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民族，怎样国家？】石母田正丨击碎坚冰

编者按

日本战败后，因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破产与盟军的民主化改造，民族主义的话语一时之间在日本成为禁忌，但是战后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反思与重建仍在继续。本文作者石母田正，便是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石母田正认为，此时的日本缺乏一种“健康而平等的民族意识”，而这种民族意识的重建，应该扎根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历史的熟知。所以在《击碎坚冰》中，石母田正对于朝鲜民族歌谣和日治时期朝鲜历史的关切，正是源于他自身对重建民族主义的思考。

十几年前，我也认识几位辛先生、金先生、李先生以及李女士，彼此交情都很好。这些人住在深川白河町的临时工小屋里，受雇做建筑工或司机之类，过着贫困的生活。虽然我们也就政治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讨论，但几乎没有涉及过朝鲜独立的问题。尽管他们把所有希望和梦想都寄托于独立一事，或者说正是因为寄托于此，才觉得轻率谈论不知何时才能实现的独立问题，反而是一种不慎重的态度吧。看到他们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甚至还被生活同样贫困的日本民众苛刻对待的痛苦，我首先庆幸自己没有生为朝鲜民族，但是随着与他们关系的密切，我反而逐渐觉得，自己生于日本民族才是不幸的。

我之前深信，随着日本战败，这些人们的梦想可以一举实现，朝鲜民族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开拓命运，长期积压在我心中的重担和不幸也会消除，然而前年有一次读到《国家的步伐》，让我感到很不愉快。此书对李先生、金先生、李女士们所承受过来的痛苦与命运再乘以两千五百万倍的朝鲜民族为了解放而做出的努力不置一词。面对御前会议室的隔壁房间里布满的日本士兵，面对怒吼的日本总督，噤若寒蝉的朝鲜大臣们怀着绝望的心情，被迫签下了《日韩合并》条约，对此，该教科书却表述为这是双方商谈的结果。

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编者黑色的良心。但是仔细想想，对于朝鲜民族的痛苦和为解放而付出的努力，我除了一些片断知识之外，其实也是毫无了解。我想许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吧。有很多人对战争持有批判意见，有很多人不配合战争，那是因为战争破坏了他们的生活和自由，但是，对朝鲜民族的压迫似乎与日本人的生活和自由缺乏直接关系，故而把对朝鲜民族的压迫当作自己的问题来对待的人也意外地稀少。正因为此事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正因为人们可以毫无意识地过滤掉这一问题，注意到精神被侵蚀之深刻危险的人也就更少了。即使多少留意过这个问题的人，也可能仅是认为，战败使得朝鲜脱离了日本，两者关系终于可以干脆痛快地撇清了。许多人认为日本停止了殖民地统治，日本人必须成为、也将会成为自由的世界市民，于是赶紧把视线投向了美国和欧洲。但是我想，这并非追求时髦、缺乏实体的世界市民常会遗忘的那种简单问题。我们过去的一切颓废，与朝鲜民族的被压迫有着深切关联。在战时被认为无与伦比地强烈的日本民族意识，一旦战败，却完全转化为奴隶性格/乞丐性格。显现在这种典型变化之中的特殊的“民族意识”结构，也与明治以后对其他民族的压迫相互关联。若要克服这种渗透在日本民众心中的颓废遗产，朝鲜的解放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在政治性解放之后，这个问题将作为长期的精神课题留待我们处理。如果了解此间重要意义，那么对于日本近代史的这一黑暗侧面，我们的无知和冷漠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太过于关心自己，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阴影。

“三一独立纪念日”刚过，我与友人崔圣宽久违地彻夜谈论朝鲜，也趁机向他询问了三一独立运动的概略以及他年少时所经历的事情。以下短文便是按照当晚听到的内容加以整理、补充出来的，也穿插了我的若干感想。崔先生的知识不一定正确、详尽，作为整理者的我也一无所知，此文无疑是不够全面的，但作为教授日本近代史的材料，对于在日本完全不清楚独立运动的朝鲜人而言，大概会有参考意义。至于更加详细、准确的事情，相信今后会有人来讲述吧。

