20世纪初曾在上海设立过办事处。³²1889年便与来往中国的岸田吟香商量对华出版，推出《万国史纲目》《富山房百科文库》《普通学全书》等各种图书，也包括这本《国民百科辞典》，在这样看来，以该社出版的《国民百科辞典》为底本，并冠以“新”字，改称《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黄人所用的底本就是这本富山房的《国民百科辞典》。

笔者将《国民百科辞典》与《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对照》加以对照后，发现两者无论是在词义诠释上，还是在插图上，都很雷同，且词条篇幅相当。后者大量采用了前者的内容，等于是以前者为基础来采纳新词、翻译新概念的。如果从《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学科分类层面来看其特征的话，以政治类为例。比如“国际法”一科下所收录的27条词全是来自《国民百科辞典》，像“二十四时间法、下关条约、天津条约、内地杂居、公海、北京条约、永代借地权、尼布楚条约、外国人、外国法人、外国邮信、伊犁条约、仲裁裁判、局外中立、治外法权、宣誓解放、宣战、南京条约、若内弗条约、航海条例、国际公法、国际私法、通商条约、开港场、领海、领土、权力平均”等等，从字面上均易理解，唯两条音译词有点难懂。比如音译词“尼布楚条约　Nertchinsk” 是源自日文词条“ネルチンスクジョーヤク 尼布楚（Nertchinsk）条约”的，其汉字词头及外文均照搬日文。黄人仅在释义上作了一些简单的改动：将“一六八九年”写作“康熙二十五年（西一六八九年）”，将“支那”改为“我国”。另一条“若内弗条约”下标记“Geneva条约（即赤十字条约），即以“赤十字条约”为主词条。而日文正相反，查“赤十字条约”，让参见“ゼネバジョーヤク Geneva条约 又赤十字条约”，主内容在此。中文现在译成“日内瓦条约”，而日语也由“ゼネバ条约”改为“ジュネーブ条约”。

再细看教育类，前面说过，史学、舆地、文学分成本国与世界两类，后者是标记○号的，比如，“世界文学”所收录的21条，除了一条“希腊字母”外，其他全部译自《国民百科辞典》。从学科分类上来看，也会发现“世界文学”的范畴与今天不同，尚有出入和距离。在今天，“世界文学既指获得世界声誉的各国民族文学经典，也指以世界主义视角观照民族文学的研究。”³³而这里所收的“字音、片假名、平假名、用言、名词、希腊字母、罗马字”等词在现代都属于“语言学”的范畴（该辞典设有“言语学”一科），“足利本”属于版本学。这些当然与同时代的学科认识密切关联，也是学科分类尚未完善的一种表现。其他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感伤主义”，还有“社会剧”、“钦定诗宗”、“悲剧”等意译词完全与日文版一致，相对容易理解，而剩下的音译词则难以理解，如“阿雷角娄”是allegory（比喻，寓意）的音译，“阿法孛脱”是“西国字母”之义。“哀达”音译自“Edda”，“罗门斯”和“罗马第昔斯姆”则分别是Romans（浪漫）和Romanticism（浪漫主义）的音译，与现在的标音汉字不同。当然，还收有极为偏僻生冷的“及纽思”一词，原语为unius，现译为 “朱尼厄斯”，是1769至1772年间在伦敦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抨击英内阁信件的不知名的作者笔名。

而与之相对应的本国的“国文学”则收有55条，我们对此稍加分类（如表2），可以看出近五分之四词头与日文版百科辞典相同，其中有近一半是全盘翻译的（20条），也有一部分是在翻译的基础上稍作改订（16条），剩下的就是完全改写的了（5条）。当然还有一部分是黄人独自编纂增补的词条（14条），这部分多为传统文化概念。

从分科角度来看，把“科学”一词放到“国文学”里有点不伦不类。黄人为“科学”下的定义是：“凡组织成体系之知识。”这本身并无问题。不知是否分类时仅从字面上按“科举之学”来理解了。从上述分布来看，也可以说，在收录有关中国本土的词条方面，编者发挥自己的特长，另辟蹊径取材别处的成分见多。这一点在本国部分的史学、舆地也都呈现类似的特征。换句话说，世界部分依赖日文版辞典的程度要比本国部分大得多。

