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丨词汇、战争与东亚的国族边界——“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变迁

一、前言：从华夷秩序到现代国际政治与国家边界

二十世纪上半叶东亚国家疆域的形成与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竞争、角力，以及国人对于何谓“中国”与“中华民族”，其领土范围为何等问题的辩论有关。上述讨论之中，涉及一个当时曾普遍使用、而如今已逐渐为人所淡忘的“中国本部”的概念。本文讨论“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演变与衰微。“中国本部”与“边疆”形成一对相互界定的概念，本部一词的使用亦表示它与本部之外的“边疆”有所区隔；本部意指中国人固有的领土（或称“中土”、“汉地”，或广义的“中原”等），而边疆地区的“四夷”则有时加入中国、有时脱离中国。此一语汇内涵的变化涉及中国（包括历史上和现在）含括的范围为何？族群与地理的关系、本部之外的满蒙疆藏等地或其他地方是否属于中国？以及更根本的议题如民族是什么？族群、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为何？

中国本部一词是从西文的China Proper（包括相同意义的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等）而来。此一词汇问题的讨论要放在传统华夷秩序到现代国际政治、国家边界的过程所引发的争议来观察。中国本部与边疆（或属领）概念的出现本来是西方学者为了解中国历史、地理与政治统治而创造的词汇，是配合中国传统华夷秩序下“内地―本土”与藩部、四夷之地域观与本身的族性地理观（ethnic geography）而发明的一个观念；此一西文语汇又透过翻译传到日本，再传到中国。近代以后在现代国家形成之际，日本人为解释中华帝国疆域并合法化本身的疆域扩展，而将西方词语China Proper翻译为“支那本部”或“本部支那”。

此一词汇原为描述性，随后与日本具有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满蒙不属于中国论”、“元清非中国论”等观点相结合，用来解释东亚的地缘政治。此一词语在清末被翻译入中文之后，又影响到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与改良派人士对“中国”范围的认定，前者秉持汉人为中心的种族革命，国家领域较狭隘，而后者则主张族群融合，领域较宽广。

矢野仁一，日本中国近代外交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史学专业毕业。后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1906年应聘来华，任京师法政学堂（进士馆）历史地理教习。1912年归国。在日本殖民扩张期间，连续发表《满蒙藏非支那本土论》《历史上满洲的支那主权无根据论》《日本在满蒙的正当地位》等文章。日本战败后的1947年被开除公职。主要著作有《近代蒙古史研究》（1925）《近代支那外交史》（1930）等。

书中提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满洲本来就不是支那本来的领土”“倘若支那真心希望完善国家组织，如满、蒙、藏，为支那之力所不及之处。加之边疆地区未来难以称之为支那的领土，也宜抛弃之。”

民国以后此一词汇在中文世界变得十分普遍。1930年代“中华民族”的意识在日人侵略下日益增强，开始有学者批评清末“种族革命”与民初“五族共和”的民族观，亦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的一些御用学者的观点，执意打破中国本部与边疆之分野，此一观点又在国内引发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中国本部”与“边疆”在近代史上的演变，一方面反映知识概念的跨国流转，另一方面可以透露中日国族观念的变迁与国家疆域之角力，以及国内族群与疆域的关系。

有关此一议题较重要的二手研究有四川大学陈波教授所发表的《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2016）、《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2017）两文。^1这两篇文章修正、补充了过去对于此一概念的认识。^2作者的主要贡献是：第一、澄清西文文献之中词汇渊源，认为“‘中国本部’是后世对西班牙文la propia China、拉丁文Sinae Propriae和英文China Proper等词汇的中文翻译。它们于16至18世纪在欧洲起源，并逐步得以塑造、成型，其土壤是欧洲的血亲专属观和族性地理观”。第二、说明日本明治时期“支那本部”一词乃翻译自西文，以及该词出现之后在日本学术界、思想界的变化。作者认为“至明治维新，受西方文献的影响，始有支那本部等译法，日本学者逐渐展布相关概念和分类体系，对以前所持的华夷秩序观进行转换，继续建构日本中心主义的同时，对中国诸部重新分类，并逐渐突出‘支那本部’即为‘支那’的观念。这为日本扩张主义者利用，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观念”。第三、作者也讨论到中国学者、政治家使用本部观念的情况；他指出“1901年梁启超将日文的‘支那本部’改为‘中国本部’后，1910年代至1930年代‘中国本部’概念在中国使用得较为普遍”。^3至1939年顾颉刚撰文强调此一观念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之关连，而主张废弃此一用语。第四、作者批评部分西方汉学家（新清史支持者有相同的想法）对此概念诠释的谬误。例如周锡瑞“论证清是如何在20世纪初变成China；言下之意，清不是China……他把大清视为‘帝国’因此有本部之说”。^4

陈波的分析增加了我们对“中国本部”词汇的历史的认识，他对新清史的批评也符合海峡两岸学界的主流论述。然而有关中国本部的讨论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分析之处，尤其是该词汇进入中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96年《时务报》古城贞吉（1866-1949）所翻译的《中国边事论》，再者，中国本部一词引发中国知识界辩论的思想史意涵亦可再做挖掘，本文拟在这些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从几张地图说起

有关近代东亚地理观念的转变与中国本部（日人称为“支那本部”）观念的出现可以从几张地图说起。第一个史料是为《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图》，此套地图集由日人东条文左卫门（1795-1878，号琴台）于1850年（日本嘉永3年、清道光30年）所绘制。^5该书中的两幅图可以反映1850年时一部分日本人的世界观与中国在其中的角色。第一张为“华夷一统图”，第二张为“二京十八省总图”。这两幅图大致展现了19世纪中叶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而所谓“皇国汉土（西洋人呼支那）”的地方主要是指“二京十八省”“内地十八省”（参见下图）。“二京十八省总图”的说明部分表示“唐虞十二州，夏九州岛岛……元始为十二省，二十二路。明为二京十三省。清兴定为二京十八省，以省统府，以府统州县”，其中二京为京师和盛京（附吉林、黑龙江），而福建省则包括了台湾府（图中标为“厦门”）。^6作者也了解按照《清会典》，清朝除了内地二京十八省之外还有蒙古、喀尔喀、青海、西藏等夷地，以及附属诸国，但是他认为这些地方对于日人“皆无裨益”，所以该书就不收录了。由此可见此书编者认为清朝主要的领土是“内地十八省”“二京十八省”。此亦可见1850年之时“本部”的观念尚未出现。有趣的是此图之中日本不在华夷秩序之内，与《华夷变态》《中朝事实》等书日本自比华夏，而视清为蛮夷之观点不同。^7

第二个地图史料是1899年孙中山所绘制之《支那现势地图》。该图绘于1899年底之前，1900年2月在香港，7月在东京出版，由主张亚细亚主义的东邦协会发行。^8此图为套色印刷，为73厘米×73厘米正方形，比例为1：2,950,000。在绘制《支那现势地图》的过程中，孙中山不仅考察了清康熙时期来华天主教士所绘制的《十八省地图》，同时参考了俄、德、英、法等国所绘制中国南北各省地图和地文图、地质图、航海图等专门地图，以及在日本书刊中的统计资料。^9孙中山在《手制支那现势地图识言》中表示：

