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客体的关系来说，“阅读”的行为主要由书籍与人（读者）构成。因此，我想按照从“书籍”到“人”的理路，推荐一些与东亚思想史相关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既是对东亚近世思想史的重要思考，也对我个人的研究旨趣产生了重要影响。
2025年平凡社出版了“书籍的文化史”（本の文化史）系列丛书（全六卷），其中，第一卷为横田冬彦的《读书与读者》、第二卷为铃木俊幸的《书籍的宇宙》、第三卷为若尾政希的《书籍文化及其基础》、第四卷为横田冬彦的《出版与流通》、第五卷为若尾政希的《书籍的思想史》、第六卷为铃木俊幸的《样式与装帧》。横田冬彦在《读书与读者》中，围绕“读者”这一书籍的受众群体，不仅探讨了近世的公家、僧侣，还考察了农民、农村公职人员、医生以及女性的读书活动，思考他们“读书”的目的。在《书籍的宇宙》中，铃木俊幸探讨了不同体裁、主题的书籍在时代和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若尾政希的《书籍文化及其基础》重点思考了“环境”问题，他尝试挖掘的是书籍文化背后的媒体环境、文字环境、读书环境、流通环境、教育环境。横田冬彦在《出版与流通》中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书商”和“流通”，他从京都、江户、大坂的书商协会以及地方城下町的书商，考察了历法、佛经、地图、平田国学以及明治的教科书等书籍。铃木俊幸的《样式与装帧》从技术史的角度，探讨了与书籍相关的材料、技术。在整个系列中，第五卷若尾政希的《书籍的思想史》极具开创性，他在分析家永三郎、丸山真男、安丸良夫的“思想史”概念后，超越了既有“思想史”概念的范畴界定，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从作家、思想家延伸到“书商”、“读者”以及制定出版政策的“政治家”。《书籍的思想史》不仅讨论了“书商”出版书籍与求购印版的经营策略问题，还关注到“读者”的阅读的目的和收获、政治家的出版理念对政治、社会、宗教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围绕“书籍”思想史研究体系。
在“书籍的文化史”系列丛书之后，若尾政希还出版了《书籍的时代——阅读开启的日本近世》（『書物の時代―読書がひらいた日本近世』）一书。几乎保持了相同的思考理路，若尾政希将“书籍”思想史的重点聚焦在人的“生存方式”，即“生きかたとしての思想史”。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安顿人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传统儒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但若尾政希却没有将这一命题局限在具有专业知识的精英阶层，而是将目光转向最普遍的“中间文化层”以及更下层的“民俗文化层”，他凸显了普遍意义下“生存方式”在日本近世所产生的思想史意义。而产生这一意义的背后是日本在十七世纪开启了商业出版的时代，这意味着“普遍”的大众（人びと）可以通过“书籍”共享知识，标志着“书籍”时代的来临。若尾政希放弃了传统近世思想史对于精英阶层，特别是朱子学的叙述，转而关注农书、兵书、医药书、天文历法书等书籍，并由此强调了日本近世大众通过“阅读”孕育出的“思想主体”。在这本书中，若尾政希进行了不少有意思的讨论，像对农书的分析中，他指出《农业全书》虽然记载了大量农业技术的知识，但是由于日本列岛南北狭长、地形复杂，所以无法形成统一的农作物栽培标准，这让各地方的农民产生了“风土”的意识。同样，在探讨“假名草子”对近世社会心理的影响时，若尾政希通过对《浮世物语》的分析，认为浅井了意实际直面的是当时人的生存状态，并由此延伸对十八世纪石田梅岩、十九世纪前半二宫尊德、大原幽学等大众思想家的思考。畏友蒋云斗在《浅井了意假名草子与汉文典籍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23年）之后，翻译出版了釜谷武志的《陶渊明：距离的发现》（华文出版社，2025年），他在“译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陶渊明诗歌中的‘距离’，既是空间上的物理阻隔，更是心灵世界的无限延伸。在他的笔下，归隐田园的向往与现实生活的无奈相互交织。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疏离感，不仅是陶渊明个人的心灵困境，更是千百年来无数人在世间徘徊挣扎的缩影”。从陶渊明到浅井了意，人到底应该怎样生存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命题。东晋的陶渊明困惑，江户时代的浅井了意困惑，我们现代人何尝不困惑呢？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当下的多媒体时代，我们现代人面临着远超古人对于“生存方式”的困惑和迷茫，那么，重新通过阅读“书籍”，确立一种思想的主体性似乎显得格外有意义。
在《书籍的时代——阅读开启的日本近世》中，若尾政希论及安顿人内心的问题时还提到了日本近世的思想家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实际上，根据《古学先生行状》的描述，伊藤仁斋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出现了神经衰弱的症状，“罹羸疾，惊悸弗宁”，于是他转向求诸王阳明、罗近溪的思想，后又修习白骨观法。但是，这些尝试始终没有解决伊藤仁斋的内心困惑，最终走向了古义学的道路。传统的近世思想史叙述往往关注的是伊藤仁斋古义学对朱子学的批判问题，反而忽视了其思想的内核。对此，子安宣邦在《伊藤仁斋的世界》（『伊藤仁斎の世界』）借助和辻哲郎伦理学的“人间学”（人間の学）概念，将伊藤仁斋人伦思想的核心归结为对“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的理解。