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无名创号两周年
🎂2024年4月8日，
是谓无名成立两周年的日子，
我们从东亚研究系列中
选出阅读量最高的TOP15，
回顾这一年来探索的
“虫洞”与“黑洞”。🔍
No.1
No.2
身处汉字文化圈的日本经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启了对外侵略的脚步，就此人们惯于在列宁帝国主义论述和全球反/后殖民框架内解读。内田树却以主位（etic）视角指出：中华文化“华夷秩序”观是该外交战略的重要根源——当然此时中日间已是“华夷逆转”。身处东亚“边陲”的日本虽以五大国之姿参与巴黎和会，却未真正理解“现代性”展现的负面意义，因此错失成长为负责任的、真正世界大国的机会，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即“军国主义”）蛊惑下，奉行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步步走向穷兵黩武、称霸世界的不归路。
作为被卷入现代性的后发者，日本在追逐“现代”的过程中确实走过了一条曲折、血腥又耻辱的道路——为寻求超越，作为人类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或可称“警示性遗产”），对其反思和继承的权力绝不只属于日本，而属于全人类，尤其该属于同被卷入现代性的后发追逐者，及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伤害的国家和人们——因为正如内田所指出的：“仅靠‘我是受害者’这种自我申诉，是不足以给自己的主张找到伦理基础的。”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后起者，其思考不应止步于借既有规则改变自身所处的结构化位置，更应反思规则和权力结构本身。否则很难走出层层叠叠的“问题殖民”，从屠龙少年化为恶龙。
No.3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语算得上是一门既熟悉又陌生的语言。说它熟悉，是因为日语与汉语共享着许多汉字词汇，许多词汇融入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人们日用而不自觉；说它陌生，则是因为日语的语法与汉语相差甚远，学习另一门语言的表达逻辑与思考逻辑并非易事。然而上述所谓的差异比较，主要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确立，“本国语”与“外国语”有了明确区分的事情。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在接触日语时甚至一度没有当作外语看待，不少人在接触日文后也以“同文同种”、“和文汉读”等思想缩减两种语言间差异，以汉语的语言习惯调适自身的日语学习，以期速成。然而他们越发这样学习，就发现日语越发难学，不论是作为文字表达的日文还是作为交流工具的日语上面皆是如此。如果说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代表，那么近代中国人学习日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段重新认识、理解日本的过程。随着”和文汉读“迷思的消退，两国间的文化边界逐渐明晰。
No.4
本文深刻而系统地探讨了国家主义及其在当代世界中的极端表现的核心逻辑与心理机制。作者通过广泛的文献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详细展示了国家主义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感，以及如何操纵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他探讨了国家主义如何利用历史记忆、民族认同和社会集体心理，从而将个体置于一种将国家或政权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心理状态中。这一研究揭示了国家主义在政治操纵和社会控制方面的强大力量，以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的潜在影响。丸山真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主义的心理机制，还为当代学者提供了深入研究民族国家认识与国际关系的基础。他的观点强调了教育、社会政策以及国际合作在抵制和缓解国家主义极端化方面的重要性，这对于思考我们当今应如何面对全球社会面临的民族主义浪潮至关重要。
No.5
这里列举的几本书，大概以“边疆”及“全球史”为主题串联。不但因为它们是我长期关注的学术命题，也因为2023年的教学活动也围绕边疆的现代转化、边界的全球形成为主题展开。这几本书虽然题目分散、分析框架各异，却恰好提供了相互间的对话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倡导一种他称之为“海上新清史”的理论范式。不过，由于“新清史”一词的争议性，这个范式不免有些飘忽，也容易招致误读。作者不讳言他从“新清史”作品对内亚边疆、帝国多元性、满文材料的强调中获得启发，但他显然并不认为所谓“帝国性”就等同于殖民扩张。帝国的国家建构，与后世人们更为熟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No.6
No.7
2023年，依然是我走马观花杂乱读书的一年。当然，这“杂乱”终究万变不离其中，大致以个人兴趣和专业方向为轴线，其范围不出中国、日本和东亚区域，其内容主要围绕近现代人文社科的领域。这中间，有2022年出版而到了2023年才购得并展读的，也有的是译著，其原作出版时间早在几年前而购得译本则在去年。印象比较深且多得教益的有以下几本。
No.8