“三一独立万岁事件”发生在一战结束后、世界还处于革命和动乱的1919年3月1日，是朝鲜民族为了摆脱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所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运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各个备受压迫的东洋民族赋予了独立和解放的勇气。这次运动据说首先在上海和东京两个都市进行。当时为了让中国也参加讲和会议，克莱恩公使（Charles R. Crane）被派遣到上海来，借此契机，逃亡在上海、以吕运亭（最近在南朝鲜被暗杀的独立运动领袖）为中心的朝鲜运动家们提出，希望朝鲜也能参加该会议。克莱恩公使对此表示赞成，因此上海的逃亡组织便派遣金奎植奔赴巴黎，同时为了组织独立运动，决定从满州和日本两条路线潜回朝鲜。但是这个时候，独立的烽火已在东京燃起。据说东京的朝鲜留学生在基督教青年会馆发布独立宣言，并亲手提交给了日本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但现在并没有找到当时的宣言和决议书之类。最早把东京事件的消息带回汉城的是张德秀，他通过天道教的指导者吴世昌、崔麟，联络了教界最高指导者孙秉熙，还进一步与著名历史学家、清教徒崔自善搭上了线。虽然崔自善想与独立运动领袖李升勋联手，但据说此时的李升勋已经根据从上海潜入朝鲜的鲜干赫的情报策划运动。迅速联合起来的民族共同战线，最后在佛教界领袖韩云龙、白龙城的加盟之下大体形成。计划急速进展，2月27日，组织把由崔自善起草的独立宣言印刷了二万一千份，秘密散发到整个朝鲜。翌日的28日夜里，孙秉熙等二十九名（或者三十二名）指导者秘密会合，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应在3月1日，亦即朝鲜王李太祖（高宗）国葬的前日下午两点发表《独立宣言》，同时让全朝鲜集中到京城的国葬参观者高呼“独立万岁”，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

（二）全体三十人[1]在塔洞公园集合，由孙秉熙朗读《独立宣言》，散发传单，各地区同时高呼“独立万岁”。

（三）由天道教徒和基督教徒散发宣言书。天道教负责与日本政府和贵众两院谈判，基督教负责与美国为首的各国谈判。

但是翌日3月1日的早晨，就发生了预示计划将会遇挫的事件。1日早晨，三十名领导者在大和馆（亦称明月馆）集合，为朝鲜的独立举杯，并致电朝鲜总督通告他们的目的，以及希望宪兵采取温和措施的意图。无需赘言，总督府马上抓捕这三十人，并扣押了独立宣言书。然而此时朝鲜民众的大规模运动已经开始，领导者的被捕无非是一个小插曲而已。有人在集中于塔洞公园的民众面前朗诵宣言书，大众的队伍高喊着“独立万岁”，开始了游行。经钟路、德寿宫、南大门、美国领事馆、昌德宫、京城邮政局，再到总督府的道路上，集中了来自全国的国葬参观者。难以抑制的民众之潮，以巨大的示威游行埋没了一切。街上的商店全部关闭，工场罢工，学校罢课。首都的示威运动，随着朝鲜国王被日本宪兵毒害而亡的谣言波及到了整个朝鲜。平壤、镇南浦、安州、宣州、元山的各都市与首都同时开始示威游行，5日在郡山，8日在大邱，10日在铁原、城津、江景、光州，运动不断扩展，据官兵公布，全朝鲜有六百十八个地区卷入了运动，有一百万或二百万的民众直接参加了示威游行。

民众与警察的冲突、检举、杀戮在运动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到了第三天，日本政府决定行使武力，枪炮和刺刀的峻烈镇压在全朝鲜陆续展开。但是民众的抵抗力强韧得超出想象，著名领袖人物被捕以后，民众中的无名英雄们便站出来组织、领导了这场运动。他们主要是学生、市民和工人，他们把京城分为八个地区来组织宣传队，集结民众，抵抗武力镇压。从三月到五月，日本不断增派军队。以朝鲜民族永不会忘记的水原大屠杀事件为界，这场民众运动逐渐败退，最终完全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之下。相关数字因人而异，一种说法是拘捕人数达五百八十万七千余人，死者五百五十三人，负伤者一千四百余人，被判刑者七千八百余人（其中妇女一百五十三人），但真实的死者无疑会是这个数字的十几倍。崔先生给我看了一张民众被处决的照片，其惨状在此无以言表。

