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读沦为一种职业需求，大概也就失去了趣味。于是，2025年的书单大抵是2024年的惯性延伸，保持着一种近乎单调的连续性。
去年提到的古贺敬太，是日本引介概念史研究的关键学者。在主持十卷本《政治概念的历史性展开》（2004—2017年）编纂出版的同时，他还推出了《施米特复兴——基于卡尔·施米特的概念思考》（『シュミット·ルネッサンス――カール·シュミットの概念的思考に即して』，風行社，2007年）。此书展示出概念史方法在词语谱系式考察之外的另一种操作路径：以历史转型期的重要思想人物为对象，通过概念史视角分析其理论中核心概念的历史脉络与语境化用法，探明其思想在该转型时代的独特意义。
书名中的“施米特复兴（Schmitt Renaissance）”，指的是1985年施米特去世后，在欧美思想界兴起的一股对其思想的再审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被置于左翼理论谱系的重要学者，如哈贝马斯、墨菲、阿甘本、奈格里等，也都在与施米特政治理论的对话、争执及批判性挪用中展开着自身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构建。“古贺在书中以八章篇幅，将施米特对“政治（Politischen）”、“国家”、“主权”、“制宪权（Verfassungsgebende Gewalt）”、“独裁”、“战争”、“市民”、“国民”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的界定及运用，置于一条上溯至古典政治思想的概念史脉络中，逐一进行分析。这一研究方法之所以成立，也源于施米特本人的主张。他认为所有的政治概念从不具有普遍意涵，而总是生成于特定的外交与内政的对抗之中，属于论争性概念。换言之，概念仅在其具体反题与所处历史条件之下才能获得清晰的界定。
关于讨论的具体展开方式，可先以第一章所论的“政治”概念为例加以说明。古贺首先考察施米特提出“政治”概念的原初意图。他将政治概念区分为两个历史传统：其一源自古希腊，将政治与公共事务、共同利益及公民的德性生活相联系；其二始于马基雅维利，将政治还原为获取与维持权力的技术。施米特的政治概念被置于后一路径中并视其为极端例证，强调围绕共同善或正义的论述在政治中往往具有掩饰性。古贺进一步指出，可从三个方面理解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其作为极限概念（Grenzbegriff）、作为实存概念，以及其区分私敌（Inimicus/Echthros）与公敌（Hostis/Polemios）的逻辑。概言之，政治即一种基于生死存亡、而非道德偏见的极限决断，其核心在于识别威胁共同体存在方式的公敌、而非宣泄个体层面的私人怨恨。随后，古贺从围绕施米特政治概念的批判与辩护性解读出发，指出其中潜藏的危险性：敌友区分标准的模糊可能滑向以“同种性（Artgleichheit）”为原则的排除逻辑。最后，通过分析施米特的政治观与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墨菲的竞争民主之间的理论关联，古贺强调了施米特政治概念在当代语境中的修正性意义，即其具有抵抗自由主义政治滑向去政治化的潜能。当然，余下七个概念的论述方式虽未必完全一致，但正如竹岛博之在本书书评中指出的，贯穿这八个概念的一条共同主线在于对“例外状态”的关注。如古贺强调，施米特区分敌友的意图并非将斗争本身视为目的，而是借由界定与应对这一“例外状态”，以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存续。
书末作为结语的，是古贺一篇发表于1999年8月的文章《施米特与丸山真男》。在古贺看来，虽然丸山在政治立场上反对施米特的独裁论，他仍高度重视施米特所揭示的残酷真实：即近代国家的根基并非所谓普世价值，而是神学逻辑在世俗权力中的投射。丸山借此解构了日本近代思想的演化轨迹，试图揭示其中从“自然”走向“制作”的思想转型。此外，在后记中，古贺还提到了京都大学的老师宫本盛太郎，他早在1978年便将施米特的思考模式应用于对北一辉的研究，并出版了《北一辉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日本研究的关注，多集中于“日本的日本研究”与“日本的中国（东洋）研究”。然而，同属日本学术共同体、且与前两者紧密交织互动的“日本的西洋研究”，也是理解前两者时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
今年出版的《战后日本与政治学史：围绕古典的十场对话》（《戦後日本と政治学史：古典をめぐる十の対話》，白水社，2025年），作为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川出良枝“绿寿”纪念文集，由其广义门生共同撰稿，重新审视了战后日本以福田欢一为核心的几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学者的研究谱系。除福田欢一（丸山真男的同门）外，书中论及的学者还包括其学生有贺弘、田中治男、佐佐木毅，再传弟子福田有广、川出良枝，并上溯至川出在早稻田大学时期的老师藤原保信等人。正如书名中的“对话”所暗示的那样，本书的意旨并非（或不限于）彰显对前辈成果的继承，而是促使青年学者从自身的问题意识与研究领域出发，以共鸣或批判的姿态与“古典”正面交锋，从而探寻政治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之间新的连接与可能性。