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者矣。然实学之要，首在通晓舆图，尤首在通晓本国之舆图。……中国舆图以俄人所测绘者为精审。盖俄人早具萧何之智，久已视此中华土地为彼囊中之物矣。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险要、城郭、人民，较之他国舆地家尤为留意。近年俄京刊有中国东北七省图及中国十八省图，较之以前所有者，精粗悬绝矣。德国烈支多芬所测绘之北省地文、地质图各十二幅，甚为精细。^10法国殖民局本年所刊之南省图，亦属佳制。此图从俄、德、法三图及英人海图辑绘而成，惟编幅所限，仅能撮取大要，精详之作尚待分图。至于道路、铁路、江河、航路、山原高低，则从最近游历家所测绘各地专图加入。其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惊心云。昔人诗曰：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掷笔不禁叹息久之。时在己亥冬节 孙文逸仙识。^11

该图下方附有“支那国势一斑”的一个表，上面列有中国面积及人口、十八省的范围、二十四个省城（十八省之外还包括顺天府、盛京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新疆省，应为后版所补充）、外国互市场、重要物产等。其中面积及人口的分类为“支那本部”与“属领”，后者包括满州、蒙古、西藏与土耳机斯坦。由此可见清末之时，孙中山所认识的中国包括“支那本部”（亦称“中国本部”）与四个属领之地，合而为中国。此图可视为清末革命者如何以现代国家边界之理念来绘制中华帝国之“现势”。

从1850年东条文左卫门所绘制的地图到1899年孙中山的地图可以窥知“本部”观念源于十九世纪的下半叶。20世纪初“中国本部”一语进入中文世界后迅速传播，根据顾颉刚的说法，至1930年代“中国本部……这个名词可以说没有一本地理教科书里没有，已经用得烂熟，大家觉得是天经地义了”，^12而中国本部之外即是边疆。中国本部一词又与清末民初“五大民族”、“五族共和”的说法结合，“使得中国人……以为本部中住的人民是主要的一部分，本部以外又有若干部分的人民，他们就联想即于满、蒙、回、藏，以为这四个较大的民族占有了从东北到西南的边隅，此外再有若干小民族分布在几个大民族的境内，而五大民族之说以起”。^13

二十世纪之时以“中国本部”之观念来表示中国之领土在日本人所绘制的地图之中也很流行。1908年富山房《国民百科辞典》中配有“支那本部”彩色地图。^141930年代日本的地理书之中有许多幅“支那本部”的地图。如1930年《开成馆模范世界地图》之中虽有“中华民国”的地图，但又附了几张“支那本部”的地图，如铁道图、产业图等，而满蒙也单独绘制了一张地图。^15

至1940年代日本侵华时期所绘制的地图则更强烈地表现出帝国主义侵华之意图。如名取洋之助（1910~1962，著名摄影家，留学德国，为国家主义者）1940年所出版的《征服华中》（『中支を征く』）的摄影集之中有404张照片，24张地图，其中“东亚要图”之中，东三省被标为“满洲国”；台湾、大连、朝鲜、库页岛南部与日本本土，则被标成同一种颜色（参见下图）；蒙古、西藏、新疆等没有被纳入中国的版图。“支那全图”之中，中国只包括“支那本部”。^16

除了日本人之外，西方人也采用此一观念。1944年美军战时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事》中的地图，将中华民国分为中国本部、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17

当时的联合国所认识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包括中国本土（China Proper）、满洲（Manchuria）、蒙古（Mongolia）、新疆（Sinliang）与西藏（Tibet）。

**《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事》（*Why We Fight: The Battle of China*）片段**

导演：弗兰克·卡普拉/安纳托尔·李维克

上映：1944，片长：67分钟

《我们为何而战》是美国政府于二战间制作，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拍摄的系列纪录片。开始时是为了向美军讲述美国为何参战，后来向美国公众公开，以求全体国民支持联邦政府共同作战。有《战争前奏曲》（Prelude to War,1942）《纳粹的进攻》（Nazis Strike,1942）《瓜分与侵略》（Divide and Conquer,1943）《英国战事》（The Battle of Britain,1943）《俄国战事》（The Battle of Russia,1943）《中国战事》（The Battle of China,1944）《战争迫近美国》（War Comes to America,1945）《认识你的敌人日本》（Know Your Eneny:Japan,1945）八部影片组成。其中，最后一部中因将裕仁天皇描写成了战争罪犯，与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相悖，故未能上映。第六部《中国战事》，当时导演是以中国的“盟友”的同盟国立场进行编辑，全片贯穿着《义勇军进行曲》的主题音乐。介绍了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和善的大国，以及日本为何要通过征服中国来称霸世界。

本部一词究竟从何时开始使用，又如何传入中国，为何在20世纪学者间针对“中国本部”一主题产生争辩？此一争论对东亚各国疆域形成有何影响？下文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三、中国本部观念的溯源：从行省制度到中国本部观念的引介

中国本部观念在20世纪上半叶于中文世界的流行涉及经由跨语际翻译所产生复杂、多线的观念的旅行。以下分为数点来做说明。

第一：中国传统没有“本部”的观念，此一词汇源自近代日语。1952年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指出“行省”原指流动的中央政府，故行省之称呼有所不妥，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而“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本部与非本部之别。他说“秦始皇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敌人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18这样的观念应该是受到顾颉刚的影响。

从语言学上的演变来看也可以说明“本部”一词乃近代日本的和制汉语，并非中国传统语汇。陈力卫对于“本-支”概念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中国传统虽然也有“本末”、“源流”、“支干”的说法，但“本支”的造语是在近代日文在“对义”、“区隔”的理念下追求概念的细分化，而使这些对应和区隔变得更加突出，以此来适应近代化、专业化的需要。“本部-支部”、“本线-支线”、“本队-支队”、“本厅-支厅”均为日本近代出现的对义语，这些语汇又传入中国。相对来说，中文的传统语汇中“本”与“末”相对，“支”与“干”相对，并不将本与支合用；至于在现代汉语之中，只要是部分的范畴即能单独成立，不严格地要求以双元对应来进行区隔。如相对日语中的“大学本部”和“大学支部”的严格对应，中文则使用“北大-北大分部”、“委员会-支委会”等。陈力卫又以“中国本部”为例，指出“以前在日本将汉民族十八省作为中国的主要部分，结果出现‘中国本部’的用法。出于上述日语的对应区隔的考虑，本部的观念需有对应性的‘支部’。在此理解之下，日人在有一些时期有意无意地将包含蒙古、满州在内，一些中国在法的支配上很难定位的地方称为‘支部’，从而弱化了中国对其之统治。这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有所冲突”。^19上述历史学家与语言学家的论断足以显示“本部”一词汇与近代日语之关系。