当然，拿一本外国的百科辞典做底本，必然要加改一些适应本国内容的部分，这些改变反映了编者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概念史研究上这一时段的具体内涵。这本《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当然也不例外。比如，陈平原评价黄人“其学科意释的健全，尤其是在处理无关“时务”的“文学”学科上，显示了较为通脱的学术立场。”³⁴并称赞“文学”一词的释义“除了对文学的特性、风格、体式做了简要的描述，还渉及中西文学的比较，以及“文学史”的意义等。一个五百字的词条（这在该辞典中属于最长之列），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而且基本正确，实属不易。”³⁵这里我们全文转引该词条如下：

【文学】（文，Literature）我国文学之名，始于孔门设科，然意平列，盖以六艺为文，笃行为学。后世虽有文学之科目，然性质与今略殊。汉魏一下，始以工辞赋者为文学家，见于史则称文苑，始与今日世界所称文学者相合。叙艺文者，并容小说传奇（如《水浒》《琵琶》）。兹列欧美各国文学界说于后，以供参考。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而欲动人感情，其文词不可不美。故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所以美文学亦为美术之一。惟各国国民之性情思想，各因习惯，其言语之形式亦异。故各国文学，各有特色。以外形分，则有散文、韵文之别。而抒情诗、叙事诗、剧诗等（以上皆与我国风騒及传奇小说为近），于希腊时代，虽亦随外形为区别，而今则全从性质上分类。要之我国文学，注重在体格辞藻，故所谓高文者，往往不易猝解，若稍通俗随时，则不甚许以文学之价値，故文学之影响于社会者甚少，此则与欧美各国相异之点也。以源流研究文学者曰文学史。或以种族，或以国俗，或以时代，种类甚多，颇有益于文学。而我国则仅有文论、文评、及文苑传而已。

那么，对照日文版后便会知道，关于“文学”的解释，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面加底线的部分是黄人的增补之处，基于中国所做的描述。而 “以广义言”开始的后半部分则完全是依据日文版《国民百科辞典》进行的翻译。两者前后结合得完美无缺。其中后半还穿插了两句黄人作为中西比较的语句，也恰如其分，构成了一幅中日合璧的概念图景。

同样，凭着黄人的学识，如“阳明学”、“朱子学”等自身擅长的范畴，在翻译日本底本的基础上，总要对释义加改几句。陈平原举例说:³⁶

若史学部分的“鸣沙山藏书”、“中日之战”、《革命军》之狱”等，都是刚刚过去的史事，很可能没有现成的辞书可抄。而释文中不吋冒出来的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也很能显示编纂者的“主体性”。至于解释英国小说家“迭更司”时，帯进林纾的翻译；界说“新闻纸”时，插入“其起原，在我国，则邸抄、官报等为滥觞”；描述“杂志”时，称“吾国始于同治初教会中人，至戊戌以后而稍盛，然此起彼伏，能持久者甚少”，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确信，黄摩西主持编纂《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确实是下了大功夫，而并非只是“剪刀加糨糊”。

实际上，对照日文版，其中的 “中日之战”是源自日文的“日清战争”，先改年号“明治廿七八”为“光绪二十年”，然后把日本所列的理由“朝鲜东学党蜂起之时清国无视天津条约声言朝鲜为外藩，肆意出兵不听我劝告七月打破和平，我陆军先登陆朝鲜……”改为“日本觊觎高丽已久，恶其为我藩属也。遂借口东学党之变，与我开衅。我国议战议和，廷讼未决。而日本陆军已在高丽登岸”，这一修改也正是反映了黄人的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更革命的则是黄人独立执笔的词条 “革命军之狱”，该辞典出版时辛亥革命还未发生，清王朝尚未倒台，而黄人已经将此词条列入辞典，且内容火药味十足，提到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訄书》，最后写到“邹容入狱后，少年性躁，不耐拘留，瘐死狱中”，可见黄人的反清意识的表露。

前面提到过，富山房《国民百科辞典》称有“精巧艳丽之插图”1500幅，这对于从视觉上直接接受新知是极为有益的，中文版也尽量原模原样取之， 理工科图文完全照搬，试举三例：‍‍‍‍

