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卫丨实异名同——翻译何以错位？

一、千年的误用？

进入六月，日本正逢梅雨季节，到处可见“紫阳花”盛开，日语将之读作“アジサイ”。这是一种中日对译，来自中文的“紫阳花”与日语既有的同一概念的“アジサイ”形成一种完美对译，类似“蒲公英”读作“タンポポ”之类，日语中将这种对译称作“熟字训”，即中文的一个双音节以上的语词与日语中的一个固有语词在意义上完全对等。所以一般人们都会认为中文的“紫阳花”名副其实地等同于日语的“アジサイ”。

但是，上个世纪末的《朝日新闻》（1998.6.22朝刊）对此提出质疑，在其头版所设的“花季花语”一栏（汤浅浩史执笔）里，写的就是“紫阳花”：

此花盛开时与淅淅梅雨相衬。多生长在背阴处，原种居然生在南关东、伊豆半岛等海边的灌木丛中。平安时代的学者源顺，在其编写的汉日词典《倭名类聚钞》中，拿中文的“紫阳花”来对译之。其实有误，应该对应中文的“绣球”。而汉语中的“紫阳花”的确是由盛唐诗人白居易命名的，云其“色紫气香”，但与日本的アジサイ全然不同。此乃千年之误用也。

这里称，日语的“アジサイ”与“紫阳花”完全不同，应该对应中文的“绣球”，写成“紫阳花”则是“千年之误用”。

我们知道，中日语词在最初的对译过程中，比如像“山·ヤマ、川·カワ、手·テ、足·アシ”等这些具体的、目所能及的事物上，基本都是完整的一对一的意思。而对当时未能亲眼所见的事物，或涉及到一些抽象概念时，中日之间的概念的同一性就往往会打折扣，出现一些偏差。实际上至今为止，人们常常指出：“鲇·アユ”“鮪·マグロ”等鱼的名字，以及“椿·ツバキ”“柏·カシワ”等植物的对译，加上“鬼·オニ”这类抽象概念，中日之间的所指并非一致。这种差异当然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产物，多发生在早期的汉字与日语的对译上，而这个“紫阳花”与日语固有的“アジサイ”相对译，形成一种熟字训关系，两者本来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对等关系才行。如果说“紫阳花”的对译是误用的话，那就要考虑为何会变成这样的，是什么时候、怎么变成这样的，以及何时才注意到这是一种误用。换句话说，这完全是中日两国语言交流史的一环，从中可以看出汉语本来的概念和日语的意思（和训）的对应关系。在这里，我们想结合中日双方的资料，来具体地验证一下这个熟字训的成立过程。

二、日语アジサイと“紫阳花”

日语アジサイ是一固有名称，最早与“紫阳花”的对应见于日本10世纪（平安时代）的《倭名类聚钞》（931-938）：

紫阳花　白氏文集律诗云紫阳花　和名安豆佐为

这部《倭名类聚钞》堪称最早的汉和对译词典，是专为皇女学习汉籍而编辑的。在其卷20草木部中将汉语“紫阳花”作为词头，一是说明其出典为《白氏文集》；二是标明日语读法（和名）为“安豆佐为”，这是所谓的万叶假名，一字一音按当时中文读音来摹写日语，即对应后来的平假名的“あぢさゐ”，作为词典中的诠释，它表明与汉语“紫阳花”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其实，“安豆佐为”与汉字概念的对译结合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日本最古的汉和字典《新撰字镜》（898-901）中有：

箯　止毛久佐安豆佐为 也就是说，在解释汉字“箯”时，就已经将之对译为“止毛久佐·ともくさ”和“安豆佐为·あぢさゐ”了。但“箯”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康煕字典》里只是介绍为“类篇、縷草名”，即援引《类篇》的解释，是一种草名。我们从中很难想象“紫阳花”的风采。据说日本原产的ガクアジサイ自生在伊豆诸岛，因为那里习惯用其叶子当手纸，所以也有一说认为只是借用了这个“草字头底下加便”的汉字罢了。¹

日本江户末期的本草学家畔田翠山长年累月研究名物的古训，在其集大成之作《古名录》（1843年稿成）中就アジサイ的汉字写法，不仅列出万叶假名的音假名“安豆佐为·阿知佐井·安知左井·安川佐伊”四种，还举出《万叶集》中的训假名“味狭藍”，以及別名“止毛久佐、またぐり草、四平草”等。9世纪后期的《万叶集》卷20中收有左大臣所咏的和歌：