第二：中国传统与本部观念相关的词汇是省或行省，本部观念的形成受到传统中国“行省”观念之影响。从元代开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钱穆认为其内在精神是“军事控制”、“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20至明代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而清代沿袭元明制度，地方行政单位称为“省”，有“两京十三省”的说法。省的数目历代有所增加，从12、13、15省到清代有17省、18省。1860年代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之中首度将China Proper翻译为“十八省”，可见其对应关系。^211884年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一方面继承此一译法，将China Proper翻译为“十八省”，^22另一方面他又承继1875年邝其照《字典集成》将China Proper翻译为“正中国”，邝其照与井上的译句如下：“the Chinese Empire consists of China Proper Mongolia, Manchuria and Tibet大清国天下合正中国蒙古满洲并西藏而成”。^23不过“正中国”的译法后来颇为罕见，1899年邝其照《英华字典集成》又略做修改，删除了“正”字：“the Chinese Empire consists of China Proper Mongolia, Manchuria and Tibet大清国天下统中国蒙古满洲及西藏而成”，颜惠庆亦跟着此一译句，直接将此句中的China Proper翻译为“中国”。^24

在清代文献中十八省之外则有“藩部”与“四夷”，此即上述华夷秩序的天下观。在清代文献之中与“十七省”“十八省”相结合的词条有好几种，如“内地十七省”“内地十八省”“中土十八省”“汉地十八省”等。从“汉地十八省”的用法来看，十八省的观念与汉人的居住地亦产生关连，此一意涵配合西方的族性地理观。

第三：西文中的China Proper（中国本土）观念，此即陈波所谓16至18世纪之中“西班牙文la propia China、拉丁文Sinae Propriae和英文China Proper等”语汇在西文文献中的出现。此一词汇的一般理解是：

是西方世界对历史上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由于汉族强势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此区域多指长城以南，并不包括由满洲族统治之清朝所在的满洲，以及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域。^25

就文献的起源而言，陈波所提到最早的例子是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的《大中华王国最着礼俗风物史记》（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Rome, 1585）一书之中“葡萄牙人的城市澳门是与广州毗邻，而广州则是‘中国本部’的城市”。^26此时观念的发展尚不成熟，该书也未具体说明“中国本部”的含意，约略指“中国版图之内”，而这一王国“分为十五省”。^27至于该词汇在英文文献的起源，根据包括约20万本书的ECCO（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Gale Cengage learning公司发行），最早提到“China Proper”的书是1762年是John Mair著*A Brief Survey of the Terraqueous Globe*（全世界的简略探索），^28书中指出中国本部指“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页164）。其次是1768-69年*Tobias George Smollett,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各国现况）。^29

而最早较清楚界定“China Proper”的书是1795年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William Winterbotham, 1763~1829）所撰写的*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有关中华帝国的历史、地理与哲学的观点）。^30在第二章“中华帝国之概述”，他说：“为试图对这个庞大帝国做一概括描述，将进行下列安排：一、“中国本部”；二、“中属鞑靼”；^31三、“中国的册封属国”（见页35）。作者将明朝十五省的疆域归入中国本部，由血缘群体汉民族居住；而西伯利亚、满洲（东北）、蒙古、东鞑靼（含今日之新疆、阿富汗、北巴基斯坦等）等地归入中属鞑靼。中国所册封的属国（朝贡国）则包括西藏、朝鲜、琉球、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等。此一用法大约是18至19世纪英文China Proper的意涵，亦即指称明朝15省（即两京十三布政司）、清朝17、18省的范围。

第四：19世纪末约七十年代：日本以“支那本部”翻译西方China Proper观念来描述中华帝国。在这方面最早的例子可能是1870年内田正雄（1839~1876）所编译的《舆地志略》一书（初版），作者指出支那是将“本部”与塞外的许多地方合为其版图，而“支那本部”是指长城以内，“原来之汉土，是唐虞以降历代邦国之隆替、英雄之兴亡皆在此之内”。^32其次，根据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数字数据库可以找到德国学者グリウリンヘルド 著、菅野虎太译述的《万国地志略》（1874年），所谓“支那领”的范围包括“支那本部、西藏、支那鞑靼、天山北路、满州、蒙古、朝鲜、琼州岛、台湾岛”。^33由此可见此时的译书中支那包含了“支那本部”之外的许多地方，换言之，后来日本人利用“支那本部”一语来“弱化”中国边疆属于中国的领域之作法在1870年代初期之时尚未出现。

第二个例子是参谋本部管西局编《支那地志》（1887）中“本部支那”一词。在下村修介所写的凡例之中说明：“支那全部之区分是由欧美人所说而来，但有些小小的出入。今此书对支那行政之区划本此而定，分为本部支那、满洲、蒙古、伊犁、西藏等五个部分。以十八省为本部支那、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满洲、内外蒙古青海及内属游牧部为蒙古、以天山南北路为伊犁、以前后藏为西藏”（参见附图）。^34后来所盛行的包括中国本部、满、蒙、新疆、西藏的“五分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此书。上述孙中山于1899年所绘地图中的地理观念与此有关，他可能曾参考这一类书籍。

在支那本部（与本部支那）一词出现之后，日本学者有多种不同区分中国的方式。诚如陈波所述“对中国的各种区分法，其核心是要调整所谓本部和其他诸部的关系”，而开始引进“族性的地域观”，而出现“支那本部即汉人本部”的想法。^35此一“族性地理学分类体系”进一步的与“日本扩张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结合，强调本部之外模糊地带并非中国固有疆域，“元清非中国论”、“满蒙非中国论”与此一地域观念有密切的关系。^36

第五：日本的“支那本部”一词传入中国而有“中国本部”的词汇在中文世界的诞生。最早是《时务报》、《知新报》翻译日文报刊，引入中文世界。首开先河者为1896年《中国边事论》。该文的译者古城贞吉将日文中“支那”改为“中国”而有“中国本部”一词的出现。然而同为维新派报刊的《知新报》、《清议报》则直接沿用“支那本部”一词。^37清末民初时这两个词汇在报刊上同时存在。

日本汉学家。曾自修中国文学、经学，历任东洋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评议员。他与中国文化渊源颇深，著有《支那文学史》，另及《李太白集》版本源流考、古本《西厢记》校注等。《支那文学史》被认为是“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此外，他翻译日文书报，转输西学于中国。尤其在他受聘于《时务报》期间，主持“东文报译”栏目，翻译并发表大量日文报刊文章。

古城贞吉的翻译文章是“东文报译”栏目中，译自“东邦学会录”的《中国边事论》一文。此文分四期连载于梁启超（1873-1929）主编的《时务报》，第12、15、16、18期（1896-1897）之上。原文为《东邦协会会报》第27、28两期（1896）所刊的『清国边备に对する露国の攻守论』（《俄国对于清朝边备的攻守论》）一文。^38

在此文之首有古城贞吉的案语：

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氏，驻燕京多年，南船北马，足迹遍四百余州，即于中国军事留心考察，着书极富，《观论中国》一编，已见其用心矣。不识华人读之，如何感慨乎？或等云烟过眼乎？亦大为寒心乎？噫！今日中俄保护提携，恶知异日不作吴越之观哉。^39

文中有关“中国本部”（原文为“支那本部”）的部分是在《时务报》第15册，“盖新疆地方，距中国本部离隔颇远，悬军万里，其不利可知……蒙古一带之地，荒野苍茫，介于我西伯利亚与中国本部之间，土地不毛、人烟稀薄，苟从军政上起见，此处显为要地矣”。^40文中其他几处亦有“中国本部”一词。^41