这三例从插图到释义上，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两者的同一性，不仅如此，诸如“运搬起重机”“半影”这一名称也随之摇身一变成为汉语新词。所以，对于这些新概念，我们当然要看《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从《国民百科辞典》取词的态度和所占的百分比，从取图的范围来看，“椭圆、余弦、锥形曲面”等数学几何方面较多，“发电机、电气可熔片、电车制御器、电车线、经纬仪”等电器、机械方面，“幻灯、平面镜”等光学方面以及“乐谱、半音阶、三连音符”等音乐方面也占很大的比例。换句话说，配以插图来诠释的语词大多数都是在传播新知识。

对新知的认定还反映在其所附加的外文上。《凡例》中强调在释义时“附列西国原文，以供参核”。陈平原说: “后世学者论及此，总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其实，《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这个特殊优长，必须略打折扣。因为，并非毎个新学语，都附有“西国原文” ……更有趣的是，有些词条不仅标有英文，还有法文、德文，甚至拉丁文。编者明显是“博釆众长”，以至留下了不少体例不一的瑕疵。”³⁷

的确，这种体例不一实际上正是因为源自日文底本所造成的，因为《国民百科辞典》本省并不是将每一个词都附上外文的。即便是源自西方的语词概念也是如此，有些只是在释义中提及外文。该辞典中用片假名音译的外来语，其释义本身就附带标出了外文原文，中文在译出的同时，也将外文原文抽出标在词头下。如前面举的“尼布楚条约”“若内弗条约” “罗门斯”“罗马第昔斯姆”等音译词，所附原文等都是源自日文文本。换句话说，外国人名、地名以及物品名最为显著。其他源自西方的语词概念，加带原文者多是参照了其他材料，比如，前面“国文学”中的“文学、文章、文法”等。我们再分析一下以“一”起头的44条语词（表3）：

可以发现，源自《国民百科辞典》释义的有23条，略多于其他材料，但其中原本不带外文的有22条，有10条是后来通过别的材料新加的外文。源自其他材料的也分为两种：不带外文的多是出自中国本土的事物（“一夫一妻制”例外）。而带外文的则多是新词新概念。

当然，仅看表3的话，会让人觉得：一是源自其他材料的词占近一半，二是附加外文的词也几近一半。其实不然，这仅是《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一斑。若看该辞典申集以十二画“无”字起头的45条词，就会发现：从 “无花果”“无患子”，甚至连“无锡”的释义都是出自日文版《国民百科辞典》，更不要说理化名词“无机化学、无定型、无水酸、无理数、无限大”和“无线电信 ”了。还有一个是改动词头，将日文的“无磷磷寸”改为“无磷火柴”。这45条词中附带外文的只有三条：一是《国民百科辞典》原带外文的“无敌舰队 Invincible Armada”；二是后加上外文的“无花果 Fia”；再有一个就是非《国民百科辞典》所收，而是源自其他材料的 “无形结缔织 （德）Das Formlose Bindegewebe”。这一分布与前面以“一”起头的44条词的情形迥然不同。

这也意味着只要是中国、日本的传统概念就无法标出外文。如前面表2国文学中新增补的语词，以及“反歌”等日本古典文学用语。附带外文的则多是参考了其他别的专业辞书或材料，还有些甚至标记出两种以上的外文，如“一元论、一样性、一眼复视、一致部位、一般法、一般感觉、一般夙因”等，这也意味着参照了其他诸如哲学、心理、法学及医学、生物领域的材料。比如“教育”一词，日文版原释义里只有英文及拉丁文，而中文版又根据别的材料加上了法文和德文。至少，我们可以发现1905年日本同文馆出版的《教育辞书》里就将该词标注出英法德三种语言。日本的哲学和医学、生物、博物等个领域的辞典都是以两种外语以上的形式来编辑的。在1910年前可参考的这类“东籍”，根据钟少华所举，中国直接从日本学者编辑的百科辞书中翻译了十部，³⁸另外还有五部是中国编者根据日本辞书资料编译而成：《新尔雅》《东中大辞典》《法律名词通译》《日本法规字解》《博物大辞典》，总共十五部受到日本严重影响的辞书。³⁹