从这场独立运动的性质来说，参加运动的民众是由多种身份的人构成的。浏览被拘捕者的职业构成即可发现，教师、学生、牧师、僧侣、农民、杂多的手工业者和制造业者、商人、职员、劳动者……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参与了这场独立运动，同时，运动的大规模及其软弱面都体现在这一点上。“三一事件”的惨败，让朝鲜民众承受了不可估量的打击和牺牲，但是他们从中获得的历史教训却更加重大。只是这个教训因为参与者的阶级差异而显现出不同的形态。一如事件的经过所显示，大地主、富裕的资本家、学者、宗教家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为达到目标而彻底战斗的决心，没有以自己的拳头来击碎坚冰般的日本统治的勇气。也许他们只是试图依靠国际力量来求得独立，民众运动只不过是第二位的，或者是意料不到的产物。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依赖外力、不信任自己力量的所有民众运动从来都没有胜利过。不仅如此，这个时代的日本作为战胜国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在朝鲜问题上绝对不容他国干涉。运动的失败证明了朝鲜的独立和解放必然只是朝鲜民族自身的事业，但是朝鲜的统治阶级却只从这个事实中感受到了绝望。之后，他们反而变成了压迫民族运动的颓废阶级。对这次独立运动的教训进行科学分析，嘲笑、反省自己在运动中的软弱和怯懦，最终得以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之领导者的阶级，乃是在“三一事件”中仅被拘捕了二百五十四人的朝鲜工人阶级。二战后，因为朝鲜殖民地工业急速发展而渐渐独立起来的工人阶级丢弃一切幻想，不断反省，踏实地构筑起了这项事业。当然就像所有的斗争那样，无论遭受如何悲惨的失败，认真的斗争必会带来相应的成果。“三一运动”之前，朝鲜民众毫无政治自由，运动之后，斋藤新总督赴任朝鲜，把“文化政治”作为礼物带来，允许民间发行报纸杂志，虽然范围极小，但却不得不认可了民众的结社自由。1920年，“朝鲜劳动共济会”的成立和三份朝鲜语报纸的发行，以及随后诞生的多种刊物和结社（尽管其内容尚有各种问题）标志着朝鲜民众的政治意识开始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关于此点，请参照1929年《国际文化》杂志中的李北满氏论文）。

1919年任朝鲜总督，1927年任维也纳裁军会议全权代表，1929年再任朝鲜总督，1932年任首相兼外相，1934年总辞职。1935年12月任内大臣，1936年在二·二六事件中遇害。

“三一独立万岁事件”的经过大体如上，但是为何合并之后，在殖民统治牢固得被称为“半岛山河静悄悄”的朝鲜，会突然发生如此巨大的民众运动呢？念及此事，不得不从时代的大潮流来思考。事件发生的前年，也就是1918年，在日本发生了被称为“大米骚动”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运动。这场骚动发端于福山县一个渔村的妇女运动，在四十四天里发生了一百八十几起同类群体事件，波及三府三十三县，等于席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地区，参与者达到了一千一百万。明治末期的“大逆事件”之后，日本民众运动似乎已经衰退，但在此次“大米骚动”中又重新高涨，奠定了由极其反动的寺内内阁转换到原敬“平民内阁”的政治基础，也成为之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划时代发展之源泉。不管是在政治史还是文化史上，“大米骚动”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日朝这两个谁也意料不到的事件之间，难道不是存在着某种关联吗？

再上溯一年，当然就是“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在此亦可感受到民众虽然相互隔离，但同时奋起的微妙呼应关系，感觉到日本史在世界史之中的脉动。西欧近代史上，1948年的“二月革命”从巴黎开始，蔓延到维也纳、米兰，再进一步扩展到柏林，最终引发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的独立叛乱，这种敏感急速的呼应关系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在岛国长大的人们，很难体会这种迅疾感。不管如何，革命的这种呼应和波动，以1848年为界，从狭窄的西欧世界一下子大胆地向全世界扩展而去，而1905年正是一个世界史的转折点。1902年，考茨基说过以下这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

与1848年相反，现在斯拉夫民族不仅加入了革命国民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与革命事业的中心也越来越向斯拉夫民族移动，革命的重心正在自西向东移动。19世纪上半叶，革命重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而德国在1948年加入了革命国民的行列。诸多事件显示，革命中心还在持续东移，已经移到了俄罗斯。新世纪正在此背景下拉开序幕。1848年的斯拉夫民族，对于觉醒的各民族而言，是令其春天之花凋谢的寒冬，但现在的斯拉夫民族的使命是，要成为击碎反动的坚冰，成为能为各民族带来新的幸福之春的暴风。