上文中的俄国陆军少将铺加脱氏是D.V.Putiata（1855~1915），俄文名字是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Путята, 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他参加了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战争、俄土战争（1877-1878），1886-1892年出任驻华武官，1896担任韩国政府的军事顾问，1898-1902担任亚洲部门的主管。上文所说的《观论中国》一书则是1895年出版的Orepku Kutauckou Muzhu Ocherki Kitaiskoi Zhizni（《中国生活的概览》）。^42

东邦协会是日本于1890年由热心南洋殖民的福本诚（号日南，1857~1921）、探险中国内地的小泽豁郎（1858~1901），和从事中国贸易的白井新太郎（1862~1932）等三人发起。该会发行《东邦协会会报》，其创办旨趣为：“寰宇上国之所以建立岂偶然哉……当此时际，以东洋先进自任之日本帝国，尤非详审近邻诸邦之状况，对外部扩张实力，藉以讲求与泰西各国在东洋保持均衡之计不可”。^43上述孙中山所绘制的地图亦出于此一目的而由该协会出版。由此可见《中国边事论》一文是翻译自东邦协会出版的《东邦协会会报》之中一篇翻译自铺加脱俄文书籍的日文作品。换言之，俄日中的连环翻译造成此一词汇在中文世界的诞生。

1908年在颜惠庆所编的《英华大辞典》之中proper一词之下有“China proper，中国十八省，中国本部”的解释，两者对译关系正式出现。^441916年赫美玲所编的《官话》也采用此一翻译，将China proper译为“中国十八省，中国本部”。^45由此可以确认“中国本部”一词是从1896年出现在中文世界，至二十世纪初年为辞典收录，并开始流行。

第六：中国本部观念之流衍。在中国本部一词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地报刊上就出现“本部十八省”的说法，将“本部十八省”相结合。1901年《清议报》第75册中《支那保全及满洲处置》提到“本部十八省、东三省（满洲）、蒙古、西藏、天山南北二路、东土耳其斯坦，共称为大清帝国之版图”；^461904年《江苏》第8期《英德于扬子江之竞争》中有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沿海者七省，沿江者七省……”。^471907年吕志伊在《云南杂志》所撰写的《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提到“我国人民无共同心，无团结力。本部十八省则分如十八小国”。^48

第七：种族革命与本部词汇之结合。晚清时太平天国的文献、革命书刊，均采取反满之种族革命之观点，至民初的“十八星旗”具体呈现此一种族与地域结合在一起的观念，亦即主张建立一个汉人为主体的国家，而其疆域与十八省的范畴相符合（亦即主张中华民国领土为内地之十八省）。种族革命之起源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口号之一即是希望重建“十八省江山”“英雄十八省”。^49晚清的革命志士继承此一想法，而将目标调整为“v本部十八省”。兹举邹容的《革命军》与陈天华的《狮子吼》为例。邹容强调汉族据有“中国本部”而逐渐次第繁殖于四方，“汉族：汉族者，东洋史上最有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国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洋文化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朝鲜、日本，亦为我汉族所蕃殖”。陈天华的《狮子吼》第2回，“话说天下五个大洲，第一个大洲就是亚细亚。亚细亚大小数十国，第一个大国就是中华。本部一十八省，人口四万万，方里一千五百余万。连属地算之，有四千余万，居世界陆地十五分之一”。^50章炳麟的《中华民国解》一文，虽没有用“本部”的词汇，然而其想法亦很类似，较为独特之处是章氏坚持反满而主张中国领土不止为十八省，而应恢复至汉朝之疆域，并认为边疆地区可“任其去来也”：“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51

章太炎1900年后转向“排满”，被梁启超说是“排满信念日烈”，“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1912年民国肇建之后，他对革命党“排满革命”造成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社会与共和国的疏离有所反思，面对主权国家的领土现实，关注满、蒙、回、藏等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危机，力主国家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夷夏尽有”的国家建构模式；亲履边疆故土，对边疆治理提出具体方案。九一八事变之后，章太炎联手马相伯发布宣言，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两个角度，确证东三省属于中国领土。也即，革命者章太炎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归到了其革命的对象清王朝在面对“革命”时所主张的国家统一立场上。

在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的想法也受到欧洲与日本从十九世纪开始所谓“民族建国主义”理论或“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即认为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江苏》上《新政府之建设》（1903年）一文主张：

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拏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礡膨胀不可消磨。^52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十八星旗”（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时的旗帜）即具体呈献此一汉人建国的理念。^53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为促成团结改而强调“五族共和”。民国初年的一本军人教育的宣传图册即表达此一“五族共和”的想法，并将地域与种族做一清楚的划分，其中“本部十八省”为“汉族”所居之地（分为北中南三带），此外满蒙回藏各据一地。“五族共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汉族中心理念，主张以汉人为中心追求五族平等。该书之中的作者表示清朝时“外藩地方”，“毫无权利享的，一种困苦贫穷的形状，实在是一言难尽”，“现在民国成立，视满蒙回藏的人，如亲兄弟一般，必要设法使他们同汉人一律受利益，享幸福，不许外人侵占半寸的地皮”。^54

王征骅，油画，1961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第八：从1912至1930年末期，中文之中广泛地采用“中国本部”“我国本部”的用法，而并不关心背后的族群政治的意涵。兹举数例，如1924年蒋介石致廖仲恺函，指出：“俄共殊无诚意，其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认为可与吾党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则在使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亦未始无染指之意也”。^55又如罗从豫的《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与中国本部贸易之回顾》，“昔日我国本部对东三省贸易，素视为国内贸易者，今已不得不划为国外贸易之范围；本部大量出产品，昔日源源运入东省者，今已不得不受关税运输等种种之限制”。^56这一篇显然为了因应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之后的处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将中国本部视为中性的地理名词，并不觉得“中国本部”一词的使用是有问题的。

四、顾颉刚与费孝通对“本部”“边疆”等词的争辩

中国“本部”一词进入中文之后，与“边疆”（又有“边疆民族”的说法）相对应，成为流行词语。首揭旗帜反对中国“本部”“边疆”等词的学者是顾颉刚。顾颉刚在19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强调中华民族应团结一致以抵抗外侮。1937年1月10日在《申报》“星期论坛”上顾颉刚曾写《中华民族的团结》，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571939年2月13日他又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登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开宗明义即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顾颉刚“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这三种文化，汉文化是自创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剌伯的，一个中国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个文化集团，不受限制”。^58该文刊出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59一直到1947年在南京的《西北通讯》创刊时又转载了一次，编者表示“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民族团结最为有力之作。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60

被日本鬼子奸污的少女贞贞为搜集敌人情报不得不忍辱负重回到鬼子身边成为慰安妇。几年后，贞贞伤痕累累回来却遭到村l里人的嫌弃：周围人对于她的语言上的攻击、诋毁，村里“长辈”们看不起贞贞而乱嚼舌根——没有被保护好的贞贞成为了一件被鬼子“使用”而被污染的了“脏东西”……

在抗战刺激下，民族主义的高涨，日本成为一种恐惧、仇恨与禁忌，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也便都被其“污染”而成为一种原罪或禁忌。

顾颉刚力主“中华民族是一个”，而批判“中国本部”一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用来欺骗国人的宣传手法。他表示早在1934年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之时即注意到此一议题。在《发刊词》中他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即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该刊的目的之一即对此谬论从学理上加以驳斥。^611938年10月18日的一场演讲中，顾颉刚又提及日人为了分化中华民族，巧立“中国本部”一词，又藉“满蒙非中国领土论”来“实行强占东北”：