教育學術研究會 編，東京：同文館，1903

对这一阶段是如何通过上述词典来导入新知识新语词的问题，笔者曾做过一些分析⁴⁰，比如，在丁祖荫审定、徐念慈主编的《博物大辞典》（1907年）中，有“淋巴英 Lymph 日 リンハ”一词，这是将日文原本的词头“リンハ 淋巴 Lymph”中的日文汉字词提到中文版的词头位置上当作一个中文新词，英文不变，日文的假名读法被放到最后，相当于瞬间便完成了一种由日英对译变换为中英日对译的概念接轨。另一本《东中大辞典》（1908，作新社）也是如书名所示，其内容本是一本1479页的大型日汉辞典，但它将日文汉字词作为词目，将英文对译也一并列出，最后才是中文解释，等于可以直接将日文汉字词视为中文来用，如 “光媒、光年、亮度、光源、光泽、光线 、光轴、亮度计”等，这大大加快了日文新词进入中文的速度。

上面举的辞书多偏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显然还有其他理工生物方面的材料需要发掘确定，由此我们才可以将《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附有外文的词条一一验明出处，这项工作只能放在今后去做了。

总结一下《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收词特征，可以看出理工科的词条占了一半，而且多是图文并茂，几乎都是译自《国民百科辞典》。人文方面，新名词的移入应该是此辞典的最大特征，虽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感伤主义、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印象主义”等等，但似乎还只是处于接受“…主义”的过程之中，除“主义”外，还有“人格、人道、士官、原质、人类学、人生期、大学院、不敬罪、不动产、日射病、失语症、文艺复兴、正当防卫”等日造新词，甚至包括一些传统的纯日语词，如“女郎花、口绘、大和魂、手本、手形”等等，通过这些词也可以推测该辞典应该有日文底本。

由于这种新词的冲击，导致中文里出现词义的摇摆，以前缀笔画为序的“异名目录”中，收词近2000条， 可以看作是新旧、中西、意译与音译的对立和磨合的反映。最后一册附表中的国别表则是全盘照搬《国民百科辞典》正文中的国别介绍：英吉利、美国、法兰西、德意志、奥大利、匈牙利、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共九个国家。

前面提到过，文科的历史、地理、文学的本国部分多有增改的迹象，如果按表2“国文学”的比例来看，约有一半有所改动。其他则均是依照《国民百科辞典》这一底本。那么，本国部分(史196+地439+文54)÷２＝344，即占总词数11865的2.9％，也就是说，《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完全独立编写或加改的词条约占3%，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词条，如前面举到的“希腊字母”和附有两种以上外语对译的词应该是参照不同底本来加译、改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一年之内完成之也是可行的。

五、能否作为概念史研究的基础资料？

最早从语词方面开始关注这本辞典的是复旦大学的周振鹤，他曾着文称，这本词典不但在词汇史研究方面是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可以通过它了解到哪些词在清末已经出现，哪些词当时流行，现在已经废弃，于近代词汇发展过程的探索极其有用。⁴¹钟少华后来编辑出版的《语词的知惠》等书，也是从这本百科辞典中摘录出一些语词的释义作为时代的特征来进行分析。⁴²这些认识和做法其实都是没有考虑到有日文底本的影响。如果把辞典作为概念史研究的基础资料，就要厘清这些概念有多少是源自日文的，有多少是反映当时中国自身的。探讨概念的由来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一环。比如，前面举过的“文学”这一词条可以看到有一半是黄人自己的观点，另一半则是从日本底本《国民百科辞典》翻译而来的，如果忽略了底本的影响，对黄人是否已经完全吸收理解了西方文学观念这一点就会产生误判。因此，用这本辞典作概念史的依据时要加倍小心，很多词并不可以作为同时代的语言反映。

乌托邦：理想上假设之国，无所在之意。其国政治上、社会上，一切调度，无不完备。多麦司・摩亚所作寓意小説中，所载普通选举之共和国，为一夫一妇、信仰自由、禁止贷币等之一社会。⁴⁴