![精粹摘录：《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美]马克弟著，朱新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该书用精神病理学研究近代日本，称日本是歇斯底里的帝国，是亚洲病原体和欧洲病原体的混合，传染性强，免疫力弱，不断走向死亡政治。这些判断比较有趣，至少提供了一个从生理学角度看东亚，我概括为生理东亚，东亚的临床医学勘查。该书还提出很多新概念，比较有生产性的是“先验边缘”，研究视点定位在日本所设置的“外地”/“远方昭和”的身体——劳作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通过对中朝边境皮条客的研究，展现出武力日本之外的资本日本的暴力，日本人口贩子和黑社会生意人在边缘地带暴力争夺中国和朝鲜的皮条客生意，拐卖日本女性占领色情市场，倾销低劣廉价日本商品，巧取豪夺朝鲜农民土地，日本社会中无法消化的残渣在道德和法外之地聚集起巨额资本，为殖民进程服务，摇身一变成为了日本的民族英雄，摇动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小尾巴。](https://img.weiwuming.cn/weiwuming/bdb5d76ba3c7d189.png)
No.9
民族国家会是一个永恒的存在物吗？显然不是。
今日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下不断博弈才演化出来的。如果我们以罗马帝国来看待今天的民族国家，那么民族国家很可能是一种倒退。如果以这种视角来理解欧洲政治的演化，那么民族国家只占据了其中区区数百年时间。倘若这样理解，民族国家很可能只是欧洲政治演化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现象，而绝非永恒的存在物。
不仅欧洲国家，而且世界版图上的其他民族国家，同样是最近数百年或数十年才逐渐形成的。如果再沿着时间的轨道向未来方向推移200到300年，今日由民族国家构成和支配的全球体系也完全有可能发生根本的重构。历史地看，民族国家并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普遍的和永久的政治存在物。那么，未来呢？民族国家或今天的国家形态会一直延续下去并成为永久的政治存在物，还是民族国家既是历史演化的产物，又将随着历史继续演化而消亡？
所以，对未来的人类政治来说，民族国家最终可能会消逝——即便还很难做出准确的预见——至少是可以想象的。实际上，民族国家既是今日国际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又是许多国际纷争和冲突的主要来源。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一个国家无论是主动挑起跟别人的纷争，还是出动军队征服别国的领土，都是以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如今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我者”与“他者”也是沿着民族国家的界限来划分的。固然，对于国内民众来说，民族国家常常扮演着提供安全、法律与秩序的角色，以及扮演着提供集体认同与公共福利的角色，但是，对国际政治来说，民族国家常常又是互相冲突的源头和彼此作战的基本单位。从经验来看，政治家们又常常将民族国家作为进行政治操纵的平台，鼓励民众热爱本国的同时敌视外国。所以，如果把民族国家视为今天全球政治中纷争、冲突乃至战争的主要源头，并不为过。
No.10
加藤周一1955年指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典型，这一观点引发热议。而就在这一年，日本经过战后民主化改革，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各自整合统一，确立了保守政党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体制，史称“五五体制”。在经济经过战后十年高速增长和政治上呈现出保守趋向的时代背景下，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文化？这些议题都被重新思考和讨论。加藤之所以主张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乃基于日本历史与日本民众生活的现实，故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历史和文化加以纯化的运动必将遭遇失败。刘晓峰老师在讨论加藤的杂种说时，还延伸出丸山真男的发自日本文化“古层”的“执拗的低音”论，同样是在他者意识观照下针对本国知识语境的批判。这篇写于二十年前的文章并没有过时。作者主张，必须放弃单纯凭借一地一族一集团的文化传统来替代一切解决一切的妄想。而他所警惕的，当下似乎反而愈演愈烈了，不是吗？
No.11
No.12
这本关于上海的书，是由出身于中国的研究者在日本写作的，这种“复眼”式的视点很有魅力。另外，以往的上海论著仅偏向于1920、30年代，相对于此，对“摩登上海”成形之前的上海前史也颇得要领地加以论述，是本书的一大特征。在中国近代史这一宏大场景中，使“上海”浮现了出来，因此，让我们能够非常均衡地眺望中国史和那个上海时代。
我一边读着本书，一边思考着今后上海研究方面的几个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评价战前和战时大量出版的“上海书”？应当如何阅读井上红梅、村松梢风等大陆浪人、中国通的中国报告？把它们一股脑地说成是“帝国主义式的、殖民地主义式的偏见”、“不过是色情、荒诞、无聊时代的谎花而已”，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终究可以把这些风俗文学当作城市历史来阅读。从战时作为时局书出版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堆积如山的上海报告中，收集当时活生生的摩登都市上海的断片，是我的乐趣。
No.13
No.14
