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彻底退休，琐事渐少，终于可以闭门读书。一些想读未读、读而未读完、读了想重读的书，被从书柜里找出来。半年间读过的书中，与东亚有关并且值得一说的，确实有几本。
昭和十一年即1936年。屈指算来，该书出版已经九十年。印刷质量高，九十年过去基本上完好无损，仅仅是封面、纸张有些泛黄。所谓“扈从访日恭纪”，具体说就是“随同访日并恭敬记录”。1935年（所谓“康德二年”）4月2日至27日，“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访问日本，随行翻译官就是本书著者林出贤次郎。林出记录了溥仪访日期间每一天以及返回“新京”（长春）后数日间的活动。记录十分详细，详细到宴会出席者姓名及座位，书中还有多幅新闻照片。4月2日溥仪从“新京”乘火车到大连，搭乘日本军舰比睿号启航，途中且有白云、丛云、薄云等三艘日舰护航。启航次日即4月3日乃日本“神武天皇祭”，溥仪在军舰上对着日本的方向遥拜，并作诗一首：“海平似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傀儡皇帝也会发诗情。4月5日又写诗四句：“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4月6日比睿号到达横滨港，日方安排了约百架飞机做飞行表演，以示欢迎。……等等。溥仪4月27日回到“新京”，29日又出席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举办的“天长节”庆祝会（昭和天皇生日纪念会）。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大达茂雄在为该书写的《序》中，称溥仪此行为“东洋史上空前的盛典”。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来说那确实是“空前的盛典”。安排访日，记录访日情形，出版图书做宣传，是系统性的政治运作。但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那则是一次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之旅。追究溥仪与日本战犯的罪责，《扈从访日恭纪》是确凿证据之一。该书是否有中文译本，战后审判中是否曾经被用作证据，有待考察。
不过，十五年前购买该书，并不是因为书的内容，而是因为著者是林出贤次郎（1882-1970）。林出是东亚同文书院（1901年设立于上海）二期生，1902年年初入学。1905年3月毕业，被派往中国西北地区搜集情报，负责新疆伊犁地区，其间与清末最后一任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相识。三年的情报工作结束之后回日本复命，随后又应王树枏之邀，1908年2月回到乌鲁木齐，做了两年日本教习。大谷探险队第二次西域探险的两位成员野村荣三郎和橘瑞超，在探险日记中都写到林出。林出大概是一位杰出的日本青年，西行途中在兰州与王树枏初见，即博得王的赏识，王赠诗赞曰：“世宙纵横见异才，无端孤抱为君开。心惊北海搏鹏出，眼见西风牧马来。坐想汉家三六国，且浇文字百千杯。相逢一握无穷事，他日天山首重回。”这位与新疆关系密切的林出贤次郎，离开新疆二十年之后，跑到中国东北，成了“驻满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满洲国宫内府行走”——这两个头衔印在《扈从访日恭纪》封面的右上角。
在战前中日关系史上，林出贤次郎是个重要人物，有符号性，值得深入研究。《扈从访日恭纪》记述的是溥仪访日时的言行，而记述者的立场、角度、观念是日本国民林出贤次郎的。如果该书尚无中文译本，现在应当翻译。用于中日关系史研究和日本军国主义批判，很有价值。
读《扈从访日恭纪》，想看看溥仪本人是怎样讲述那次访日的，所以找出《我的前半生》来读。手里这本是2002年9月28日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馆买的，环衬上盖着红色印章“伪满皇宫博物馆∕参观留念”。溥仪还算诚实，在该书第六章《伪满十四年》第五节《第三次做“皇帝”》中用大约两页的篇幅记述了1935年4月访日的情形，披露了那两首诗，承认自己在东京曾参拜明治神宫、去陆军医院慰问负伤的日本官兵。他表示忏悔与反省，说自己搀扶裕仁天皇的母亲“纯粹是为了巴结”，向天皇母子致谢时自己“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以中日关系史为焦点阅读《我的前半生》，必须正视日本人的深谋远虑、精忠报国。溥仪从1924年年底逃入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开始，就处于日本人的精心设计和充分利用之中，最后成为日本人侵占中国东北、制造“满洲国”的工具，“满洲国”也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根据地。1906年出生的溥仪，那时不过是养尊处优、涉世未深的青年，哪里是老奸巨猾的日本政客、日本军官的对手。