之后，颜氏评价说：

同属工具书范畴，比起数十年前传教士《英华字典》的翻译，此《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对于“乌托邦”语汇的翻译与解释已臻成熟，精确指出词汇的核心概念、来源与学说内涵，凸显其对政治与社会的强烈关怀，已非昔日的蓬莱、安乐国等更偏向隐退封闭的静态空间的诠释。从罗存德的辞典到黄摩西百科全书，“乌托邦”概念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却是经历连串的表述策略的转变，成就了一套经由“旅行”的“乌托邦”概念，经由中西概念的挪用与拒斥，交错混淆重叠出一套理想图像，展现出处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与社会期许。

如果作者知道上述词条释义完全一字不漏地译自日文版《国民百科辞典》，恐怕不会这么拔高黄人的认识了。反倒应该意识到近代中国在汲取西方文化时，并非“经历连串的表述策略的转变”，而是藉助日本的理解，一举完成了概念的“嫁接”工作。当然也无法“展现出处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与社会期许。”

羅布存徳，誠之堂書店，1906

罗布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编纂的四卷本《英华字典》(1866-1869)堪称是十九世纪综合性最强的双语辞典。该辞典收录了五万以上的英语单词,译词使用了多达六十万的汉字,被誉为“代表了19世纪西人汉外辞典编纂的最高成就”,对近现代汉语的形成乃至汉字文化圈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再有，陈平原曾举过《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所收的“自然主义”一词：

近代文艺上之一主义，十九世纪中，以法国为中心，而弥漫欧洲大陆之新风潮。文艺制作之究竟目的，脱去一切技巧虚饰，而直描写人生自然之真相。其于人间本然之肉欲劣状，往往尽态极妍，纤悉不遗。因此有与一般道德不相调和。要其方法，能以所收客观事物之影象，加以作者主观之情趣，表出自然之全景，未尝不可为惩劝对镜之资也。

然后，将之与五四以后的另外两本词典作比较，认为其后的《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1922）的释义在“开倒车”，然后说：“就篇幅以及编纂水平而言，黄摩西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在《新文化辞书》和《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之间，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然，若考虑年代早晩，则黄摩西的工作更値得赞赏。”⁴⁵

这里的评价也是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日本文本的影响问题。其实，陈平原文中所举的“自然主义”词条在以下三种中文版词典里分别依据的是三种不同版本的日本底本，即：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国民百科辞典》1908

《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1922←《现代文艺新语辞典》1914

《新文化辞书》1923←《哲学大辞典》1912

也就是说，“约4500字，层次分明，论述精当”最为完善的《新文化辞书》的释义正是以日本规模最大的《哲学大辞书》⁴⁶为依据翻译而成的。所以，在做近代概念的对比时，也是首先要看到辞典背后各自所参照的日文底本是什么。

再举一例，严复为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作序，反映出严复对百科辞典的重视，因为“二人同样坚信，借编纂辞典来严定界限，甄别名词，可以改变国人“意自为说”的陋习。”专门研究严复的黄克武（2008）曾就严复的译词不敌和制汉语的问题用到该辞典，认为严的失败有一个过程，大致上是从1901-1911的十年之间所形成的。在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中其实仍包容了大量的严译名词。如在“释名”一节，编者即同时罗列严复译语和和制汉语。然而到了1911年于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时，情况却有所改变。他说：

不少的学者都认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所收録新知识用语主要采取日本新名词，并刊载大量日本所翻译的地名和人名，这主要是因为编者所依赖的参考书籍大多数是日文书与日译本。这一个观察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一套由严复作序的辞典中，严复的译语究竟保留了多少?根据笔者的考察，编者绝大部分都采取日译词汇，而放弃严译。例如书中收録了“神经”、“星云”、“单位”、“权利”、“银行”、“望远镜”、“社会学”、“人类学”、“进化论”、“有机体”等等。如上所述“神经”之下附了早期的译语“脑气筋”，却没有“涅伏”。不过也有一些词语附了严复译语，例如，在“三段论法”之下附了“连珠”；在“人为淘汰”之下附了“择种留良”；“论理学”之下附了“名学”；“经济学”之下附了“计学”。在书中所收録的一万多词条中，严复译语被采取作为主条目者仅有，“天择物竞”、“适者生存”、“内籀”（后附“归纳”与）“外籀”（后附“演绎”）。不过上述四个严译条目中，“内籀”与“外籀”最后还是被日译所取代，这样一来《天演论》的“天择物竞”、“适者生存”是仅存的词条。⁴⁷