日本人在我国地理上，公然给我们创出“中国本部”的名称来。我们在古史上从未见过“本部”这一名词，秦汉时我国的版图最大，南到安南，东到朝鲜；至于元时之疆域，横跨欧亚两洲，虽在中央政府有十一个行中书省，但并无本部的名称。这完全是日本人利用这些名词来分化我们的毒策。^62

此后他又撰写《“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等文，这两篇文章是他对“本部”问题的系统表述，也配合他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63

《禹贡》由顾颉刚发起的禹贡学会创办于1934年3月1日，是中国第一份以历史地理一词命名的杂志。《禹贡》的创立是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实践，也寄寓了爱国、育人和宣传的情怀，源起并非单一。后来随着华北危机加重，学会的宗旨明确宣称：“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民族演进，与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结合起来，使这种研究贯穿经世致用的精神。”深感“满蒙非支那论”等论调，《禹贡》将重点放到边疆问题的研究上，刊物极大地推进了边疆问题研究，其中凸显的学术救国色彩是时局危机加重的体现。

1938年12月原在天津的《益世报》因战火的关系迁至昆明。12月3日顾颉刚至环城东路的天主堂和于斌主教与牛若望神父见面“谈国事及周刊事”，双方决定在《益世报》上出版《边疆周刊》的专栏；12月9日方豪与牛若望又访顾“为办《边疆周刊》事”；18日顾颉刚在日记上写到：“到《益世报》馆访牛若望神父”。^6419日《边疆周刊》发刊，顾颉刚撰写了《昆明〈边疆周刊〉发刊词》：

在九一八以前，日本人早在地图上把满蒙和他们本国染成一色，然而我国人视而不见……我们办这刊物，要使一般人对自己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边疆史……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中华民国的全部疆土笼罩在一个政权之下，边疆也成了中原而后歇手。^65

由此可见顾颉刚核心旨趣是避免分裂国土，希望未来能将“边疆”都变为中原，使全国团结成一个完整的国家。12月20至21日，顾在日记又写到“到校，作〈中国本部名词应亟废弃〉讫，计三千六百字，即抄清，未讫”；“归，续抄论文毕”。^66后来该文刊于1939年1月1日《益世报》“星期评论”之上。1939年1月27日，《中央日报》转载了他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1939年2月至3月又有许多报刊，如绍兴的《前线》旬刊与宁波的《复兴旬刊》转载此文。^67

文中提出“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本为梁启超面对西方民族主义提出的“民族”（nation）这一现代概念提出的“反题”与“超克”，是一个超越单一民族（nation）的存在，而顾颉刚此处俨然有将“中华民族”“nation化”的倾向。或许，将nation翻译为“民族”，而将清帝国奠定的统一版图内的多族群的超nation的联合体也定名为“民族”本身就造成了汉语中“民族”这一概念的模糊与歧义。

值得反思的是，什么是“民族国家”？世界上“民族国家”的塑造其实普遍经历了非常残酷的历史代价，中国为此准备好了吗？“民族国家”（nation）这一现代性概念，是否是现代性的必然选择？传统的帝国或多民族国家是否即是现代性的对立？美、英不也正是多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帝国”（Empire）吗，它们是所谓“民族国家”吗？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刻意将“中华民族”“nation化”，也即将中国“民族国家化”，难道不正是坠入了西学东渐下的“问题误置”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问题殖民”中？

他认为此一词汇在中国的使用源自约40年前（1898~1900前后），来自日本教科书，是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的“恶意宣传”，这一点是符合史实的；但是他说“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撰的名词，亦译‘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此点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该词是日本翻译西文而来：

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个地方叫做“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把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本部的称谓。^68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究竟创始于谁人的笔下？此间书籍缺少，无从稽考，只知道我们的地理教科书是译自日本的地理教科书，而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造的名词，亦译“中国本部”为“China Proper”，这或者是不谙悉远东的历史而有此误会，或者也含些侵略的心思而有意替他们推波助澜。^69

顾颉刚指出此词流行之后，许多人认为中国只有中国本部，许多边疆地方渐渐不成为中国领土。这是日本人“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作窃夺我们土地的凭证”。顾氏特别举出日本京都大学矢野仁一（1872~1970）教授的“满蒙非中国论”，此一观点又影响到日本的政治人物如首相田中义一（1864~1929）。田中在向天皇的奏章中提出“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的特殊区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田中的奏章上又说，‘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中国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70顾颉刚认为“自日本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71

国史大纲作为“部定大学用书”，号称“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原是为“抗日爱国”而作。吊诡的是书中关于元史、清史部分的论述，并未作出“本国”式的“温情与敬意”的体认。书中关乎满蒙的论述，与矢野仁一等日本东洋史和满蒙研究的论调形同“唱和”，也由此与本书写作的动机形成张力和背反。

顾颉刚认为“本部”一词对中国的影响则是：

他们的宣传达到中国之后，我们就上了当了，大家感觉得“本部”的地方是我国本有的，是痛痒相关的；除了“本部”之外原是哈希上去的，有之固然足喜，无之亦不足惜，“任他去罢！”于是由得他们一步步地侵蚀，而我们的抵抗心也就减低了许多了。^72

一说到“本部”，就使人立刻感到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是中国的领土了，于是中国不妨放弃，帝国主义者便好放手侵略了。这不是利用了刺戟听者的情感反应的方法而攫取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吗？^73

顾颉刚不但批评“中国本部”的概念，对“边疆”一词亦表疑虑。这很可能也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傅斯年对由顾颉刚主编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使用“边疆”为刊名颇有意见。1939年2月1日，傅斯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上表示“边疆”一词必须谨慎使用。“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傅斯年并建议刊物名最好改为“云南”、“地理”、“西南”等，而“边疆”一词废止之。此外他亦提到“民族”一词亦应小心使用，不应“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而造成分裂。^74

顾颉刚显然牢记傅斯年的提醒，2月7日，他在日记之中写到，“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75随后几天他即在傅斯年观点的刺激下撰写了上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1942年顾颉刚在《成都〈边疆周刊〉发刊词》中又表示边疆研究的理想是除掉“边疆”、“边民”等“类乎孽子的”名词之存在：

我们这班人肯挺身而起，尽量做边疆的工作……我们要对外争取自由，必须先对内加强组织。到那时，我国的疆土是整个的，不再有边疆这个不祥的名词存在；我国的民族是整个的，不再有边民这个类乎孽子的名词存在。这才是我们理想的境界。^76

除了本部与边疆（边民）之外，顾颉刚还质疑许多词汇，例如“汉人”“汉族”“五大民族”（“五族共和”）。顾希望以“中华民族”来取代“汉人”“汉族”，当然同时也企图打断“汉人”“汉族”与“本部”之关连。他说“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文化也不是一元，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77他又说“汉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的混合，汉人的体质虽有特殊之点，却也是无数体质的揉杂……汉人体质中已有不少的蒙、藏、缠回的血液”。^78

顾颉刚也批评“汉族”的概念。“汉人的成为一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纯粹的血统，那么它也只是一个种族而不是民族。如果研究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而是已含有大量的满、蒙、回、藏、苗……的血液，那么它就不能说是一个种族。不是一个种族而却富有团结的情绪，那便是一个民族。什么民族？是中华民族”。^79“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个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80顾颉刚的想法和傅斯年一致，傅斯年说“当尽力发挥 ‘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81