战后，溥仪和许多日本战犯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是在“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思想的指导下（溥仪多次写及这一政策背景）被改造成“新人”。《我的前半生》第九章《接受改造》第六节《日本战犯》写道，建国初期关押在中国的一千多名日本战犯中，只有四十五人被判刑，其他人都受到免诉处理，由中国红十字会帮助回国。但是，日本人真的会领情吗？《日本战犯》一节讲述的日本宪兵骂人的故事，耐人寻味。那个宪兵在战争末期被苏军俘获押往苏联，后来又被遣送到中国。在中国看守所里，中国人给予优待，他却终日叫骂。中方领导与他谈话，他侧身而立，声称“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因此他被其他日本战犯看作“日本好男子”。该宪兵的逻辑很清楚：谁打败了我，我向谁屈服。日本国家意识形态中也包含着同类逻辑。日本对待美苏与对待中国的不同态度，就是明证。现在看来，“以德报怨”式的战后处理之中存在着利益、责任与道德的逻辑错位，造成了许多问题，留下了许多历史后遗症。
《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的个人史，也是同时代的中日关系史。从中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是如何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侵害。该书应当成为中国的“国民历史教科书”。
本名后藤寿夫，“林房雄”是笔名。为何叫“林房雄”？待考。在日本，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知识人不少，但林房雄宣扬此论还是有特殊性。此人青年时代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鲁迅还有一点瓜葛。1936年宣布“转向”（改变思想观念、政治立场），以至于战后成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宣扬者，而且是在安保斗争开始不久、日本人较多反省战争责任的1963年宣扬。何种逻辑？林房雄本人解释为历史观的对立。他提出了独自的“百年战争”观（从1945年日本战败往前数大约一百年），以与三种史观对立。三种史观分别是：美国立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苏联立场的“帝国主义战争”史观；中共立场的“抗日战争”史观（林房雄用的词是“中共”而非“中国”）。史观不同，历史认识自然不同。所以，在林房雄看来，日俄战争并非始于1904年，而是始于甲午战争结束后的“三国干涉”（1895年俄、德、法三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阻止日本侵占辽东半岛），太平洋战争也不是始于1941年，而是始于日俄战争结束后《朴次茅斯条约》签订的1905年。确实是独特的战争史观。在这种史观中，中国不是缺席的，而是应当受侵害、必须受侵害的。
在该书“后记”中，林房雄声称要“坚决抵抗战败后日本的‘进步’史学家们在日本历史阐释中肆意的丑化与歪曲”，并强调要为自己确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者三者统一的身份。
全面了解日本，读日本右翼知识人的书也很重要。
据网络信息，该书有中文译本，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该书是著者据其1979至1980年间在加拿大高校授课的讲稿整理而成，条理清晰，语言简明。书名中“1931-1945年”的时间限定，表明了著者基本的历史观念。著者在第九讲中引用美国学者的观点，认为在同时代世界史的背景上，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鹤见晚年参与发起捍卫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九条会”，自有其思想基础。该书讨论的是日本人十四年侵华战争时期的精神史，具体说，讨论的是“国体”“大亚洲主义”“转向”“玉碎”等日本现代思想问题在战争状态下如何存在。该书研究战时日本精神史的方法有特殊性，即著者所谓“转向论方法”。十三讲中有两讲阐述了“转向”，第二讲《关于转向》阐明了“转向”与“脱离”“背叛”“改心”（洗心革面）等概念的关系。“转向”呈现了“转向”前后的巨大空间与张力，由此确实可以更深刻地把握精神本质。
该书大概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本竹内好传记。从竹内家世写到竹内去世，附有竹内年谱，比较全面地呈现了一个原初状态的竹内好。可以帮助读者全面认识竹内好及其生活的时代，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则有助于从“竹内鲁迅”祛魅。该书不止一次强调，竹内对中国文学获得洞察力是始于阅读茅盾的《子夜》，吸引青年竹内好的是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诸人。竹内从四十年代开始才较多谈论鲁迅，但也常常是借鲁迅谈日本。