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  ，新法家代表人物。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出版有《严复全集》。

回过头来看，这是因为该辞典主要依据日文底本翻译的缘故。不过，仔细翻阅该辞典，会发现黄人其实很在乎严复，他在该辞典的补遗里追加有“赫胥黎”一条，并在释义的最后特别提及“天演论一书已经我国侯官严复译出”。该辞典的“文科大学”释义则偷梁换柱地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科介绍，全文移作“京师大学”，还特意在“文学科”里补加了严复译词“名学”一科：

这种挪用本来是源自单方面的翻译，因为日文底本正好有“文科大学”作为词条立项，而中国方面自京师大学堂始，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受日本的影响。比如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任正教习的服部宇之吉（1867-1939）就是推动者之一。而1910年3月正是京师大学堂设立分科大学之始，但其中的“文科大学”实际上只设了两个专业：中国文学门和外国文学门，并没有上述词条中那么多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来说，这一变换主语的翻译挪用等于是误导读者了。如果后人根据此条的释义来判断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的话，那就会照成重大的误谬。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共同前身。京师大学堂由光绪帝谕令批准于1898年创立，为中国第一所官办现代大学，目的是教授“西文西艺”。

所以，如果不是编者的有意所为，而只是出于选用的底本所造成的结果的话，搞清楚这本《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可能依据的底本就显得更为意义重大了。特别是有多少是源自日文的？有多少是其自身的？我们在做概念史研究时，探讨其概念的来由，厘清概念的承传这些信息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六、代小结：与世界接轨的便宜手法

陈平原指出，黄人的早逝、国学扶轮社的衰亡使得这部大书过早地退出市场以及世人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二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国文学史》）均“生不逢吋”。作为后来者，我们格外欣赏黄人的“百科意识”，但也只能为其过早陨落的“百科事业”扼腕。⁴⁸

其实《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在商业上也算成功的，1911年7月已印了三版，按毎版的印数3000册来算，也有近一万册的销售量了。天理大学所藏的第三版的第三册(子集)内扉中插印有带花边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四版/特印优待券”，在前面说明中称其“取材丰富，解说明了，为各科学之大导师……出版三次，早经售罄，兹屈四版，购者纷纷……特印优待券三千张分赠尊处，……额满即行截止。”下页便是“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四版预约 分订十五册/定价洋八元/预约四元”的广告，内容与辛亥（1911）孟冬刊行的《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卷首的出版广告雷同，只是在加底线部分强调第四版的预定：

本书参考专门学书千余种，提要钩元，会通中外新旧各种学术名词，成一精粹完备之词典。分门别类，详加考核，而科学新名词则多附以西国原文。定名向有异同者皆汇列以折衷，而每条下皆附注学科，其诠释又极简明。盖一书而有什百参考书之用，全书约包科学百种，名类万余，合百数十万言并附详明之各种图及表，分科细目，极便参考，尤为向来词典所未有。诚学界中所必当人置一编者也。叠印三版早已售罄，兹屈四版，特备预约三千张，早购为辛。

编者黄人1913年去世，加之前述国学扶轮社在1916年以后似乎就没有什么活动了，所以一般认为这本辞书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而实际上从1911年到1932年的二十年间都能持续看到《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广告。

除了同时代1911年的《Min li b‍ao》、《文科大词典》外，与国学扶轮社相关的出版物，比如1913年《古今说部丛书》第17～25卷、1915年《香艳杂志》第11～12号以及当时流行的1913年《游戏杂志》都登有广‍告。此外还有1913年《独立周报》第2卷第1～9号、1914《东方杂志》第10卷第9～12号、1914年《女子世界》上都能看到该辞典的醒目的广告：

是书为常熟黄摩西先生所编，选择精严，诠释明了。搜辑中西百科学语至为丰富，调查引用各种专门学书籍至千余种之多。宏深渊博，一书可兼数十百书之用，诚类书词书中空前之巨制也。至其诠解之处，浅可通俗而不伤于雅。无论教员学生及一切初通文理者，均能了解的，为人人适用之书，而尤各种学校中所不可不备之品也。书已无多，迟恐失诸交臂尔。每部定价八元。廉售实洋四元以答雅意。