1905年实现了考茨基的这一预测。以这场革命为界，革命重心自东向西的移动成为决定性的事情。1906年以后，革命经由土耳其、伊朗继续向东方移动，到1911年的中国革命，可以说完成了这种世界性的呼应和波动。跨欧亚大陆的巨人斯拉夫民族便是这一波动的中间环节。这巨人唤起的暴风，吹过在广阔而落后的东方地域生存的各民族时，那就不再是西方发达城市中所见到的革命运动的敏感反应和迅疾呼应，而是促发数百万、数千万的人类群体背负着一切陈旧事物，缓慢而坚定地走向了行动。东方民族对新历史的这般参与，正是考茨基狭窄的欧洲式头脑没能预测到的，正是它为西欧式的第二国际之没落做好了准备。东方的民众运动并没有西欧那种闪烁如火花的辉煌，但其从民族到民族的波动却如同巨人的脚步一般钝重而阔大，看起来就如同沉没在平野和海峡之中，间隔千里却又高高隆起的亚洲山脉一般雄壮。东方各民族在半个世纪之前，亦即在封建的停滞和腐朽还占支配性地位的19世纪中叶也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巨大波动。例如印度土著民兵的叛乱、中国太平天国起义、朝鲜的大规模农民叛乱、日本的明治维新等，其中民众运动的高涨，对于各民族而言，不管是失败还是有所成就，都是意义深远的划时代性事件，预告着东方黎明的到来。然而，即使在各民族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世界史的内在关联，我们很难把它们从整体上视为革命的一个历史性波动。因为这一波动缺乏震源地，缺乏了一个可让各民族的孤立事件组织为一大势力的城堡。与此相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1905年在俄国开始，然后经土耳其、伊朗和亚洲的南部逐步向东方移动，最终在中国完结的这场革命运动，确实形成了一种历史波动。即使俄国1905年革命最终失败而不能作为永久持续的势力开花结果，但其意义在于，革命以怀着世界史使命而登场的斯拉夫民族作为媒介，与欧洲进步势力结合，再次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1917年，“十月革命”解决了遗留的课题。连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是仅属于欧洲内部问题的民族问题，一下子作为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问题扩展到全世界。作为“社会主义西方和奴隶制东方之间的一座桥梁”，“十月革命”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世界史意义（斯大林语）。这一历史波动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始，接着波及1918年的日本“大米骚动”、1919年的朝鲜“三一运动”、同年中国的“五四运动”这三次巨大的民众运动，从北方开始画出了一条弯曲的弧线。它与既往的民众运动在各自的民族历史中所发挥的意义不同，有着完全异质的重要性。尽管朝鲜“三一独立运动”表现出来的弱点远多过其优点，但朝鲜民族还是视其为不能遗忘的历史事件；“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的民众运动经历了复杂曲折的阶段和局面，而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依然认为必须把中国革命史的起点置于“十月革命”；1918年的“大米骚动”作为这种世界历史之波动的一个环节，也因此而成为日本史上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没有对其做出正当评价的大概只有日本的陈腐历史学家了吧。

我一边听关于“三一独立运动”的介绍，也一边指着世界地图谈了以上想法，但崔先生对此似乎没什么兴趣，他肯定更想谈论朝鲜自身的事情吧。我们讨论朝鲜民众在“三一独立运动”中展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和英雄气概时，他讲述自己的记忆，而我则讲述了对“大米骚动”事件的回忆。崔先生说，当时自己还是个孩子，模糊记着被父母带到了大邱的公园，看到在一个小山丘的亭子前挤满了身披白衣的民众，因为悼念国王的逝世而哭泣。不过，自己虽然知道大众在下一个瞬间突然变成了愤怒的群体，呼喊着“独立万岁”开始示威游行，但是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建议他，必须有计划地采访老一辈人，询问当时在朝鲜各地所发生的插曲或事件。同时我也给他讲了自己小时候经历大米骚动事件的回忆。我清晰地记得，天色渐暗时，在床上会听到民众在外面扛着电线杆喊着“嘿吆嘿吆”的号子游行；公园里聚集着不知从哪里过来的群众，一会儿就变成了汹涌的人潮，于是会有某个人站出来作激烈的演讲等。二战之后，出现了关于各地骚动的详细调查（《人民评论》二之一〇，牛山辰男氏的论文等），这些也是应该有计划地进行的工作。