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质疑“五大民族”，认为“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险性同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一样……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82“五大民族这个名词似是而非，并没有客观相符的实体。满人本不是一个民族，在今日……固已全体融化在汉人里了，即在当年亦不具一个民族的条件”。^83“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致有此以讹传讹造成的恶果……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84

对“五族共和”这一民国“立国之基”“百部并腔千车一辙”式图解所折射的，是对“共和”理念本身的错位解读。孙中山在《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说：“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

顾颉刚还谈到其他“造了名词来分化我们的例子”。例如，日本和俄国为了抢夺满州，“两国就协调来分赃，从此便有了南满和北满的名词”。英国势力到达西藏之后，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内政，“提出内藏和外藏的名词”。^85再者，“华北五省”则是日本人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合起来的称呼，“这原为这五省接近满州和东蒙……他们要促使这五省快些步东北四省的后尘而另组成一个伪国……还尽催着华北五省的特殊化和明朗化”。^86钱穆也呼应他的说法，而批评“东三省”和“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认为会产生分化的作用。^87

总之，顾颉刚认为本部一词为日本人所造，大约在1900年前后传入中国而盛行与中文世界。他撰文剖析本部概念之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认为这些名词都是帝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牟取自身利益而创造出来企图分化中国。因此顾的论述主旨在反对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并支持他与傅斯年等人所强调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想法。从清末民初民族观念的演进来说，顾氏于1939年所提出的一元性中华民族观，一方面批评晚清的“种族革命”与民国初年以来所提出的“五族共和”的主张，另一方面与1943年蒋中正在《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主张有前后贯通而相互呼应之处。^88

费孝通1936年赴英国跟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攻读博士，1938年归国。时值抗战，他从越南西贡登陆，沿滇越铁路径入昆明，任教于其师吴文藻创办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此后在云大组建与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日军战机在昆明连番轰炸，社会学研究室被迫迁往呈贡县城的魁星阁（简称“魁阁”），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费孝通并非不理解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良苦用心，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说：“先生从目前抗战建国的需要上痛论民族意识团结的要紧，拳拳心长，当为抗战建国言论中重要的典章，身为国人，无不憬然自悟！”只是，刚留学回国的29岁费孝通，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理性知识立场，更为关切经由长期历史与社会实践发育养成的族群文化传统。因此对中国多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实态有着切身体察，很难苟同顾颉刚等人置族群文化差异的事实于不顾的“中华民族”理论建构。

顾颉刚的观念受到费孝通的批评，他的焦点不是针对顾氏所谓“本部”观念与日本人的侵略主张，而是“中华民族”是否为一个。费孝通不同意“名词”有分化的作用，亦即对他而言地理名词的政治意涵并不重要。他认为分化的产生是因为本身内部矛盾而为敌人所运用。这使得两人议题讨论的焦点从国际间领土争夺转移为国内的民族问题。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写于1939年4月9日，原载5月1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中质疑顾颉刚上述的论述。他认为顾的目的是“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89费孝通说中华民族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但是从学理的角度也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受到尊重。抗日并不必然要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存在。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人群发生共同的利害，有对内稳定、对外安全的需要，自然有可能结成一个政治团体。因此，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样的想法与后来他所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念有延续性。

费孝通也质疑顾对“中国本部”“五大民族”等名词的讨论。顾颉刚指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所以地理上的‘中国本部’，民族上的‘满汉蒙回藏’都是没有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这些名词不是‘帝国主义者造出’的，就是‘中国人作茧自缚’，都是会发生‘分化’作用的”。费孝通首先质疑名词意义及其可能产生的分化作用。他认为“民族”不是不与事实相符的一个团体，顾没有区分nation（民族）与state（国家）与race（种族）等观念，“先生所谓‘民族’和通常所谓‘国家’相当，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费认为一个团体或组织如果健全，就不易受到空洞名词的分化。他说人们不宜太相信“口号标语的力量”，“这都是把名词的作用看得太重，犯着巫术信仰的嫌疑”。费孝通认为除了留心名词的使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问题是在检查什么客观事实使人家可以用名词来分化我们的国家？我们过去的‘民族’关系是怎样，有没有腐败的情形，有没有隔膜的情形，使‘各种民族’的界线有成为国家团结一致的障碍？”^90

费孝通其实了解顾的观念在抗战建国上的重要，因此当顾写了《再论本部与五族两个名词》《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来响应费孝通之后，费没有再继续讨论下去。费孝通于1993年在参加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曾回忆此时他与顾颉刚的辩论：

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亟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91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抗战后期在抵御外侮的共识下本部—边疆的讨论逐渐地不受到人们的重视。1940年之后“中国本部”的词汇只有少数经济统计的文章将之作为地理名词来使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威胁的解除、中华民族概念扩大、现代国家的确立，此一词汇日渐式微，在现代英语中China Proper一词用法已减少，而中文之中“中国本部”一词已非常少人使用。^92

1943 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中提出“中华民族”之内的汉、满、蒙、回、藏等 民族应改称“宗族”的观点（简称“宗族论”），包括中共在内的许多人斥为否认民族客观差别、不承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大汉族主义”。《中国之命运》因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遭到中国共产党组织撰写出版的《评〈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的反驳与批评。

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自从蒋介石成为所谓的圣人和英雄后，这里的学者们反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行动。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 社会科学家认为这部书废话连篇，对其表示不屑并感到耻辱。学术界普遍发出不满的声音。

然而由于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独特地位，该书出版30天发行15万册，在政府推动下，很快在中国发行100万册。“宗族论”得到广泛播扬，一度成为“正统”。退败台湾后的蒋在日记中反思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对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失策是其失去政权的原因之一，并提出了联邦制构想。

五、结论

近代中国“本部”概念的演变有两条线索。一方面牵涉元明清以来的地方制度，如“内地”“中土”“十五省”“十七省”“十八省”等观念之演变；另一方面也牵涉到西方中国研究中China Proper观念的多重翻译史，两者交织为“本部十八省”而成此一“新名词”。China Proper词汇的翻译史从中西文文献之中可以清理出一个大致之轮廓，其中包括从欧洲到俄国，再到日本，最后经由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与《清议报》；维新派的《知新报》等刊物之翻译而带进中国。这些词汇在20世纪中国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20世纪中国本部、边疆等词汇之传播，涉及报章杂志与教科书等材料的流通，这些概念在从西到东的翻译、传播过程之中，亦促成了政治人物与学者之间的辩论。如晚清革命志士以此概念主张“种族革命”，改良派则力倡“五族共和”。1930年代顾颉刚与日本学者矢野仁一等有关中国本部、边疆，以及满蒙问题有所争执，而费孝通又从多元视角批评顾颉刚之一元的中华民族观。1930-40年代本部之争议是中华民族讨论的一环，而日后国共两党民族观之分野植根于此，国民党肯定顾颉刚所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共产党则支持费孝通后来所逐渐发展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观。20世纪之后东亚疆域变迁及近代中国国家形构与上述辩论有密切的关系。今日看来顾颉刚与费孝通的两个模式，前者强调一元统一、泯除民族边界，后者突出多元而一体。1949年之后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基础的“民族识别”从事“民族建构”的工作，实际上加强了少数群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此一理论配合费孝通所主张的“多元一体”的民族观，然而多元与一体的矛盾却造成今日各种的民族问题。诚如马戎所述，“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究竟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政府识别的56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93针对此一现象，当下主张加强“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交”。后来又增加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而有“五个认同”的论述。^94其说法实际上和顾颉刚的理论有更多的亲近性。如何在加强“五个认同”的同时而不排斥对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尊重，而“公民认同”、“公民意识”是否可以配合认同特定政党而抒解族群矛盾，这些问题仍需要吾人做更多的思索与讨论。