该书名为“传记”，写法却有些特别。副标题“ある方法の伝記”略显暧昧，有歧义性。大概可以翻译为“一种方法的传记”或“某种方法的传记”。什么意思呢？是“用某种方法写的传记”，还是“为某种方法写的传记”？模棱两可。但有一点不暧昧，即书名在突显竹内好的同时突显了“方法”。这显然是因为“方法”对于竹内好很重要。竹内好提出过“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命题，赋予了“方法”以特殊含义，鹤见在该书第十七章《思想的姿态》中强调这一点，指出“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一说法与社会科学用语不相容、作为修辞也包含着“反论”（逆说），但却是支撑竹内好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词之一。因为是“一种方法的传记”，所以鹤见处理材料的方式也与常规传记有异。第一章是将竹内好与林语堂作品相结合谈道德问题，第二章才谈竹内好的家世、童年生活及求学过程。第十二章写竹内在回教圈研究所的工作，整章只有短短的四页。该书中的竹内好，可以称作“作为方法的竹内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鹤见在该书《〈后记〉补写》的结尾处引用苇津珍彦的话，称竹内好为“偏见的泰斗”。他的意思大概是：竹内思想的价值主要不在其思想本身，而在于其思想方法与修辞术。
该书是作为“民间日本学者”丛书的一册出版的。“民间日本学者”是日本知识界给竹内好的定位。
该书有中文译本，即《挣扎中的决断：竹内好传》。中译本书名大概是重新取的（未见该书异名日文版），去掉了“方法”而添加了“挣扎”“决断”。也很好。不过，腰封广告词“日本战后传奇学者鹤见俊辅∕书写∕日本战后思想奠基人物竹内好”略有夸张。至少，竹内好作为“偏见的泰斗”，难以成为“日本战后思想奠基人物”。
著者山本义隆，大阪人，物理学家，也是战后日本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他生于1942年，1960年考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时期担任东京大学学生组织“全共斗”议长，1969年就出版了《知识性叛乱——东京大学解体之前》（前卫社）。安田讲堂事件之后他被捕入狱，1972年保释出狱。我因为翻译《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而对他有所了解。
这本《我的1960年代》并非普通的个人回忆录，而是山本义隆对现代日本社会诸多问题的分析、批判。全书由二十三篇讲演稿、数十张图片、十四篇《补注》构成。讲演稿讨论的问题都比较大，有安保斗争、学运、大学体制、反越战、经济高速增长、核电、战后民主主义、日本现代科学史等等。十四篇《补注》中有四篇是悼文，悼念的是安田讲堂事件时期并肩战斗的学友。有些意外的是，第九条《补注》题为《关于丸山真男——1969年的发言》，谈论当时丸山真男与学校体制的关系，对丸山有微词。
著者是彻底的现代日本批判者，而且基于科学家的立场进行了独到的批判。阅读该书我才知道，现代日本的海洋学、气象学等学科的诞生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密切相关，东京大学不仅曾经是日本高层行政官员的摇篮，东京大学医学部、工学部的设立或运营也被纳入了日本军国体制。甚至到了战后，驻日美军依然渗透到日本科学界。山本由此提出了科学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以及科学伦理问题。从科学研究体制，山本还发现了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的某些隐秘关联。此类认识是他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历史、抵抗日本现行体制、参与并领导学运的思想基础。
该书再一次表明，日本左翼知识界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历史、对于日本现代化的认识和批判十分深刻、十分彻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共有。期待有人早日将该书翻译为中文。
作者简介
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鲁迅形影》《撄心者说——论鲁迅的政治与美学》《“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茫然草——日本人文风景》《东张东望》等，译著有《鲁迅〈故乡〉阅读史》《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国家与祭祀》《何谓“现代的超克”》《蒙古新疆旅行日记》《以命相搏的青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1968-196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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