在与福田欢一（1923—2007）文集《民主与国民国家》（2009）展开的对话中，安藤裕介（1979—）直言：“在日本研究者间，在对所谓语言学转向及剑桥学派方法论的关注高涨之前，福田欢一便已将语言问题置于政治学史研究的中心。他极早意识到语言的象征性、多义性，以及其拘束性与可变性。”这种对词汇含义的敏锐审视，也体现了福田学术介入现实的方式。在冷战格局下的60年代，他指出，“民主”这一概念已在东西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中沦为强化体制与遮蔽权力政治的空洞象征或官方意识形态。因此，他主张将民主从僵化的制度信仰转化为一种“方法”——借由安保斗争等政治经验激发国民作为政治主体的觉醒，以具有“根本性激进主义”的批判精神审视并解放被权力逻辑所束缚的现实。
可以作为对照的是今年出版的另一部围绕战后日本政治学史的论著《日本政治学：从丸山真男到性别理论、实验政治学》（《日本政治学史丸山眞男からジェンダー論、実験政治学まで》，中央公論新社，2025年）。作者酒井大辅是名古屋大学法学研究科硕士毕业，目前任职霞关。他在书中开篇即明确区分政治学史与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主张从“作为科学的政治学”视角对学科发展进行考察。因而，在评价某一研究的重要性时，酒井不仅关注其理论内容，更将其后续影响力，尤其是被学界引用与继承的程度纳入判断标准。以此视角出发，酒井勾勒出战后日本政治学的大致演变脉络：50年代，政治学的形成体现为近代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与竞争，其间除马克思主义外，像拉斯基（Harold Laski）以及蜡山政道等代表近代政治学的论者亦颇为活跃。进入6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力逐渐式微，丸山真男的思想达到高峰，被视为近代政治学的中心人物之一。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兴起，阿尔蒙德与罗伯特·达尔等海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方法受到日本学界关注。80年代《利维坦》（レヴァイアサン）杂志的创办，象征着日本政治学进一步向科学化迈进，同时也推动了学界的代际更迭。其创刊词明确提出新流派的六大特征：脱离评论性与印象式的讨论；摆脱政治意图的束缚，勇于批判传统通说；正式引入现代政治学的方法论与多样化分析手段；超越日本特殊论的孤立视角，将其纳入比较政治学的普遍框架；积极开展与外国学者的跨国合作研究；以及建立基于假说验证、对事不对人的纯粹学术讨论氛围。至90年代，行为科学的范式逐渐占据主流，并演化为今日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在终章部分，酒井以日本政治学会1998年和2018年两份针对会员的调查报告入手，发现在过去二十年间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愈发倾向于将价值中立视为学术标准，导致追求理想社会这一研究目的在学科认知中逐渐后退，而现状分析和方法论的精细化则成为主流。如何在政治学的科学化与公共意义之间保持平衡，这显然并非日本一国面临的课题。
而今年的中公新书中，还推出了《共产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什么》（《コミンテルン国際共産主義運動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中央公论新社，2025年）。作者佐佐木太郎此前曾出版《革命的情报：作为苏联对外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工作》（劲草书房，2021年）。面对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复杂、势力广布、评价多元的历史主体，要在三百余页的文库本中予以全面铺陈，显然并非易事。本书共八章（含序章），标题分别为：“诞生之路——从马克思到列宁”“在孤立之中——‘俄罗斯化’的国际组织”“投向东方的目光——亚洲革命的黎明”“革命的终结与开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深层”“到大众中去——工人统一战线的季节”“斯大林的国际组织——独裁者的革命战略”“‘大房子’的黄昏——红色时代的共产国际”以及“梦之余韵——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大体梳理了共产国际自创立、扩展直至消亡的轨迹。
其中最令我关注的，是佐佐木围绕统一战线展开的讨论。他将统一战线视为西欧革命陷入低潮后共产国际战略的重大转向，即从激进的运动战转入深层渗透的阵地战。在实施路径上，统一战线亦经历了由上而下向由下而上的重心转移。为了争取受社会民主党等改良主义政党影响的工人阶级，共产国际不再单纯通过政党高层寻求合作，而转而渗入基层工会与群众组织，以直接动员劳动者。更值得注意的是，统一战线成为苏俄国家利益与世界革命理想的衔接点——它为苏俄情报机构（如GPU/OGPU和红军情报部）提供了遍布全球的掩护网络。通过将各国支部转型为隐秘的情报触角，统一战线将原本松散的革命宣传实践，重塑为洗练而专业的非合法协作体系，实现了政治扩张战略与国家安全体系的深度捆绑。