^1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学术月刊》，2016年第7期（上海），页157-173。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上海），页145-166。

^2例如该文修正了“维基百科”上的解释。“China proper”（汉地），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 org/wiki/China_proper（2019年11月20日检索）。

^3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页162。作者没有注意到1896年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即有此一词汇的出现。

^4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页164。

^5东条文左卫门，《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图》（出版信息不详，嘉永3年，1850年）。

^6作者在图中画有三个离岛，分别为“琼州”、“香山”、“厦门”，应该分别指今日的海南、香港与台湾，属于内地十八省。另“琉球”的颜色不同。

^7明朝灭亡后，有日本学者认为满族统治下被“剃发易服”的清代中国已沦为蛮夷，而日本才是“中华正统”和“中国”。1672年林春胜、林信笃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而昔日之中原已是鞑虏横行之地，华夏已变成蛮夷。有关此时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观，并视中国为异国的分析，请参看Ronald P. Toby,*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8-230.

^8有关东邦协会的历史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参见安冈昭男，「東邦協会についての基础的研究」，法政大学文学部编，『法政大学文学部紀要』，通号 22（东京，1976），页61-98。狭间直树，『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5)』第三章「亜细亜协会について」,第四章「東邦協会について」，『東亞』，卷414（东京，2001），页66-75。朝井佐智子，『日清戦争开戦前夜の東邦協会：设立から1894（明治 27）年7月までの活动を通して』（爱知县：爱知淑徳大学博士论文，2013）。

^9有关孙中山绘制此一地图时所参考的各种数据，参见武上真理子，「地図にみる近代中国の現在と未来─『支那現势地図』を例として」，村上卫编，间都可以『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経済制度の再編』（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6），页329-367。

^10烈支多芬是德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他是一位旅行家、地理和地质学家、科学家，以提出丝绸之路而闻名。

^11孙中山，《手制支那现势地图识言》，秦孝仪编，《国父全集》（台北：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1989），册6，页548。

^12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11），卷4，页88。

^13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98。

^14富山房编辑局，《国民百科辞典》（东京：富山房，1908）。

^15东京开成馆编辑所，《開成館模範世界地図》（东京：开成馆，1930）。

^16名取洋之助，『中支を征く』（東京：中支从军记念写真帖刊行会东京支部，1940）。

^17“汉地”，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9C%B0（2019年11月20日检索）。

^1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北：三民书局，1976），页98-100。

^19陳力衛，「なぜ日本语の『気管支炎』から中国语の「支気管炎」へ変わったのか」，爱知大学中日大辞典編纂書，『日中語彙研究』，第6号（名古屋，2016），頁1-25。亦见陳力衛，『近代知の翻訳と伝播─漢語を媒介に』（東京：三省堂，2019），頁369-390。

^20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98。

^21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页374。

^22井上哲次郎，『訂增英華字典』（东京：藤本氏藏版，1884），页239。

^23井上哲次郎，『訂增英華字典』，页303。邝其照著、内田庆市、沈国威编，《字典集成：影印与解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153。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页163提到此一译法“极为罕见”。“正中国”的译法与后来通行的“支那本部”、 “中国本部”的观念有一致之处，亦即认为只有十八省是真正的中国，或许可以视为为后来的译法铺路。

^24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香港：循环日报，1899），页76。颜惠庆，《英华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页459。

^25“汉地”，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9C%B0（2019年11月20日检索）。

^26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页154-155。此书有中译本：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

^27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页157。

^28此书的出版信息如下：Edinburgh: Printed for A. Kincaid & J. Bell and W. Gray, Edinburgh, and R. Morison and J. Bisset, Perth, 1762.

^29此书的出版信息如下：London: Printed for R. Baldwin, No. 47, Paternoster-Row; W. Johnston, No. 16, Ludgate-Street; S. Crowder, No. 12; and Robinson and Roberts, No. 25, Paternoster-Row, 1768-69. 中国本部出现在卷7页53。

^30此书的出版信息如下：London: Printed for, and sold by the editor; J. Ridgway, York-Street; and W. Button, Paternoster-Row, 1795。

^31中属鞑靼（Chinese Tartary）中的“鞑靼”是多个族群共享的名称，包括以蒙古族为族源之一的游牧民族，然其含意在不同时代差异很大，有时亦将满州与蒙古合称鞑靼。参见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页164。

^32内田正雄编译，『舆地志略』（东京：文部省，1870），卷2，页1-2。陈波提到松山栋庵（1937-1919）编译『地学事始‧初舆地志略』（东京：庆応义塾出版局，1870）说“西藏在支那本部之西”。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页162。然核对原书卷1页11，作者的原文实为“西藏……占支那本国之西”。

^33グリウリンヘルド 著，菅野虎太译述，『万国地志略』（东京：养贤堂，1874）。

^34参谋本部管西局编，『支那地志』（东京：参谋本部，1887）。

^35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观念》，页165-167。

^36“元清非中国论”，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B8%85%E9%9D%9E%E4%　B8%AD%E5%9C%8B%E8%AB%96（2019年11月20日检索）。

^37如“我支那本部四万万人，其种族皆合一，未尝有如奥斯马加国中德意志人与斯拉夫人相竞之事”。梁启超，《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刊《清议报》，第26期（东京，1899），页6。

^38露国陆军少将プーチャート著，「清国边备に对する露国の攻守論」，『東邦協会会报』，第27期（东京，1896），页1-15。「清国边备に对する露国の攻守論(承前)」，『東邦協会会报』，第28期（东京，1896），页1-24。1890年代日本对俄国东方策略十分关注，翻译了一些俄文书籍，如ウエニユコーウ著，『露国東洋策』（东京：哲学书院，1893）、ア‧ヤ‧マクシモーフ著，『露国東洋策』（东京：哲学书院，1896）等书。

^39[日]古城贞吉译，《中国边事论》，《时务报》，第12册（上海，1896），页20上。

^40[日]古城贞吉译，《中国边事论（续第十二册）》，《时务报》，第15册（上海，1897），页19下。上文有关蒙古的部分见「清国边备に对する露国の攻守論（承前）」，《东邦协会会报》第28期（东京，1896），页1。原文是“……杳渺たる无边の原野我西伯利并に支那本部の间に介在し而かも土地不毛人烟稀少……”。

^41例如“察哈尔汗林丹者，振发暴威，凭凌所部，于中国本部之北方，独立称汗，且至强使明朝纳贡”（第15册，页20上）；“以军事而论，分蒙古地理为二，西北为山地，东北为平原，而首要之处尤映我眼中者，则为东部平原地。何则，我入中国本部，此为最近捷之地也 “（第15册，页20上-20下）：“吉林府在满洲中部，大道可通四方，东至于海，南直达中国本部，其要路有三条”（第18册，页23上）。

^42D. V. Putiata的生平考参Alex Marshall,*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and Asia*(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31, 32, 79-80.