安治佐为の八重咲く如く弥つ代にをいませわが背子见つつ偲はむ 右一首左大臣寄味狭藍花詠也。（4448）

中文意思为：

兄似紫阳花，花开无限度， 世间能久存，相见相思慕。 上一首，左大臣寄紫阳花咏也。²

这首歌借紫阳花的花季长，表示一种祈求：“希望好花常开，兄常康健。” 其中的アジサイ有 “安治佐为”和 “味狭藍”两种写法，一般多将后者作为词源说的依据，或许是因为有“藍”这一表示花色的字眼。

《倭名类聚钞》之所以引白居易《白氏文集》，是因为其对日本平安文学影响极大，其中所收的题为“紫阳花”的七言律诗是：

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晩移栽到梵家。 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

白氏自注曰：

招贤寺有山花一树，无人知名，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物，因以紫阳花名之。

针对此诗，后世宋代的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16中将之解释为：

唐招贤寺有山花，色紫气香，秾丽可爱。以托根招提，偶赦于樵斧，故为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乐天一日过之，而标其名曰紫阳，于是天下识。所谓紫阳花者其珍如是也。

说的是同样的事，经过演绎又添油加醋地说：“所谓紫阳花者其珍如是也。”但却一点不提此花究竟是什么花。

“紫阳”本是中国传说中的神仙的称号，后来成为道士的泛称。所以，白居易诗后的说明与“仙坛、仙物、梵家、招提”等一同使用。当然 “色紫气香”恐怕是其命名的重要依据吧。

既然是唐代大诗人命名的“紫阳花”，那在中国该是家喻户晓的吧。因为宋人也都说“于是天下识”了。可没想到的是，同时代书籍里根本不提，连明代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这一博物学的集大成之作竟也找不到“紫阳花”的影子。其后的所有关于博物、植物方面的书刊，比如带插图的《三才图会》和《花镜》等，在当时可都是记载中国现存花卉名称及其生态和药用的图鉴，也没能发现“紫阳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不仅如此，唐以后的类书及一般书籍和诗文中，也再没有咏颂“紫阳花”的辞章。辞书类偶尔有登载，比如《佩文韵府》《辞源》《汉语大词典》等，也都是仅仅举出白居易的同一首诗，既没有涉及该花的实际生态，也找不见其他别的实际用法。一句话，“紫阳花”就是白居易在自己诗作中对一朵无名之花的命名，其具体生态和样子都不知晓，仅凭其“色紫气香”，就被日本人想象为アジサイ，当成一对一的等同概念运用开来了。

如上所述，“紫阳花”这一汉语词，是进入平安时代后才开始出现在日文中的，之后的辞典类也均继承之，历代各类辞书《伊吕波字类抄》《大和本草》《和汉三才图会》《物品织名》等均能看到。江户时代的代表性词典《书言字考节用集》（1717）中还被写作“紫阳草”。

三、名不符实的“紫阳花”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传到日本后，人们通过与中国的比较逐步发展完善日本的“和本草”这门学问。特别是带有插图的植物图鉴可以直接确认中日之间该植物的异同。于是，拿日本アジサイ来在中文图鉴中作一对照，就会发现中文中没有“紫阳花”这一名称，只是“绣毬花”或“八仙花”这种全然不同的名称。比如，明代的插图本《三才图会》（1609）中收有“绣毬花”一条：

绣毬作花甚繁簇成如毬，故以名。用八仙花接故枝易生。

其中附有插图，并说明与“八仙花”的关系。

日本利用《三才图会》，将之与日语的名称相对应，另成一书为《和汉三才图会》（1712），其中当然没有“绣毬花”的词条，仅举出“紫阳花·あぢさゐ”，称其特征为：

丛生，茎叶似绣毬叶，而五月开花，其形异･･･

说明日本的アジサイ之“茎、叶”类似中国的“绣毬”花，而且文中的“绣毬”还被加注日语假名，读作“テマリ”。

江户前期中村惕斋（1629-1701）编辑的《训蒙图汇》（1666）中将“粉团”和“紫阳”两种花上下排列于同一页上（见下图）：

粉团　てま里 粉团花也。或云玉绣花、亦名绣毬花。

紫阳　あづさゐ 紫阳花也。今按此是绣毬花也。有紫绣毬有红绣毬。

这里我们从插图上看两者似乎不尽相同。但“粉团”与“紫阳”两条中都用“绣毬花”来说明，意味着三者的类似，也就是说认识到日本的アジサイ应该是和中国的“绣毬花”“粉团花”相同的。其中的“红绣毬”，明代的王世懋《学圃杂疏》（1587）里说：