即使是突然爆发的大型民众运动，其背后也一定积淀着悠久的民众传统。我认为，“三一独立运动”也并不仅仅是悲惨的朝鲜民众对日本的残酷殖民统治的绝望抵抗。朝鲜民族肯定具有某种传统，这种传统培育了该奋起则奋起、不会被压迫所腐朽殆尽的民族之魂。我请教崔先生：在世代相传的民族教育之中，是否能找到这种传统？崔先生的回答里，有些地方让我受教匪浅。他说，这种教育场所并不是日本教师挎着军刀、佩戴勋章走上讲台的普通学校。另外，有资格把这种教育作为民族教育来继承的，也不可能是从族谱（类似于日本的家系图）中寻觅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把族谱记载的祖先头衔视为一己名誉的腐败的世袭官僚地主等统治阶级。没有族谱的民众学习民族传统的教室，是军刀够不着的农家。教科书是通俗的古典小说故事，教师是老人。每到夜晚，众人就集中到附近某人的家里喝茶，孩子也跟着去。那里大多是戴着老花镜的老人为大家朗读用谚文写成的故事（谚文没有标点符号，读起来很困难，只有特定的老人才能顺利朗诵。由此即可明白谚文在李朝时代的创制，在民众文化史上是如何重要了）。故事多种多样，包括惩恶扬善的内容、悲剧内容、朝鲜民族的英雄传说、百姓的苦难生活以及平民的儿子突然出人头地、驱逐贪官污吏等内容。老人们听着这些故事，或哭或笑，沉浸其中。不过，给孩子带来感动的还是英雄故事，尤其是率领贫弱的军队迎击蒙古大军的高丽猛将乙支文德的机智过人的故事，他巧妙利用河流击退了按照游牧民习性沿着陆地集中来袭的蒙古大军。还有朝鲜战争中令日本军队头痛不已、彻底挫败日军企图的海军名将李舜臣，这些都是故事书的好题材。

通过这些故事，朝鲜的孩子们很大程度上培养了自己有能力击退外敌的民族自信。不过，令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故事本身，毋宁说是故事读完之后，老人们讲述的各种回忆。若是老大娘，就说当年结婚时的世态，若是老大爷，便会说过去在该地发生的各种事件，其中也包含着关于农民暴动的传说。孩子们在此不完整地听到的带有地域色彩的农民暴动故事，以及他们长大之后有机会通过知识获知的朝鲜传说之中，最为悲壮的英雄无疑是在16世纪末的朝鲜战役中，与丰臣秀吉的日军顽强作战的朝鲜民众。日军的这场侵略破坏了除去平安北道的整个朝鲜。南朝鲜的破坏尤其严重，据说庆尚道人烟罕见、土地荒芜、耕作者逃亡、种子肥料缺乏，农村的再生产基础完全被摧毁。崔先生甚至说这一消耗制造了之后朝鲜沦为殖民地的基础。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一民族危机更能鲜明地暴露腐败的统治阶级和民众的差异了。当拙劣的战斗技术导致失败之后，统治阶级无心战斗，一溜烟地丢弃乡土逃到了北方，连国王也逃到了义州。战况惨烈，在镇海附近的普州城，据传妇女儿童有六百万人被杀戮。那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民族而团结奋起的是农民义勇兵。

连日本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支由农民武装的义勇军的英勇游击战，乃是日本出兵朝鲜受挫的一大原因。朝鲜民众在南原、居昌、咸阳和忠清道、平北道等地不断击破日军，尤其是普州战、幸州战、露梁战这三大胜利一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不过，我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农民义勇军的英雄斗争或者胜利，不如说是朝鲜民众把统治阶级在面临危机时会丢弃故乡、保护国土的并非统治者而是民众这一教训传授给后代的意义。日本民众是否也有培养对统治者的不信任感的故事？崔先生说，曾从老人那里听过“剿除倭贼、恢复国家乃义勇军之力”的古碑文。这种自豪感，是他们不仅与日军作战，而且也与统治国家的旧官僚或地主作斗争这一事实的结果。在“三一独立斗争”中体验了相同的遭遇并且超越了这种遭遇的民众力量里，“统治阶级在民族斗争中会妥协叛变”的警惕很难说没有起过作用。