^43东亚同文会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対支回顧録』（东京：东亚同文会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1936），上册，页677。

^44颜惠庆编，《英华大辞典》，页1773。

^45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ed.,*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Terms*(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p.1116.

^46[日]肥冢龙，《支那保全及满洲处置》，《清议报》第75册（东京，1901），页4735。

^47V. G.T.生，《英德于扬子江之竞争》，《江苏》，第8期（东京，1904），页87。

^48吕志伊，《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云南杂志》，收入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7），卷2下册，页829。

^49参见“洪秀全诗：先主本仁慈，恨兹污吏贪官，断送六七王统绪；藐躬实惭德，望尔谋臣战将，重新十八省江山”；石达开文：为招集贤才，兴汉灭满，以伸大义事。照得胡虏二百年，岂容而污汉家之土；英雄十八省，何勿尽洗夷尘之羞”。徐珂，《洪秀全联合会党》，《清稗类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会党类”，页146。

^50邹容的《革命军》，收入邹容、陈天华著，《革命的火种：邹容、陈天华选集》，黄克武、潘光哲主编，《十种影响中华民国建立的书刊》（台北：文景书局，2012），页24。陈天华的《狮子吼》，收入邹容、陈天华着，《革命的火种：邹容、陈天华选集》，页81。

^51章炳麟，《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页262。章氏文章中用“中国本部”之处甚多，如“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辑里语，作今方言。昔仁和龚氏，盖志此矣，其所急者，乃在满洲、蒙古、西藏、回部之文，徒为浩侈，抑末也！仆所志独在中国本部，乡土异语，足以见古字古言者不少”。章炳麟，《丙午与刘光汉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页158。又如“今计中国本部及新疆、盛京、吉林、黑龙江四省，大校二千四百万方里，为州县千四百，丁口则四万二千万有奇”，章炳麟，《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页312。

^52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5期（东京，1903），页7-33；第6期（东京，1903），页23-32。引文见期6，页23-234。参见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2期（2002），页106-114。有关近代中国受日本“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参见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53“十八星旗”，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5%85%AB%E6%98%9F%E6%97%97（2019年11月20日检索）。

^54倪菊裳，《中华民国的国土演说》，收入上海新北门振武台国民教育实进会，《军中白话宣讲书》，第4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页9。此一说法忽略了汉族的复杂性与文化性，以及许多汉族之外的人住在所谓“本部”之内。

^55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1924年3月14日，卷1，页74-75。

^56罗从豫，《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与中国本部贸易之回顾》，《中行月刊》，第7卷第4期（上海，1933），页1-13。

^57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1937年1月10日，第7版。

^58顾颉刚，《顾颉刚自传》，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6，页372。

^5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第4卷，1939年4月15日，页221。“前在《益世报》发表两文，方神父告我，转载者极多，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安徽屯溪某报、湖南衡阳某报、贵州某报，皆是。日前得李梦瑛书，悉《西京平报》亦转载，想不到此二文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万章信，悉广东某报亦载”。

^60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第1期（南京，1947），页3-7。

^61顾颉刚，《发刊词》，《禹贡半月刊》，卷1期1（北平，1934），页2。

^62顾颉刚，《考察西北后的感想》，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85。此文为1938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讲演。

^63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88-93。顾颉刚，《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17-122。

^6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页169、171、174。

^65顾颉刚，《昆明〈边疆周刊〉发刊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321。

^6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页174-175。

^67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前线》，第2卷第2期（绍兴，1939年12月21日），页21-24。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复兴旬刊》，第8、9期合刊（宁波，1939年3月21日），页2-3。

^68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90。

^69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页90-91。

^70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页90-91。

^71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页91。

^72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页90。

^73顾颉刚，《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18。

^74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收入《傅斯年遗札》（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页721-722。

^7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页197。

^76顾颉刚，成都《〈《边疆周刊〉发刊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329。

^77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97-98。

^78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13。

^79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28-129。

^80顾颉刚，《顾颉刚自传》，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6，页372。

^81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收入《傅斯年遗札》，页722。

^82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95。

^83顾颉刚，《再论“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20。

^84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98-99。

^85顾颉刚，《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18。

^86顾颉刚，《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20。有关日本人创造的“华北”之概念，参见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编，『华北の発見』（东京：东洋文库，2013）。

^8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100。

^88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总214期（北京，2016），页20-25。

^89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36。

^90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收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页140。

^91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收入《费孝通全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卷14，页269-270。

^92值得注意的是维基百科China Proper的中文词条本来是采用“中国本部”，最近已改为 “汉地”。这应该是由于“中国本部”一词几乎已经不为人们所使用。

^93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页24。

^94《“五个认同”：从思想上增强各民族大团结》，“中央统战部网站”，http://www.zytzb.gov.cn/tzb2010/S1824/　201710/1a269b48e7b54125a3e1216c97597d2d.shtml（2019年11月20日检索）。

*笔者感谢两位匿名审查人对本文之指正。本文是笔者参加中央研究院主题计划“文化、历史与国家形构：近代中国族群边界与少数民族的建构历程”分支计划“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的部分成果。有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与中日战争、中日文化交流的关系，参见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总214期（2016），页4-26。

本文选自李晓东、李正吉主编《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

黄克武，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出版有《笔醒山河》《胡适的顿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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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生態、移民、鐵道──滿洲「近代」的形成軌跡／劉建輝 第二部　對「近代」的接受、重組與再詮釋 第九章 對馬與外國船隻──到港與出港／石田徹 第十章 俄清外交交涉中的溝通隔閡──以18世紀初及19世紀中葉的兩個事例為考察對象／柳澤明 第十一章 中國式秩序的理念──其特徵及在近現代的問題化／茂木敏夫 第十二章 扎木察拉諾描繪的蒙古近代空間／井上治 第十三章 辭彙、戰爭與東亞的國族邊界：「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變遷／黃克武 第十四章 俞吉濬的文明社會構想與蘇格蘭啟蒙思想──東亞接受近代思想及其變化的一個形態／張寅性 第十五章 近代中國對法理學的接受與展開──梁啟超對中國「自然法」的「發現」／李曉東 第十六章 朝鮮的「無政府主義式近代」：20世紀初東亞克魯泡特金主義的擴散和《朝鮮革命宣言》／山本健三 第十七章 朝鮮末期的近代空間：民主主義土壤的培育／李正吉 第三部　接觸（contact）的「光」與「影」 第十八章 再考沖繩的近代──關於日本帝國與同化主義的問題／波平恒男 第十九章 大韓帝國時期漢城的自來水管道建設──從其與殖民地都市「京城」的二重構造論的關聯說起／松田利彥 ・第二十章　繪製「蒙疆」──從軍畫家深澤省三的美術活動與創作／王中忱

研究歷程／李正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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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刘建辉丨生态、移民、铁道──“满洲近代”的形成轨迹

王中忱丨绘制“蒙疆”：从军画家深泽省三的美术活动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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