绣球亦无足取，初见闽人来卖一花，云是红绣球，倭国中来者。余后至建宁，见缙绅家庭中花簇红球，儼如剪彩，名曰“山丹”，乃知是闽卉也。此种亦堪置庭中。

这里说闽人买的“红绣球”是从日本传来的，也称之为“山丹”，最终信之为“闽”花。但中国其他地方的“山丹”是春天开花，红色是其特征，日本小野兰山的《花汇》中称为“折伤木”，与アジサイ非同一物。

清人陈淏子《花镜》（1688）中记载：

粉团　名绣球，树皮体皺，叶青而微黒，有大小二种。･･･以大者为粉团，小者为绣球。･･･ 八仙花　八仙花即绣球之类也。因其一蒂八蕋簇成一朵，故名八仙。其花白瓣薄而不香。蜀中紫绣球即八仙花。･･･

这里说明“粉团花”与“绣球花”的差异只是大小不同而已，而“八仙花”则是“绣球”的一类，且“其花白瓣薄而不香”。这与“色紫气香”的“紫阳花”相差甚远。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博物学家，海西朱子学派代表人物，编撰《大和本草》，被誉为日本本草学创始人。

日人贝原益軒的《大和本草》（1707）将“紫阳花” “聚八仙” “绣球花”分别列举，不去相互关联之。而且称三者均为“中华群书之中所收载之品物”，并标以“外”（外来种）的印记。但是，其后的本草学者小野兰山则明确指出“紫阳花”与アジサイ并非一致：

紫阳花对译アヂサイ是错误的，アヂサイ就是《花镜》中的八仙花。 而且清楚地说明“アヂサイ就是八仙花”。于是，江户后期的日语辞典《和训栞》中也说：³

唐あぢさゐあり。其树たち葉もうつきに似たり。尖あぢさゐともいふ花の形による也。六月に咲り。

将中国的アジサイ特征表述为“叶子像似水晶花”，六月开花。只是此处所说的“唐あぢさゐ”从形态特征上来看或许就是指的绣球类的花。

由此，日本人已经知道中国书上所见的“绣球花、八仙花、粉团花”应该是对应日本的アジサイ的，但这一阶段人们似乎还是深信不疑“紫阳花”应该在中国的某处存在，只是谁也没有确认过此花，对其生态更是毫无所知。

“紫阳花”到底是什么花，后世人们当然有过几种推测。比如，宋代钱易著的《南部新书》（1056）里有以下记载：

杭州灵隠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桂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尝拾得。而巌顶崖根后产奇花，气香而色紫，芳丽可爱，而人无知其名者。招贤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爱赏，因名曰紫阳花。

后半部分与以前的描述相同，前半部分却由“桂”花说起。或许是承此说，清人《事物异名录》（1776）中也作为“桂”的别称举出紫阳花。日本的《和训栞》也在あぢさゐ条目中写道：“招贤寺僧植桂香紫可爱，郡守白公名曰紫阳花。”明显是承《南部新书》说，表示出自“桂”的可能性。但是，白居易在“望江南”一诗中描写过杭州桂花的情景：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遊。

而且，作为诗语的“桂”在唐诗里出现有千例以上，其名无人不晓。上述《南部新书》的记述中“紫阳花”源自“桂”的这种理解本身应当成问题。而这里的“桂”当然与日本的カツラ迥然不同（又是中日同形异义的一例），应该是“木犀（Osmanthus fragrans）”花。秋天开花，香气怡人，结实呈紫色。⁴