其中，和辻哲郎“人間の学”之所以翻译为“人间学”，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林美茂教授的解释是因为“人间”概念既体现了“全体之人”的意义，也包含了作为“个体之人”的内容。而在子安宣邦看来，伊藤仁斋所理解的“人”是生活在一定共同社会关系中的存在，而这种共同的社会关系具体体现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也可以概括为“道”，“道”的根本内涵在于仁义礼智。换句话说，子安宣邦通过对“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的解析，发现伊藤仁斋的古义学将“人”的存在方式放在了日常的人伦关系中进行思考，并认为伊藤仁斋将“人”看作伦理世界的认识主体，是人的认识赋予了人伦世界的意义。除此之外，子安宣邦还发现伊藤仁斋所谓共同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共同的认识，即“人情”。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存在需要有共同的认识，其本质是人共同拥有的通向感情的一种样态，而通过“扩充”和“存养”就会产生“仁义”，比如，当看到一个孩子遭遇了不幸，我们会产生悲伤的心情（恻隐），将这一心情的状态扩充出去就是“仁”的境界。
虽然荻生徂徕也承认“人情”是一种整体社会的共同认识，但他却对伊藤仁斋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于“人情”，泽井启一的《荻生徂徕的世界》（『荻生徂徠の世界』）将荻生徂徕解释概括为人内在自然性所体现的自然状态。由于这种自然状态与人内在的自然性一起发生作用，所以它既可以体现为“善”，也可以表现为“恶”。于是，荻生徂徕便需要制造出一个外在的装置，让这种自然状态稳定下来。而“道”就是荻生徂徕所需要的由“先王”制作出来的装置。具体而言，从孝悌忠信到礼乐刑政，几乎所有让社会稳定的内容都可以被荻生徂徕叫作“先王之道”。在面对人的自然性中无法掌控的欲望时，荻生徂徕希望通过“先王之道”来维系社会的稳定。换句话说，正是“先王”创造了作为社会制度的“道”，人才能掌控“人情”，社会才能得以存续。按照泽井启一的论述，我们可以对荻生徂徕关于如何安顿人的内心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思考。荻生徂徕认为“以我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所以他主张“先王之道，以礼制心，外乎礼而语治心之道，皆私智妄作也”。《礼记》是荻生徂徕古文辞学的代表文献，只有通过古文辞正确理解“六经”，才能使日本近世社会趋近于“圣人”治世的理想境界。
无论是伊藤仁斋将“人”安置在人伦关系的论述，还是荻生徂徕将社会导向治世的观点，我实际想把他们的思想归结为一个课题——“何为良好生活”。陈嘉映在《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中有如下一段描述：
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依立功立言立德的古议，德修有进是优异作为中最优异者。所有这些，都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成功让优秀人物变得更加坚毅、从容、大度，而那些靠在浊世钻营得了官位得了钱财的竖子，得意张狂，变得更加浅薄低俗。
“良好生活”既包含了内在的品德，也体现在外在的作为。实际上，在内与外的结构下存在巨大的危险，就像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他淡然超脱、温良柔顺、老实本分，但却在“公共场所”（Lieux Communs）中丧命。因此，加缪在《局外人》英译本的序言中说：“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在《局外人》中，“不耍花招”的默尔索是真正可以自我审视的人，他是雅克·拉康“大他者”系统内唯一拥有真正主体性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默尔索成了社会里的“局外人”。当然，在这里我们自然要提出一个对自我的疑问：我是“局外人”吗？作为现代的“人”，每天都要被外界投喂大量的信息，并且自认为突破了信息茧房，准确认识了整个社会。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中，是否存在一种信息社会的装置——智能推荐算法在为我们构建一个新的“大他者”系统呢。对此，我想通过从“书籍”到“人”的思想史，重新唤起对阅读和人的生存方式的的重视，最终实现“良好生活”。对于现代信息社会的困惑，我最后想用《孟子》提供一种思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作者简介
张晓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研究员；中华日本哲学会副秘书长、理事；曾担任日本国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来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研究员， 入选“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思想史、日本江户儒学史、东亚文化交涉史、古典文献学等。主持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青年项目：日本江户时代《孟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在《汉籍与汉学》《日语学习与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学报》《中国佛学》《东疆学刊》《日本问题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译著《伊藤博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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