这一点，与去年提及的黑川伊织在其著作《战争、革命的东亚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1920—1970年》（《戦争·革命の東アジアと日本のコミュニスト：1920—1970年》，有志舍，2020年）中的论述形成呼应。黑川在书中直言：“纵观迄今的历史，最令人痛感的事实，莫过于东亚及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始终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强烈牵引。”正如她反复引用中野重治于1929年所写的《雨中的品川站》——诗中描绘了送别被强制遣返的韩国同志时的复杂心绪：“老辛呀，再见！/老金呀，再见！/你们上车了，从这雨中的品川车站。//再见，老李！/再见，另一位老李！/你们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李芒译），黑川尝试将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从单一的党派斗争史转化为一部与东亚国际局势紧密交织的同时代史。同时致力于在官方党史之外，挖掘“人的历史”，再现那些鲜活而具体、试图跨越民族隔阂的抗争实践，并坦言这些尝试虽在政治上遭遇挫败，却留下了一份未被粉饰的历史遗产。书末附有主要人物略传，除了日本方面外，还包括朝鲜人林和、金天海、金斗镕、金若水，中国人王学文、赵安博、廖承志、杨春松。
书中也记述了黑川开展此项研究的契机。松尾尊兊在《大正民主》（1974年）中最早引用了《赤旗》上的《问卷：从无产阶级看朝鲜解放问题》这一材料，此后学界在论及日本社会主义者对殖民地问题缺乏理解与反思时，常引此为例。一次研讨会上，当黑川引用该材料时，遭到松尾的学生田中真人当面质问：“难道还是老调重弹，只有这些东西吗？”这促使她开始系统查阅诸如“共产国际档案日本共产党文件”等新材料，并据此建立新的问题意识，最终提出“帝国日本”的分析框架：不再仅仅追问日本社会主义者如何认识殖民地，而是将问题置于他们同样身处的帝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中，考察殖民地问题在其中如何被定位，并试图还原跨越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帝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形态。心有戚戚。
这种跨国视角同样体现在留日韩国学者闵东晔的著作《殖民地朝鲜与“近代的超克”：战时帝国日本思想史的一断面》（《植民地朝鮮と〈近代の超克〉 戦時期帝国日本の思想史的一断面》，法政大学出版局，2024年）中。该书聚焦1930至40年代“近代的超克”这一思想命题在帝国日本与殖民地朝鲜之间的流动与接受。
长期以来，战时体制期在朝鲜往往被简化为民族主义叙事下的“暗黑期”，呈现为“抵抗”与“协作”的二元对立。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相关书籍的解禁与民族主义批判思潮的兴起，“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论述逐渐进入学界视野。该视角通过批判西方近代性，尤其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并引入微观权力分析，打破了以往殖民地研究中剥削与现代化的僵化对立，使得从超民族主义的立场重新审视“暗黑期”中复杂的抵抗与协作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一种关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如何通过互动共同塑造近代权力结构的跨国视角也随之浮现。在此学术脉络下，作者强调1930年代是全球资本主义矛盾激化、法西斯主义崛起与自由主义面临修正的转折期，朝鲜知识人在经历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后，同样深陷于这种时代危机感之中。尽管如京都学派等日本主流思想界对“近代的超克”的讨论往往缺乏对朝鲜的直接观照，其“开放式民族主义”的逻辑亦无法解释为何朝鲜民族必须成为“日本国民”，但作为“缺席中的在场”，朝鲜知识人仍深受这一思潮影响，并在其宣称的普遍主义感染下，保持着作为殖民地人的现实自觉。由此呈现的思想态度异常复杂：既有人被其中“摆脱歧视”等许诺吸引，试图通过协作提升自身地位；也有人希望借历史哲学探寻超越民族与国家的普遍秩序；更有人坚信，在殖民地现实中，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远未实现，因此当前的任务并非追随帝国“近代的超克”，而应是“近代的完成”。这种以合理性与批判为武器、在战争狂热中维持“踌躇”与独立思考的艰难姿态，被作者视为思想者在极端年代最后的堡垒。
作者简介
王瀚浩，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水木学者”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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