现代仍有人说，从“紫阳花” “色紫气香、芳丽可爱”的特征来看应该是指丁香花，此说现在当然无从确认，不知其真伪。

小野兰山以后，言及“紫阳花”与アジサイ不一致的辞典有平凡社的《大辞典》（1936）：

最为通用的汉名是白乐天给唐招贤寺中的山花的命名，但这是否就是日本的アジサイ值得怀疑。

另外，角川书店的《古语大辞典》（1982）也说：

自古将之对译为“紫阳花”，实际上与中国产的アジサイ(紫阳花)是不同品种。

其他有关植物方面的图鉴图书也都有将“紫阳花”视为误用的记载，其中还有的甚至将“八仙花”也认为是一种误用。

四、跟欧洲概念接轨

日本过去一直以为“紫阳花”是从中国传来的花。现在研究多认为是日本自生自长的，且品种多，大致分为日本产和西洋产的两类。西洋产的最早是日本产的经由中国传到英国的，19世纪又在荷兰、比利时、法国进行品种改良，现在已有四五百种。其中之一便是有名的长崎荷兰商馆员施福多（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1796-1866）命名的（Hydrangea otakusa）这一学名。因为其妾爱称为“おたきさん”，故有otakusa之说。此花在西欧的碱性土壤中开红花，二战后反倒进口到日本得到普及。中国其实也有其自生种，如前面《学圃杂疏》所述，早早就有从日本引进的品种。

“紫阳花”传入欧洲后，学名称Hydrangea，于是近代以后在与欧美概念对照时，日本最早的和英辞典、平文的《和英语林集成》（1867）中便直接将之对译为“紫阳花”：

Ajisai アヂサイ 紫阳花 the Hydrangea

其后的英和辞典也好，和英辞典也好，都无一例外地如此对译。

中文当然不会这样对译，针对同一英语，中文最早的马礼逊英华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Ⅲ（1822）作为SIXTH MOON'S FLOWERS(六月的花)对译如下：

Hydrangea Hortensis 洋琇球花

特意加“洋”字强调其外来品种，也就意味着跟中国本土的品种不同，是从西洋移植过来的。后续的英华或华英字典几乎都沿用此译。比如：

1866-69 罗存德英华字典 Hydrangea hortensis……洋绣球

但是进入20世纪后的1908年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却直接将之译为“紫阳花”：

A genus of showy flowering shrubs,(植)紫阳花

这其实并不是颜惠庆的译法，他的这本词典的很多译词是受日本影响，即参考了《新译英和辞典》（三省堂，1902）的译法，故等于是將日语的对译原模原样地移植到中文里來了。

20世纪初，随着日语词汇大量涌入中国，同是受日本的英和辞典影响较多的《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1906）：

Hydrangea洋绣球、紫阳花

在传统的英华字典的译词“洋绣球”之后，又加上了来自日语的“紫阳花”，两者形成一种类义关系。

“紫阳花”不仅伴随英语概念从日本进入到中国，而且大多数的日中·中日辞典也都采取的是“紫阳花＝アジサイ”这一对译。上世纪30年代的词典如此，一直到角川书店的《中国语大辞典》（1994）也仍旧是这样。再有光生馆的《现代日中辞典·改订版》（香坂顺一，1981）也将アジサイ作为词头，其中文对译为：“八仙花、紫阳花、琇球花”，算是正误参半的译法了。

当然，中文的代表性辞典《辞海》或《现代汉语词典》都没有收“紫阳花”这个词，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名称。只是现在我们在互联网上检索 “紫阳花”的话，会出现许多照片，与日本的完全相同。这等于是改革开放以来日语重新大举进入中国的一个反映。

也就是说“紫阳花”这三个字当然是出自白居易的诗篇，但谁也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花，而平安时代的日本人仅凭白居易的名气和其诗中描写的“色紫气香”，就认定是日语的アジサイ，在《倭名类聚钞》中完成了两者的对译。后来随着本草学的发展，尽管有学者指出“紫阳花”与アジサイ内涵不一，跟アジサイ相似的花在中国实际上被称为“绣球花、八仙花”。可实际上误用千年也就约定俗成了，日本至今仍是“紫阳花＝アジサイ”。反观中文，“紫阳花”仅作为白居易的诗语被反复引用，作为植物却从未在相关的书籍、图鉴中出现过，也就是时至今日仍然不知道其生态如何。近代以后，随着英文概念Hydrangea的导入，不仅有“洋绣球”的对译，还受日文影响导入了“紫阳花”的对译，但也只是停留在別名的地位上，没能成为正式的花名。

五、同形异义知多少

如此看来，不禁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当时中国和日本在本草词汇方面究竟概念的对等性程度有多高。事实上早有学者指出日本的《本草和名》和《倭名类聚钞》中草类的中日对等性有许多错误,后来随着人们的认识逐步加深，近代又开始参照西洋对生物、植物的分类法,于是开始意识到中日间的不同。