再往后，售价似乎愈发低下。《礼拜六》的广告中买到“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二元四角”，而《申报》1917年10月12日至15日刊登的振寰书局的广告中。大廉价竟到了“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实洋二元”。不知这是否意味着国学扶轮社倒闭引发的清仓大甩卖。总之，之后所登的广告中均不见国学扶轮社以及中国词典公司的影子。进入1920年代后，《新闻报》《申报》仍在持续刊登广告。《申报》到了1931年4月8日在第四张上登有仓昌书局的广告：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

百科词典。取材丰富。解说明了。为各科学之大导师。早蒙学界。同声赞美。当今洛阳纸贵之时。发售特价。犹为难得之机会。书存无多。购请从速。全书十五厚册。分二锦函。定价八元。特价四元四角。外埠加寄费三角五分。

1932年6月24日第四张则是另一千顷堂书局的广告：

上海三马路 千顷堂书局举行特别廉价壹月

一般用书：《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十五本 价洋 八元 减售三元六角

这样看来，似乎是随着国学扶轮社倒闭，其剩余书刊被其他公司廉价购去，继续贩卖。虽然卖到1932年，但应该算是该辞典第三版的正式售罄，而非第四版的加印份，因为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一本标有第四版的书影及实物。

当然，也有众多内外因素导致了《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消失，首先从内部因素看，黄人只是文学专家，不了解其他学科，也未必都能找到合适的译者，以个人之力编撰，导致选词范围不均衡，譬如医学词汇翻译得不多，恐怕是因为未能找到合适的译者；又比如将日文翻译为音译词则难以吸收；比如光看“索思比亚” “奈端”我们猜不到是“莎士比亚 ”“牛顿”，看“阿尔科尔”“三鞭酒”也联想不到Alcohol和香槟酒。⁴⁹又因为参考了不同的辞典，所以导致体例不统一；再加上辞典一直不修订，出版形态也不改变等等。外部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后续辞典的成功，尤其是“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的《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百科性辞典，也是第一部新式的启蒙工具书。《辞海》（中华书局，1936年）的出版也将语词和百科融为一体。这两大出版社的相互竞争，持续修订，完全替代了这本《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功能。再有，《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在当时尚难以接受的原因，从教育程度上说可能太先进，没法反映我国的学术水平和认识。这个问题当然也和概念理解和运用的问题有关。

由此我们知道，厘清《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底本及相关问题，不仅为我们澄清近代中日之间知识体系的移转和具体规模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还可以理解和认识到当时国人接受新概念新知识过程中的基本态度，亦即国人独自的思想资源的取舍问题。也就是在与世界知识体系接轨时，如何将本土的知识融入其中的问题。

总而言之，这本《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不是收集网罗了当时中文运用中的新词，而是生吞活剥地翻译引进了许多新词、新概念、新知识，因此该词典并不能代表或反映当时中文语境下的语词概念的现状。而是展示了同时代翻译日文的成果，也是通过翻译吸收新词新概念的一个产物。加快知识转型的速度，将这些新词新概念归入各个学科，是这本辞典所作的努力之一，也可以作为近代学科成立过程的一个反映。在当时清末整个学制转型过程中，日本教习的参与和京师大学堂的逐步完善，都伴随着教科书的选择和知识更新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这本辞典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转型期的中国如何迅速拥抱近代知识的一个尝试。

附记：

本文成稿前曾受台湾政治大学郑文惠教授邀请，在2019年10月的“历史记忆与概念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以“《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与新词新概念”为题宣读过报告；2021年2月又受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邀请，在网上做了题为“通过翻译，接轨世界：中国第一本百科辞典的诞生”的报告。在听取了两次报告的反馈意见后，几易其稿至今。遗憾的是没有赶在前总编田卫平先生退休前交出稿子。在此对以上各位多年来的鼓励和帮助表示感谢。当然也特别要感谢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赐赠文本，否则不会有这篇文章的出现。

陈力卫（1959~ ），文学博士，日本成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日语史及中日语言交流史的研究，著有《和制汉语的形成与发展》（日文）、《日本的谚语•中国的谚语》（日文）、《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近代知识的翻译与传播》（日文）等。译有和辻哲郎《风土》、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等。

延伸阅读

山竹君编辑

毛毛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