如上所述，朝鲜和日本的16世纪都是农民战争的时代，即使两者的斗争是在不同条件下展开的，但都给两个民族的历史带来了不可抹杀的进步。然而，日本农民战争的败北酿成了反动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以及随后的朝鲜侵略，同时，与这次侵略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挫败侵略者的朝鲜农民战争也没能打倒腐败的古代李朝。这里存在着值得探究的朝鲜史的复杂问题。若要了解朝鲜被殖民地化的前提，其秘密或许就藏匿在这一契机之中。在民众通过自身力量保住的国土上，抛弃过民众的旧国家和王族原封不动地高居其位继续统治。处于这种命运里，民众的历史便不由得呈现出复杂的侧面。一方面是对自己曾经获得的力量的自信，已经从这种自信里产生的针对统治者的不屈斗争，一方面却是来自绝望和怀疑的颓废。以这场朝鲜战争为界，朝鲜的农民暴动愈加激烈、频发，延续到1811年在平北嘉山爆发的“洪景来之乱”（洪是农民暴动的领袖），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崔先生说朝鲜战役后的农民暴动，也许是起因于战争导致的生活贫困，但我觉得不仅是那样，农民义勇军的胜利也是其基础。那是农民义勇军的遗产，是开创民族未来的传统。与此相对，另一个侧面则更多表现在带着悲调、象征朝鲜民族之柔弱的歌谣里。歌谣从那个时代开始就被大量传播，崔先生教了我一首：“耕了田也不是自己的，不卖田就交不了税。生个聪明儿子当官就好了。”这跟日本东北民谣一样，充满了自暴自弃、灰暗而无力的感觉。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赋予朝鲜民众的这一宿命变成了他们长期的负担。然而，朝鲜民众比谁都更清楚这点，终战之后，无人再唱阿里郎和太郎次郎之类的歌谣也与这一情况有关。但是朝鲜的旧歌谣是不能被遗忘的，我认为必须有组织地制定策略进行保存。

以上两个侧面形成了朝鲜民族的复杂民族性，而这两个侧面正好体现在崔先生教给我的以下这首歌谣里。歌谣唱的是地主的飨宴，唱歌的是农民：“那金樽中的美酒是我们百姓的血，餐桌上的佳肴是我们的肉，烛台流下的蜡是百姓的泪，歌声越高我们的怨声也越高。”遗憾的是我没有学会曲调，如果唱起来，应该是一首融汇了绝望、悲哀和憎恨的歌曲吧。

以上便大体上是我从崔先生那里听来的内容，以及我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以朝鲜少年们从老人那里听来的传统精神为基础，编纂朝鲜民族的历史。民族若要独立，就必须有独立的历史。日本的总督甚至抹杀了朝鲜统治阶级编写的历史。崔先生说，记得小学老师命令他们把家里的朝鲜历史书带来学校，然后没收了《略史》这本书。不仅是朝鲜的国语，甚至连其国民姓名也要剥夺的日本国家，野蛮到没有出其右者，没收书籍是可想而知的。这本朝鲜史当然应该以朝鲜人自己的力量和精神来编纂，但若有哪位年轻的日本历史学家希望帮忙做这项工作的话，欢迎他到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2]的历史部报名。对于我们而言，参加此项工作也意味着清洗身上的污泥。同时，这一历史必须具有科学性。在朝鲜的学校，教师讲解历史时，似乎经常会出于爱国热情而把各种不真实的事情教授给学生，例如神功皇后的朝鲜征伐是谎言，她是新罗王的女儿；朝鲜人唱歌谣唱得兴起时会拥肩舞蹈，发出的“chun chun gane”的伴奏音是击败加藤清正的意思等等。朝鲜的历史教育应该超越这种狭隘意识。在民族历史之中，失败并非耻辱，放弃战斗才有损名誉；忍耐了多出日本民族数倍的痛苦乃是朝鲜民族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若能铭记这些，就会发现朝鲜民族的历史充满了优秀的传统与光荣。若站在这种精神层面上，便没有必要畏惧任何真实，也才能很好地吸取日本史家在朝鲜史研究上做出的一些学问业绩。

1948年3月

[1]原文如此，与前面的二十九名或三十二名人数不符。或为口述回忆失误。——译注

[2]1946年在东京创办。——译注

参考文献

谭仁岸：《极端民族主义之后的民族主义——以战后初期的丸山真男、竹内好与石母田正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

本文刊于《历史评论》第3卷第5号，1948年6月，译自石母田正《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东京大学出版社，1952年2月。中文译文选自《人间思想·第八辑：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感谢人间出版社和译者授权发布。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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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学家。生于札幌，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1948年至1981年在法政大学任教授。1938年左右，他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研究日本古代和中世历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撰写的《中世世界的形成》（1946年），动态地描绘了地方领主和人民在庄园中克服古代暴政的过程，对从结构上寻求理解日本中世历史的研究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民主科学家协会和历史学会等科学运动，倡导和指导了一提高国民自身历史意识为目标的国民历史运动。

谭仁岸，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近现代文学史 和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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