本文讨论的是中国的汉字名称如何对译为日语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所谓熟字训为何会出现中日概念不完全对等的问题。比如,“菖蒲アヤメ、山茶花ツバキ、海月クラゲ”之类。

同样作为花的熟字训,日语的“女郎花オミナエシ”也是跟“紫阳花＝アジサイ”一样，中日语言之间有明显的意义差异。日本的“女郎花”是“草”，自生在各地山野，8–10月茎尖上开有粟粒般的黄色小花。自古为日本人所喜爱，是秋季的代表花草之一。《枕草子》《源氏物语》《紫式部日记》等都有出现。据说其姿形如贵妇人，也被称为“上臈花”，后转称“女郎花”。⁵

《倭名类聚钞》的著者自身就曾咏过“女郎花”的诗。有趣的是“女郎花”也同样是出自白居易的诗,也记载在《倭名类聚钞》中,所以也是自古就在日本使用。只是有所不同的是《倭名类聚钞》注记中称之“所出未详”,没有跟白诗相关联，这一点与“紫阳花”不同。⁶

白居易“题令狐家木兰花” 诗云：“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等于是将“女郎花”说成“木兰花”的别称。由此可想到的当然是花木兰替爹从军的故事。宋代陆游“春晩杂兴”诗之五中也有“笑穿居士履，闲看女郎花”之句。其自注云：“唐人谓辛夷为女郎花”，也就是说将“辛夷”说成“女郎花”。到了清人《事物异名录》(1776)中同样引白诗称“女郎花”为“木兰”的异名。也就是说，在中国“女郎花”始终是其他花名的一种代用表达。

“辛夷”“木兰”均为中国原产，属木兰科，落叶低树或亚高树，《本草纲目》也同样列入“木部香木类”。3–4月开出莲华般的白色花。

“女郎花”在中日之间的明显区别是，日本为秋天的“草”，而中国将之定位为“树木”，春季盛开。日本的《和汉三才图会》中“山草 女郎花”項是这样记载的：

按女郎花生山麓，高二三尺，茎有稜理而似蒿之茎，枝两两对生，节际生叶亦对生･･･。七月出穂开花，最細小，正黄色可爱。本朝文粋载源顺诗曰，花色如薫粟，俗呼为女郎者是也，随结子，花白者名男倍之。

不过，中国的《三才图会》并没有收录“女郎花”。那么日本的“女郎花” 相当于中国的什么花呢？《大和本草》（1708）卷7中给中国的“败醤”赋予和训ヲミナヘシ，并说明：“倭俗所谓女郎花也。”而且日本出版的《本草纲目启蒙》（1802）卷12的“败醤”也是用日语“おみなえし”来对译，中日两国语言的同一性成了“败醤（中）＝女郎花（日）”。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虽然同样都有“女郎花”一词，但所指全然不同，而且两者看似并无关联。本来这种传承性很强的本草词汇，一旦形成汉字与日语的对译之后，便容易作为正统代代延续下来。

熟字训在日语里一直运用到二战结束后，从历史上看是日语与汉字・汉语相结合的重要一環,而且其发生的契机乃至成立过程,可以说是中文和日语相互交流的结果。换言之，通过考察熟字训的形成,不仅能够探讨不同文化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的实际状况，也能凭此解释一些中文里已经失去的词义。诸如“努力加餐饭”“努力自爱”的努力在日语里一直是读作ユメ的，其意思就是提醒人要小心。这样再看中文，前一句就是“注意身体吃好饭”，后一句则是告别语：路上小心，多保重！⁷

陈力卫，1982年２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1984年6月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 1990年9月于东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修完博士课程。现任拓殖大学大学院特任教授。主要从事日语史及中日语言交流史的研究。著作有:《和制汉语的形成和发展》（汲古书院，2001）、《图解日本语》(合著，三省堂，2006)、《日本的谚语·中国的谚语》(明治书院,2008)、《近代知识的翻译与传播》(三省堂,2019)、《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日本辞书100本》(武藏野书房，2023)。译著有《风土》（商务印书馆，2006）、《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2018)、《奥州小道》（合译，三联书店，2023）、《翻译与近代日本》(商务印书馆，2024)、《忠诚与叛逆》(合译，联经出版，202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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