精粹摘录：作为法国的结构主义大师，施特劳斯的日本文化观深受日本学界瞩目，在1988年3月9日京都日文研的第一次研究集会上，他受该所首任所长梅原猛之邀做了“日本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之演讲。演讲者以天文学之喻确立了人类学家异域观察的位置及其难以被本土视野所替代的观感与意义。在他看来，人类的祖先既没有天文望远镜，又缺乏宇宙学知识，人们将夜空中距离地球远近不一的星星在同一个层面上命名为一个个星座，借以耕种、航海和辨知四时等。这些知识在科学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在实践上却是有用的。这个精彩的比喻，让我想到了竹内好。战后初期的竹内好将中国革命、鲁迅、毛泽东等作为讨论日本近代、亚洲近代的域外思想资源加以引介，“拿中国说事儿”，极大激活了前者的思想潜能。但有用不等于正确，孙江教授甚至直接批评，“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他对中国的判断都悖离实际。”这就像星座叙事，有用并不等同于在天体物理学、宇宙学意义上站得住。如何在“有用”与“正确”两种价值追求中平衡、取舍，这是“作为方法的××论”中不可不慎思之所在。落实到近年来在知识界大热的亚洲论更是如此。问题在于：谁在为谁自何时起为何而热烈讨论亚洲/东亚呢？谁在认同怎样的亚洲？亚洲叙事在何种情境下才是必要的理解与阐释框架，离开它我们究竟又会失去什么？一次上课我问学生：你们在生活中什么时候会谈到亚洲？他们几乎给出了同一个答案：讨论中国男足时。1月13日，中国男足将开启亚洲杯小组赛征程，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黎巴嫩、卡塔尔。好吧，到了我们该热烈讨论亚洲的时候了。
No.15
彩蛋
（点击可跳转阅读）一文引用了孙江教授的观点并特别引述了本号的“编者按”，谓无名同人的默默付出对学术传播所做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推文被引用，本号同人还是感到无限欢欣鼓舞。孙江老师将自己十年前的旧文比作“波迪厄扔进大海的瓶子（shu）”，谓无名有幸打捞出这样一个超越时代价值的瓶子，良有以也。本号开办至今，推送了大量东亚甚或不限于东亚的文章，虽未必都似孙江教授该文一样留有学术思想连锁的明显痕迹，想必也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吧。一位金融专业的朋友说：“每期谓无名我都要从头到尾认真看完，有的需要读几遍。算是‘兵荒马乱’的生活中一份安宁吧。”今天，为了忘却的纪念，特将孙江教授的文章选做年度彩蛋，供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再读。](https://img.weiwuming.cn/weiwuming/1d5da8c2e03962a8.jpg)
饶有意味的是，去年，竹内好研究的代表学者孙歌教授的旧作《竹内好的悖论》又一次被三联书店打捞上来（修订版付梓），竹内好的代表作《鲁迅》则被寇志明打捞上来（英文版《鲁迅》的翻译）。新的一年，谓无名将与全球的东亚学界同仁一道，在发现新知的同时，打捞蕴含“新见”的旧作，为东亚的知识传播继续发挥绵薄之力。
孙江教授一文的精粹摘录：上世纪末，当历史行将翻开新的一页之时，“亚洲”、“东亚”、“东北亚”等突然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众声喧哗中隐隐寄托着论者的期待：亚洲各国尽快解开历史魔咒，建构跨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藩篱的地域性整合体。然而，2012年夏，时针倒转，中日、韩日之间围绕岛屿领土归属发生激烈冲突，十余年过去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仍是同一本旧书，所谓亚洲话语不过是一场各说各话的能指游戏。德国历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批评与危机》一书中曾解释“批评”（kritik）与“危机”（krise）的语义，指出这两个词具有同样的古希腊语（判断、裁判）和拉丁语（分开、筛）来源，意为甄别、判断和决定。如果说，亚洲话语的兴起蕴含了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危机”——民族-国家的藩篱到底是松动了还是强固了，那么对该话语语义加以甄别、梳理乃至批评，或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推导出未来的可能性。……
本文分别讨论了竹内好的战争认识、战争认识的“历史”依据以及对战争责任归属的看法等，三个问题相互关联，是理解竹内好思想的三个重要方面。作为暂时性的结论，可以初步确定：竹内好不属于亚洲，把属于日本的竹内好置于亚洲讨论中心是不恰当的。竹内好所谈论的亚洲，无论是作为理念的，还是作为方法的，都与亚洲无关，而他所张扬的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建立在“他者”不在的基础上的。
平心而论，经历过战争的竹内好，在战后徘徊于日本近代的梦魇中，他真诚地面对失败，反省和批判自福泽渝吉以来日本所走过的近代化路线；但又不甘于失败，缠绵于“心情伦理”中，他关于侵略是连带的一种表现反映了其错误的战争认识。当竹内好研究热兴起时，正是历史修正主义和反历史修正主义围绕战争认识博弈正炽之时，竹内好这种模棱两可的战争认识和责任认识成为“沉默的大众”——知识分子的避风港。于是，当2012年东亚中日韩三国围绕领土的争端骤然升起时，竹内好亚洲话语显得苍白而无力，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论者的亚洲身份顷刻被化解在族群认同之中。
在全球史视野下，亚洲话语需要一次“方法论的转向”，如果不以“理性”态度彻底告别历史上的亚洲主义，有关亚洲的任何话语再生产都是无谓的。当竹内好成为论者谈资之时，正是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和与中国、韩国历史认识对立日益深化之时，如果竹内好活在今日，面对围绕竹内好的亚洲话语会说些什么呢？
张静宇丨人教社，请停止使用小学《语文》五年级课本《四季之美》一文！
